算法自动化决策多元主体间的分配正义

大数据时代,以算法自动化决策为代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引发了“算法歧视”现象。主流的规制路径,像创设算法解释权、传统私法规制路径以及公权力监管路径都有其适用困境。自动化决策的规制涉及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因此,不应对其单一静态的规制,而应通过分配正义构建多元主体法律关系框架,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公私法协同共治、多元主体间配合等方式,实现算法自动化决策多元主体间的分配正义。     

价格算法合谋的反垄断规制——事前管控与事后追责

计算机算法的发展为竞争者达成价格合谋提供了便利。传统的反垄断政策在规制某些算法合谋时不再有效。算法合谋有四种形式:信使类合谋、轴辐类合谋、代理类合谋和自主类合谋,分析了其形成的条件、运行机制,并采用经济学的方法,从成本收益和效率的角度说明了算法合谋的治理应当是事前管控与事后追责双管齐下;在具体的反垄断规制措施上,执法机关应当秉持竞争优先,慎用管制的理念,谨慎使用算法透明原则以保护创新和产权,强化算法合谋的事后问责,加大合谋的处罚力度。     

广东自然龚断行业规制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广东自然垄断行业规制制度改革一直处于“卡尔多改进”阶段,具体表现为模式的分化和问题的凸现。针对目前市场准入、价格规制、规制主体运行中存在的制度问题,改革的关键是放松自然垄断行业中非自然垄断业务领域的市场准入制度,打破国有垄断格局;完善价格规制制度,引入激励要素;实现规制主体的独立化、专业化和法制化,强化规制主体的被规制。     

走出理论迷离与实践疑惑:检举揭发型立功的实践认定思考

立功乃我国特有的刑罚裁量制度,自该制度适用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制度的正当性根基、立功成立条件,以及立功动机的正当性争议颇多,特别是对检举揭发型立功的实践认定更是陷入适用乱局。要化解检举揭发型立功认定所涉及的理论迷思与实践困局,需从探究立功制度的正当性根基着手,明晰立功制度的规制目的与制度本质,厘清立法规制预期与实然实效之间的差异;而后以既有的法律规范为解释基础,对立功主体与立功线索的互动型关系作合理圈定,最后对立功动机的正当性与立功认定之间的实践关系予以阐释。     

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1月12日在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现在,我代表南京市人民政府作工作报告,向各位代表报告政府一年来履行职责,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同时,问计于民、问政于民,请各位代表予以审议,并请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共谋发展大计。     

民间组织规制模式探究

宪政制度对民间组织的理性规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世界各国的民间组织规制模式大致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和社会主导型两类,二者在规制的主体、目的、范围、对象、手段、环节诸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清除人为障碍放松管制、走社会主导型规制之路,必将成为世界各国规制民间组织的共同选择。     

数字难民的武器：平台数字化垄断的刑法规制

平台数字化垄断是头部互联网企业利用强大的先发优势和市场地位，通过资本优势、业务包抄、免费定价、恶意挖人等方式形成市场中的支配地位，进而实施的固定价格、限制产量、划分市场等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虽然平台经济属于新业态和新模式，但其通过数据支配优势和资本优势获得支配地位并加以滥用的垄断本质不变，同样对良性市场竞争环境和消费者利益造成了极大损害。由于平台数字化垄断对市场的公平竞争法益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及侵害危险性，实施垄断行为的主体具有良知上的可责性，加之平台企业遭受反垄断处罚并不会实际威胁到其持续经营能力，因此非刑事手段不能达到对垄断企业的威慑效果。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反垄断刑事立法，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只规定了串通投标罪而没有对垄断行为进行整体化、系统化刑事规制的局限。故应对固定价格、限定产量、划分市场、联合抵制和串通投标的横向垄断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算法共谋属于典型的应受刑法规制的数字化卡特尔行为。     

论公司转投资的法律规制

转投资是公司重要的经营方式之一,但也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如资本虚增,控股公司将从属公司作为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的工具,经营者控制公司,债权人或小股东利益受损等。国外立法对转投资的规制措施可分为事前规制与事后规制两类。我国新公司法对转投资的规定较旧公司法有明显进步,但仍存在缺乏转投资披露制度、缺乏相互持股限制和关联公司制度等不足,应进行补充完善。     

算法自动化决策中的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

算法自动化决策在招聘、任务分配、劳动评估甚至解雇决策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其对于职场性别平等影响的研究尚未展开。本文尝试通过对国内外职场算法性别歧视案例的分析,探讨算法在数字经济时代就业劳动市场不同阶段发挥的重要作用,分析算法自动化决策可能嵌入既有的性别偏见,成为隐藏性别歧视的分配手段,并且造成难以觉察的性别歧视后果。应对算法自动化决策带来的职场性别歧视,应扩大传统劳动法关于性别平等制度的适用,并具体化算法自动化决策规制的相关制度。此外,还应积极构建性别平等的算法伦理,建设覆盖算法生命周期的性别平等制度,并发展针对算法性别偏见的审计与评估制度,通过制度设计和社会支持系统促进数字经济时代的职场性别平等。     

用成本审计提高激励性规制的效率

一引言“规制(regulation)”一般指政府以治理市场失灵为目的,根据有关法律、规章和制度,干预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活动的行为。在传统的新古典最优规制理论中,[1][2]对最优规制的分析是非常简单的:假设规制者和被规制的企业在规制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具有同样多的信息,因此运用直观的最优化方法,规制者就可以寻找到使其效用最大的规制政策,并要求企业按照最优政策的规定执行。然而,现实经济中的规制实践却远没有这样简单。以价格规制为例,按照新古典理论,规制者制定的最优价格应该等于企业的生产的边际成本,然而,在生产之前,规制者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