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女性作家小说叙事伦理解析

"五四"时期女性代表作家冰心、庐隐、凌叔华的小说作品,在修辞叙事伦理的四个伦理位置动态互动中,呈现出不同的伦理维度:在"内容伦理"层次,女性作者认同其他男性作者反抗"父权制"和封建礼教的伦理观;而在文本"讲述伦理"的两个层次,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则呈现了"贴切"、"伪装贴近"、"独立"等等不同的伦理距离;在"读者伦理"与以上伦理关系在文本形式上,呈现了女性作者伦理、社会伦理与读者伦理从认同、交锋到彼此独立的不同互动。     

叙述视角与新世纪文学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

叙述视角是女性文学形式分析的一个重要向度,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不再拘泥于聚焦者的生理性别,而是着重探讨写作者采用了哪种类型的叙述视角、缘何采用,及这种视角如何帮助作者建构女性声音的,这为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话语增长点。通过对《奔跑的火光》《轻重》《拐弯的夏天》《好儿女花》《流年物语》《婚姻》等新世纪女性写作的文本细读,探讨主人公叙述视角、主人公兼叙述者视角、叙述者视角等不同叙述视角所隐含的女性声音,以详实的文本分析实践丰富、充实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     

当代中国女性小说中的“集体叙述”声音

“集体叙述”这个概念来自女性主义学者兰瑟。她在《虚构的权威 :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书中提出了“三种叙述声音”的观点 ,即“作者声音”、“个人声音”和“集体声音”。她解释说 :“我说的集体叙述声音指这样一种叙述行为 ,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 :这种叙事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 ,也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1 ]她的这个概念针对的就是女性和女性的特殊意识形态地位 ,对于研究中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来说 ,这个理论也很有可资借鉴的地方 .本文就是试图借用这个“集体叙述声音”的概念探讨中国近年来女性作家创作中的几个典型 ,分析这些作品的文化内涵。     

论20世纪50—70年代爱欲叙述中的性别政治

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为了社会秩序稳定,也为了聚拢、集结人们全部身体力量为革命建设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加强了对爱欲的管束与治理,革命伦理建立了压抑个人爱欲快感、崇尚奉献牺牲的革命爱欲观。然而,从性别政治角度考察,不论是“十七年”时期压抑爱欲的革命文学叙述,还是文革时期彻底剔除爱欲的激进文学叙述,写作者的性别立场仍潜在规约与影响着文本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的认知和建构。男作家的革命文本叙述也隐含着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立场,而女作家的革命文本却在革命规范之内做着隐蔽的突破,试图为女性解放找寻合理路径,为女性寻求更加开阔的生存空间。     

可靠、不可靠与不充分叙述——一种修辞诗学

在叙事研究中,修辞方法关注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虚构或非虚构文本中的人物叙述对这种关系产生的作用,会对读者施加相应的情感和伦理影响。人物的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不充分叙述均不存在二元对立关系,将这三种叙述类型及其亚类型排列在一个从非常可靠到很不可靠的谱段之上,则既能够对人物叙述予以清晰的描述,又能为内容更为广泛的叙事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互文视域下的东北现代小说——以《暴风骤雨》为文本的个案研究

《暴风骤雨》的文本透露着《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子,具有文艺理论的互文研究价值。它采用了外来者进入的叙述模式,如实地写出了土改过程的艰难与曲折。作者主要塑造了两种处于对立阶级的人物体系,通过文学创作反映时代脉搏,周立波和《被开垦的处女地》作者肖洛霍夫的共同点之一就是他们都是党员,周立波是中共党员,肖洛霍夫是布尔什维克党员。身份的忠诚要求周立波在创作《暴风骤雨》时吸收了大量积极的材料,而同样本着颂赞农业集体化的布尔什维克肖洛霍夫就成了自己最好的榜样。     

论五四时期启蒙叙事的历史局限——以巴金小说《家》里的觉慧为例

在正统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巴金小说《家》里的觉慧历来是备受赞誉的正面人物形象。不过考察作者本人的叙述和文本的实际,可以发现文学史所塑造的可爱的准革命青年觉慧的形象有待于重新认识。论文首先追溯了1949年以来四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所塑造的觉慧形象,接着从作者的叙述和文本的实际出发,分析了觉慧作为从封建大家庭蜕化而来的一员所固有的缺陷。最后通过比较《家》中的觉慧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引出＂如何启蒙＂这一在今天看来依然重要但却悬而未决的问题。     

叙事结构下的潜在文本--韩少功《日夜书》的深层意义

《日夜书》显示看出韩少功高难度系数的叙事本领.复调艺术作为表层结构,通过情感结构输出价值观和阐释各个时段的社会文化心理构成,真实作者、隐含作者与读者互动,编码者与解码者身份置换,叙事重心便隐藏于这个潜在文本之中.作者通过把人物置于“不对等的伦理”之中使之构成-种不断升腾的悲剧力量.     

政治理念的诗性阐释——论《左传》的文化品格

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文史哲不分家,因此,先秦历史文本在产生之初就注定它只能在文学与哲学的夹缝中一枝独秀。博大精深的儒家哲学向来以道德为核心,政治为旨归,这一点影响深远。《左传》作为中国古代之历史文本也深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它通过对历史人物、历史战争等历史事件进行诗性的阐释,旨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为了更好地作政治理念的宣扬,全知叙述视角的选取是必要的。全知叙述视角的采用使《左传》的作者获得历史叙述的自由,使其对历史的诗性阐释付诸实施,这是《左传》作为历史文本的文化品格。     

法制与文学的完美融合——敦煌《文明判集残卷》分析

敦煌《文明判集残卷》是非常独特的一组判文,其不仅有深刻的法律意识,还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和极高的文学价值,显示了唐代法律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作者选取复杂的疑难案件或辨或析,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给读者带来了获得智慧的满足,加之作者追求波折的叙述个性,使文本具有了极大的文学欣赏性。     

巴塞尔姆小说的后现代特征

唐纳德·巴塞尔姆突破传统的纯文字文本的叙述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互文形式,在作品中进行大胆的语言试验,将非线性、碎片性、拼贴画、戏仿等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运用于文本中,折射出作者独特的当代文学审美理念。在小说中,作者对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寄予深切的关注和认真的探索。     

第三人称叙事的文本世界建构

世界建构元素和功能推进命题是文本世界建构的两个组成部分。文学叙事语篇的叙事人称和叙述视角会影响读者文本世界的建构。在第三人称叙事中,由于叙述者不在小说的虚构世界中,读者直接走进小说故事表征小说的文本世界。由于全知第三人称叙述者既可以从外部观察小说世界,也可以进入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读者的文本世界建构也会随着叙述者叙述视角的转换而发生变化。当叙述者站在故事外叙述时,读者建构语篇的文本世界;当叙述者进入人物内心世界时,读者建构从文本世界偏离的亚世界。     

论新生代散文的文类跨越与叙事调整

"新生代散文"作家有意识地突破传统散文体裁规范与叙事策略,大胆借用小说的情节化、诗歌的意象化、戏剧的张力性,打通了不同文类;同时,他们又借助梦幻、意识流、独白、呓语等结构策略来实现虚构,在散文中并转多重叙事者,与传统散文单一叙事者、叙事者与作者等同一的叙事策略不同,新生代散文采取的是非直陈式叙述,叙述者、隐含作者、作者呈现分离态势,显示出新生代散文叙事调整带来的新面容。     

博尔赫斯与科学史

晚年的博尔赫斯喜欢重复卡莱尔的这句名言“世界历史是我们被迫阅读和不断撰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我们自己也在被别人描写着。”历史离不开叙述，当叙述完成时，文本开始独立于作者而存在，但作者并没有消失，他成为开启文本和历史的一把钥匙。或许，理解历史作品需要理解它的作者及其生活的时代，而想理解这些，又需要理解过往的历史，还有若隐若现的我们阅读时的意向和旨趣。     

工具性影响：互联网对上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影响分析

上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互联网对上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影响更加令人关注。舆论普遍认为,互联网是导致上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首要因素。本文通过实证调查,比较分析了互联网化对上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影响要素,提出了互联网因被人格化而影响上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理性思考,进而提出了互联网对上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工具性影响和根源性影响这样两种解释视角。本文认为,互联网对上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影响只是工具性的,直接影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网吧和网载文化是互联网被人格化的产物,是人格化影响因素转化不良的结果。     

妇女、历史想象与现代国家--读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在我们的历史想象中,晚清是一个前现代时期。“半殖民、半封建”这样的历史定性为我们塑造了“黑暗、腐朽和专制”这样一些关于晚清的历史经验。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山河破碎、家国飘摇等等词语相关的一系列历史文本和叙述构成了我们对晚清的历史想象。这样一种充满悲情的历史经验来源于我们关于革命、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的叙事。虽然我们并不能轻易地去怀疑这些历史叙事的正当性和可靠性,但是对于历史,我们也不能单单以社会革命来进行想象与建构。历史也是具有多重性的,单一化的叙述会抹去很多充满感性的具体的历史情形。夏晓虹教授的《晚…     

政策咨询

原著撷英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个阶级阵营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摘自《列宁全集》第20卷第9页。单是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就已经极端困难，这是长期的经验历史的产物。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排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必然过渡阶段的人格化…     

厄普代克《S.》的隐含作者与潜在话语

《S.》是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红字”三部曲中的一部.作家宣称的创作动机是对女性主义的正面描写,但是,文本之中的隐含作者似乎并不能支持这一说法.通过对精心安排的文本结构的分析,文本的潜在话语浮出水面,隐合作者传递出的信号是对女权主义部分极端主张的反思和消解.     

叙事罅隙间的知识分子话语——对于臧克家长篇叙事诗《从冬到春》的话语分析

臧克家抗战时期创作的长篇叙事诗《从冬到春》的整个叙事过程中,出现了叙述对象的陡转、心理陡转与内视角叙事等三种叙事现象,它们造成了文本叙事存在着明显的罅隙。罅隙的出现透露了文本中在民族解放话语占据主流地位的背景下知识分子话语的潜隐存在,并与民族解放话语形成相互颉颃的局面。两种话语体系的颉颃,引发了对于战争中的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人性需求对立冲突这一战时现象的追问,亦将带来更多关于战争与人性的深刻思索。     

论叙事作品中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

在叙事作品中,按照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其区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但是,不能将这一基于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区分简单化与绝对化。在可靠与不可靠叙述者两极之间,存在着一条变化的轴线,存在着两者之间动态变化的关系。通过对一些作品的分析,以人物作为叙述者的同故事叙述中所存在的这一对应关系可得到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