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制度构建的路径依赖:变革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及其转型

现代国家制度的构建,必须有赖于适应合理性和民主化需求的"公民参与网络"型社会资本的塑造。制度变迁与社会资本转型的良性互动是制度变迁成功与否的关键。但在大多数非西方的转型社会中,传统的"垂直柱状网络"型社会资本向"公民参与网络"型社会资本转型和更新是一个艰难的"传统的现代性转换"过程。要摆脱社会资本的路径依赖效应,从根本上讲还是取决于制度的创新和实践。     

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保障转制成本的化解途径

中国经济转型引起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而转制成本是经济转型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转换面临的核心问题.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转型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而实现的强制性转型,制度转型的推动主体、执行主体、受益主体及成本负担的法律责任主体都是政府,政府不仅要负担弥补统筹养老资金支出缺口的责任,而且还要成为"老人"群体和就业群体养老权益的利益保护者,政府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安排不断地强化对民众的保护与服务职能.     

论地方政府行为变迁的制度约束——以保障性住房为政策行为考察域

研究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现象的意义,在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而对于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绝不仅为一个单纯的政府职能调整问题,因为地方政府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同时又需要受制度的约束。为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变迁的制度约束以及行为模式内在机制和逻辑,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借鉴理性选择和新制度主义等理论,对地方政府在对待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行为转变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行为变迁主要受财政体制、各级政府间的权力结构、地方利益结构等制度约束。     

比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的关键是搞好以民主法治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欧美、东方国家和拉美地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具有不同特点和经验教训,欧美经过长时期历史发展,最终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和国家主义的法德模式,东方国家则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中国的制度变迁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变迁,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型的变迁,在由集权到分权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必须发挥政府的稳定秩序和宏观调控的作用。     

制度的内部性外部性失衡与我国政府改革——对我国政府改革相对滞后原因的理论思考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进入了关键时期,政府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是涉及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战略性任务。政府改革相对滞后又是我国转型期的重要特征,破解政府改革难题成为改革攻坚的核心课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忽视了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也是改革需求者的重要事实。文章从制度的外部性和内部性出发,指出政府制度的内部性与外部性之间的冲突与失衡是导致改革滞后的基本原因。     

辩论机制：人大议事规则的核心程序之构建——以广东经验为分析范本

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表明：制度建设是根本。实现人大从“社会问题呼吁者”到“国家事务管理者”的角色转换，有赖于对人大议事程序上的制度改革。     

国外反腐经验借鉴

美国新加坡制度反腐自上世纪20年代起的半个多世纪内,美国正值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过渡的转型时期,工商业迅速兴起成为"权钱交易"滋生的温床。随着文官录用制度的改革、中产阶级社会成型,美国社会对滥用公权问题日益警觉,民众对政治清明、廉洁诉求强烈,从而对立法(国会)、执法(联邦政府)层形成改革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美国出台《政府道德法》,成为当代美国反腐制度的法律基础。     

公益法人制度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发展

建立健全我国公益法人制度是回应由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引起的社会结构转型、探寻社会管理模式创新之社会现实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并无形式意义上的公益法人组织,但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充斥着实质意义上的公益法人表现形式。我国的公益法人制度有着自身独特的先天品性,而当下发达国家完善的公益法人制度体系又为我们提供了后天努力的演进范本。以事业单位改革、社会团体改革等一系列社会制度转型升级为契机,走一条政府主导、民众参与的公益法人发展道路势在必行。     

社会管理创新呼唤专业社会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工日益精细,许多新职业和专业,在劳动就业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自从党的十三大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放在"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以来,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已经进行了6次政府体制改革。当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与实证——对一个师承性学派研究成果的谱系考察

中国30年经济改革和社会巨变的过程中,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也颇为丰硕。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培林研究员及其培养的博士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博士论文和专著)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师承性学派——社会结构转型学派。这个学派以"社会结构转型作为资源配置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为核心命题,专注于对"非正式制度"、"关系性社会结构"等问题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拓展,对于推动社会学把社会结构作为研究的核心、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及国家构建和谐社会、提出社会建设的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启示意义。     

农地制度改革40年:一个国家治理逻辑转换的视角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农地制度改革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关键词分别是:责任制、家庭经营、承包经营权和农业经营体系。农地制度改革折射出40年里国家治理层面的逻辑转换。在激励逻辑上,表现为"生产性激励"向"治理性激励"的转换;在制度逻辑上,表现为"经营性制度"向"财产性制度"的转换;在政治逻辑上,表现为"管控型政治"向"回应型政治"的转换。未来农地制度改革要充分考虑乡村分化、财政约束和央地关系等方面的现实境况,明确若干操作性路径。     

论中国式攻坚期改革重在提升制度竞争力

制度竞争力是当今世界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一个国家"生产关系"意义上的竞争力,而创新竞争力或者说是技术竞争力,则是一个国家"生产力"意义上的竞争力。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期,面临许多深层次的制度、体制和机制难题,需要探索和开辟新的改革路径和模式,通过制度创新和体制转型,为我国的未来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本文通过研究认为,我国要从多角度提升制度竞争力,主要包括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制度文化的自信力、制度结构的运行效率、制度构成的法治含量以及制度模式的修复能力等。     

新时期国家制度建设的环境分析

制度是政府提供的一项重要公共物品,制度建设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我国政府的制度建设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内、外部环境,政府职能的定位不清和硬性机制的欠缺是政府制度建设的内部环境;政府入世、市场体制发育的不健全以及转型时期不断增加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是其外部环境。在政府主导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只有认清自身缺陷和各种制约因素才能有效地进行制度建设。     

博士后制度创新中的政府职能定位

政府主导是中国博士后制度的特色,政府在中国博士后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创新"是博士后制度的灵魂和基调,也是中国博士后制度持续发展的动力,更是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在博士后制度创新中,政府应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合理定位职能,加强宏观指导,严格监督,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供社会服务。     

论中国特色公共福利财政制度框架建设——以转型财政学为视角

中国财政制度框架与财政职能正处于全面性、系统性、结构性和革命性转型过程之中,财政学转型与转型财政学学科建设议题应运而生。转型财政学是研究财政制度价值、目标、结构、功能、地位、角色转变的新型财政学科,核心是探索现代财政制度结构功能转变、财政职责范围内容、发展阶段与优先领域、基本途径与财政收支的普遍规律。中国财政制度结构转型实践的重大制度创新是公共财政、公共福利财政和应急、社会救助财政三类制度框架形成。现代财政制度三类体系的划分,反映现代财政制度结构功能分化与政府职责范围内容的变化。中国公共财政制度框架建设实践证明,财政职能角色转变状况决定政府职能角色转变状况。中国财政制度结构转型趋势与财税体制改革实践说明,中国特色公共福利财政制度框架建设是公共财政制度改革发展的战略重点与基本方向。本文首次简要界定中国特色公共福利财政制度框架的范围内容与优先领域,为社会建设和中国公共福利财政制度框架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官员“空降”变迁与困境

空降干部制度的改革是中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良善治理、巩固执政基础的积极努力,其所遭遇的问题反映了国家转型发展的两难困境"空降"干部是中共由来已久的重要传统,是中共进行革命和治理国家的有效策略。这一传统的形成与中共早期的组织性质和革命路径有关,与中共建政以后的目标追求和治理方式有关,只有置于特定的历史进程及相应的社会背景、制度体系之中,我们才能把握此项策略的生成逻辑与运作机     

论优化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形塑着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从当前来看,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影响最大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重控制、轻培育"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重制度建构、轻社会基础"的社区自治制度;"欲迎还拒"与"不信任"的城市社区文化。这些环境的合法性激励与资源性激励均不足,制约了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优化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应端正官员态度,明确政府责任;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加强培育力度;完善社区自治制度,夯实社会基础;创新城市社区文化,塑造公民意识。     

一站式政府的演进轨迹与转型机理

一站式政府实践大致遵循着自发产生、国家推动、技术助力和组织重塑四个阶段的演进轨迹,主要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技术与制度的关系三条发展主线展开。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中国政府应通过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改革和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来改变一站式政府建设的"多自发产生,缺国家推动,强技术助力,弱组织重塑"的现状。     

现代化视域下中国教育治理体系的重构

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一种理论上的宏观建构,同时又为我国教育治理实践提供了改革的思路与方向。当前中国教育治理体系正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身兼传统与现代二重性。由于政府行政职能边界模糊及其履行的失当、学校对政府依附关系、社会组织的低度发展、教育治理制度顶层设计的缺失等问题,使得中国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遭遇一定的障碍。因此,中国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构应以张力理论、共生理论、职能转型以及制度变迁为基础,通过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学校与社会组织的合理关系。     

探索社区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

一、龙岗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特点(一)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结合深圳龙岗区集体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也就是强制性变迁,政府充分考虑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地理优势、资本市场、城市化进程以及借鉴国内外经验,运用自身的权力积极推动集体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规模经济,缩短了制度变迁的时间,减少了制度改革的费用,同时抑制了"搭便车"的现象。如此大的成就离不开产生于民众间的制度变迁模式,也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居民自治、居民自发组成的协会等组织都在集体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