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重构的意义

司法调解制度被誉为“植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沃土中的一枝奇葩”。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深入，它的许多缺陷日益凸显。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诉讼激增、司法资源压力过重，司法成本过高等问题与西方适用ADR制度时的背景相同，在这种纠纷多发、利益冲突激烈的情况下，国家既要通过诉讼来统一社会主体的行为，也要保障社会的稳定，必然要求建立一个能与诉讼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机制，而西方司法ADR正是建立这种解决纠纷机制的有效途径。因此，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的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如何有效化解这些矛盾纠纷,既是关系国家社会治理的问题,也是考验司法智慧的难题。我国应通过构建多元化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厘清人民调解、仲裁等民间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方式之间的功能划分和作用方式,保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维护社会安定和谐。     

论和谐社会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为适应和谐社会秩序之纠纷解决的需求,合理分配使用司法资源,必须建立以司法判决为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来化解各种类型的社会纠纷,并在法治框架下,使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各种非诉讼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的和谐发展成为可能。无论从时代发展还是从当事人自身的实际利益看,多元化纠纷的解决机制都是符合和谐社会发展需要的、最为合理和应然的社会机制。     

诉讼效益与ADR

诉讼效益是通过诉讼活动所实现的社会效果与诉讼目的之间的重合程度。目前诉讼制度及运作有其不合理性和弊病。实施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可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一部分诉讼,缓解司法压力,避免诉讼机能障碍和诉讼效益的降低,从而有助于诉讼制度本身效益的发挥和提高。     

论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在我国的建立

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具有灵活解决纠纷、合理分配司法资源、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的功能。这种灵活、广泛、有效、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的建立是必要而可行的,因为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是减轻法院压力、提高诉讼效力的需要,也是解决现代型纠纷的现实需要,而且我国具备构建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社会情势和人文观念。但是,我国目前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着观念上的误区与制度上的弊端,必须正确认识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与法治的关系,加强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自身建设,尤其要对现有的人民调解制度、法院调解制度及仲裁制度进行重构,以期更加完善。     

ADR在我国运用的前景

面对逐年增长的民事案件压力，世界各国的法院都在探索各种方式以缓解压力、保证办案质量。近年来广泛采取的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法，对解决纠纷发挥了很大作用。本文就ADR在我国的运用价值进行探讨。 ADR的概念与特征 ADR(Alte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慨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指本世纪逐步发腰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刘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泽为     

马鞍山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探索

正当前,我国正处于各种社会矛盾多发期,司法资源短缺,法治保障不足,社会管理亟待创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第47期处干班社会事业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专题组经过商讨,决定对马鞍山市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再结合学习期间的交流     

和谐社会与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为了有效化解大量的民事纠纷,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当前不仅应重视诉讼的作用,更应该重视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当务之急是要纠正片面法治观,树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理念;适应现实国情,建立多渠道的纠纷解决体系;采取各种措施,提高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性,从而建立起便捷、高效、公正的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民俗习惯的司法运用机制研究

民俗习惯是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依据,与国家法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合作与补充。传统社会和现代法治之间的裂隙、法律的漏洞或不确定性为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提供了理论基础,民俗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达到了解决纠纷的目的,但存在着诸多不规范之处,如何将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达到规则之治和解决纠纷的统一便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美国法院附设ADR的分析与借鉴

美国是ADR的发源地与主要实践场所,其中法院附设ADR是美国ADR的主要形式。法院附设ADR既具ADR的特性,又具准司法性,是实现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功能互补的重要制度。美国的法院附设ADR在解决纠纷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相应地,经过近些年的发展,我国亦具备了实行法院附设ADR的立法和实践基础。构建我国的法院附设ADR制度,要从立法上加以规制,确立其原则和适用范围,对法院附设ADR的具体程序进行设置并建立法院附设ADR效力的监督和保障机制。     

司法ADR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稳定与和谐是中国走向法治现代化的标志,人民调解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制度的不健全以及与诉讼机制的脱节,导致人民调解未能充分发挥社会效能,其司法资源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故此,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探索人民调解与诉讼机制的有效衔接形式--司法ADR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法制社会的内在需要.     

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几点思考

我国目前正处在多元化的状态之中,需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将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目标定位在:公平、合理.通过借鉴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经验,以及通过实现非诉讼解纷制度与诉讼解纷制度的调适、完善诉讼制度,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和民间解纷方式的创造性转化,来构建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新时代“枫桥经验”解析

“枫桥经验”既是我国政法综治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也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金名片。新时代“枫桥经验”蕴含了丰富的法治元素,与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基层矛盾纠纷更加复杂多样,诉讼需求增长与司法资源紧缺之间存在着现实矛盾,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呈现出现代化与法治化的实践需求,亟待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国传统社会中调解文化的传承、域外纠纷化解替代方案的借鉴以及国家的顶层设计为构建符合中国发展需求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供了资源优势。这要遵循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重视司法引领与立法推动,创新多元化解机制,引导群众遇事找法等路径。     

论以多元化机制解决矛盾纠纷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完成管理手段和方式上的创新,调动其它部门和机制潜力,运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达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为此,公安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当事人自行和解、行政调解、行政复议、信访等机制在解决纠纷中的功能,把公安机关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与人民调解组织和司法调解机制有效对接,进一步完善“大调解”机制,并实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的对接。     

中国语境下的“能动司法”:语义与实践

西方司法能动主义或司法的能动性是相对司法克制主义的用语,实践形态和社会评价不一。中国语境下的"能动司法"理念重在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从特征上看,能动司法的核心是实现法院的政治功能,功能是建立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定位是遵循人民司法路线。建立便民诉讼机制、积极主动调研、延伸司法服务是具体实践形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有关问题研究

面对＂诉讼爆炸＂的局面,在我国目前诉讼与非诉讼的功能严重失衡的现实情况下,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整合,是稳定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论多元化视野下家事矛盾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构建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纠纷的社会，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够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为此，有效地运用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融合，既有利于缓解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压力，也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从而促进社会和谐。比较借鉴美国、英国、日本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成功经验．把外国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与我国现实国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改革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机制，扩大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适用范围．丰富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形式，真正探寻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家事矛盾非诉讼解决机制构建路径。     

论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科学配置

在法社会学的视野中,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和纠纷的社会,而是要通过诉讼与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的合理配置有效地化解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与纠纷。纠纷解决机制的科学配置就是既要包括以国家为主体的诉讼和审判机制,又要包括以社会为主体的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科学配置将是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行政诉权保护制度的重构

行政诉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诉权发展的历史同样也是公民诉权演进的历史。公民诉权在现代社会的不断扩展是与人权观念的法制化、现代化分不开的。它与法治国家的要求和法治精神相关联,更与国家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尤其是与纠纷解决权力的国家化及司法机关的运作方式——     

诉源治理视域下诉调衔接机制的完善

矛盾纠纷调解因其成本低廉、纠纷解决彻底、便于人际关系恢复等独特优势,在解决民商事纠纷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为此,既要加大调解的力度、积极发挥调解的功能,又要通过司法确认发挥司法对调解的引领、支持作用,还要构建与完善“诉讼与调解”的衔接机制,使“调解”“诉讼”有机联系,发挥各自的价值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