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与法律信仰之辨

法律文化与法律信仰关系极为密切,前者决定与影响着后者的发展,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家长制宗法社会体系、君主专制的政治特征以及根深蒂固的＂无讼＂法律价值观均不同程度拘囿了法律信仰的萌芽与发展空间,造成了法律信仰的整体确实。即便如此,只要我们极力追求良法之治,凸显法律的公心与良善,为法律之健康运作创造司法独立与自由、平等成为惯性的社会秩序,加大法律知识普及力度,提升公民运用法律解决争端的能力等,公民法律信仰之整体提升还是可期的。     

良治始于良法

良治始于良法。新加坡的立法实践告诉我们，法律绝对不是冰冷的概念和机械的条款，它所代表的是蕴藏在文字深处的社会理想、人文关怀和精神信仰。     

我们真正信仰法律吗

改革开放30年,我们远离了"无法可依"的时代。但在"有法可依"的状况下,我们是否"依"这些法?良法是否得到有效执行?人民是否得到法律保障的实惠?如果没有法律信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是否定的。     

论法律教育改革与法律信仰的培植

法律教育在培植法律信仰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然而,传统的法律教育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这种消极影响不利于形成法律信仰精神.为了发挥法律教育在培养法律信仰中的作用,法律教育改革成为必然:首先,法律教育尤其是普法教育必须把权利教育作为重点,增强公民权利意识.其次,应该把培养公民的积极的法律情感作为教育目标之一,避免法律教育中意识形态漂浮现象.第三,注重法律教育中方法知识的传授,把培养法律思维,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作为培养目标.     

论法律信仰的培植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有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作为理念的基础.在我国,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公民对法律的信仰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法治化过程中,我们要高度重视法律信仰的培植.要通过完善立法,改革司法,建立起法律的权威;要通过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为法律信仰的形成提供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法治进程中的法律信仰及其建构

法律信仰是法治进程中的精神支柱。没有法律信仰,法治的实现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法律信仰的建构是复杂的,主要包括制度基础、实践基础、信念基础和职业基础四个方面,法律信仰普遍确立的过程由于其复杂性,必然是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论法律信仰的培养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法治本身的需要;影响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缺失法律信仰的根基、法律信仰的前提、法律的权威性,是法律信仰普遍性的缺失。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社会优住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信仰培养,培育国家公职人员现代法治精神。     

浅析道德信仰和法律信仰在构建和谐校园中的关系

构建和谐校园是全国高校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和谐校园的构建,离不开精神文明建设,把道德信仰和法律信仰作为大学生精神文明建设的根基,是构建和谐校园的保障。明确道德信仰与法律信仰的关系,使大学生成为有信仰的精神文明倡导者,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关键。     

法律信仰的真正含义

法律信仰是一种从认识论意义上而言的、富有批判怀疑精神的信仰;它不同于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是人们对正义、公平等基本法律价值和法律规范、法律活动应当蕴含这些基本法律价值的理念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     

论法律信仰论中的悖论

信仰的实质是一种带有神圣情感的超验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法律信仰在中国很难形成;法律信仰论者把法律与法律身上所固有的主体性品质割裂,造成法律与法律身上所固有品质的二元化,把信仰的内容与信仰行为颠倒,用如何信仰代替信仰实质。本文试图分析法律信仰在中国这块土壤不能生根发芽的成因,并认为法律信仰在中国的语境下是一个假命题。     

公安边防执法中士官的角色定位及规范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深入推进,在边防执法工作中,有限的警官警力与繁重的执法任务的矛盾日益凸显,士官参与边防执法势在必行。但士官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其在边防执法工作中的地位一直受到了质疑,只做不说、只看效果不看授权,成为士官在边防执法中的基本生存样态。文章认为,可以尝试通过公安部的部门统筹立法途径,对公安边防执法中的士官进行定位和规范,从而建构士官参与边防执法的合法性基础。     

民法视野下的警察权力行使

民法作为万法之母,众法之基,在调节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作为一部私法,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同时也对公民的言行举止提出了一定的要求。由于对法律知识的模糊,特别是民法知识的匮乏,我国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很多的侵权现象,这是民警执法的短板,也是公民一直以来的诟病。民法素养偏低,给民警在执法过程中侵犯公民私权利留下了漏洞。民法不仅起着制约的作用,同时也对公安工作有着指导意义。[1]     

中国基层执法中的相机选择:从策略赋权到话语使用

在基层执法领域,纵向与横向部门之间的推诿、执法队伍与执法相对人之间的冲突,都是相关主体对于行政执法权采取相机选择策略的结果。既有研究局限于末端执法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将执法机构的权力配置视为"默认设置"项,忽视了初始权力配置对于执法策略选择的影响。行政执法权的选择性执行包括垂直互动关系中执法权的选择性下放,水平互动关系中执法主体间的选择性协同,以及政社互动关系中执法队伍与相对人对合法性话语的选择性利用。在垂直互动维度上,乡镇政府的赋权诉求与县级执法部门的控权惯性共同塑造出权能有限的乡镇综合执法机构,从而为基层执法权的运行设置了初始条件。在水平互动维度中,受制于条块结构约束和政府科层制特性,不同执法队伍之间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协作机制,促使横向执法协作流于形式。在政社互动方面,党政体制所依赖的两套合法性话语,即伦理化的"人民政治话语"与理性化的"法制话语"之间的张力,塑造了乡镇执法权的名实分离取向,是文明执法诉求与暴力抗法实践两张皮现象的结构化动因。对于基层执法领域相机选择的三维互动分析,突出强调了初始权力配置与党政体制合法性话语对执法行为的重要影响,可以拓展和深化现有的基层执法行为研究。     

机遇与展望: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法治化轨道

人民检察院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应当是检察机关的一项职能。囿于法律规定缺陷,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一直未能有效开展,导致大量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存在。回顾我国检察历史,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一直在曲折中发展。在从域外经验、理论基础、实践价值等三个角度分析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的同时,建议从司法改革中树立法律监督权威、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检察监督方式、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促使检察监督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关于构建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若干思考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建设与法治进程的推进及加速,都离不开信仰法律、崇尚法律的公民亲身参与和积极投入。但就目前我国社会现实的状况来看,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律理念、法律信仰和法律追求等方面尚存在某些不足与缺失。我国法治的现状还不能最及时、充分、有效地满足广大公民的利益需求,法治还缺少应有的刚性和力度。本文仅对此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作了具体的分析,并依此提出了我们的一些建议和对策。     

论法治的精神要素

法律意识与社会的法治化程 度是密切联系的。一个社会,其立法的 价值取舍、立法的内容和水平、执法的 力度、守法的状态、监督机制的完备与 否,是这个社会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 志。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这个 社会的法律意识的体现。法律意识是 法治的精神要素。是建设社会主义民 主法治的重要环节。     

新《婚姻法》5年实践之评析

本文通过对2001年新《婚姻法》五年多来的实际运行做考察和评析,认为2001年修改《婚姻法》虽然在立法上、理念上及法律规范层面上取得非常大的进步,但实际社会效果有限,没有完全实现其立法目的。要有效地调整婚姻家庭关系,需要在完善法律体系时重视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等其它社会调控体系的协调,在法律与社会规范的和谐共生、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中实现调整目的。在加强立法的同时,也应该高度重视规范的可行性,研究其实际运行效果。     

公安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公安行政执法中存在多方面问题,集中体现在公安行政执法人员有法不依;对公安行政执法程序认识不够,一些行为缺乏程序的约束,一些行为违反法律明确规定的程序,执法人员缺乏程序观念。就具体的公安行政执法内容来说,劳动教养已与现行法律相抵触,其他某些涉及人身的强制措施存在合理性也值得怀疑。要解决上述问题,除对公安行政执法诸环节予以完善外,加强对公安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亦至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