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21世纪的美国行政法

理查德·斯图尔特教授是行政法与环境法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于1975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论文，《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更是美国公法学的经典文献。本文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续篇，是斯图尔特教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同一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也就是在一个民主代议制政体下，如何给非民选因而不直接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所行使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合法的基础。在斯图’尔特教授看来，这正是行政法的中心议题所在。文章以政府规制领域的行政法治为重点，概括总结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美国行政法的主要特征，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发展和重新组合到今天。文章然后评述了在目前持续增长的行政疲惫背景下所出现的实现规制目标的新方法，以及这些新方法的行政法意义。文章最后概述了行政法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特征，并勾勒出不同行政法模式在新时代的前景。斯图尔特教授认为。每一种现存的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缺陷，没有哪一个模式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新的时代条件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开拓出新的行政法模式。     

论行政中立——从美国行政法看行政公正的制度保障

为了保障在行政过程中以不偏不倚的方式贯彻落实立法精神,美国以《联邦行政程序法》为基础,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制度,主要体现为行政裁决和制规过程中的行政官员保持中立、职能分离、禁止单方接触以及以议会的立法监督和行政首脑的执法监督为基本内容的限制政治影响等。但行政公正与中立原则的实现最终有赖于一个有效的司法系统;否则,再合理的制度也注定难以施行。     

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

作为一部可实施的基本法,宪法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规定某些方面的内容,而不可能也不应该面面俱到:作为社会的基本契约,宪法不是普通的法律,因而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宪法不是国家政策,因而不应该规定经济制度的细节;宪法不是政治纲领,因而不应该规定太多积极权利。只有在清除这些文本障碍之后,中国宪法才可能顺利获得实施。     

从王书金到聂树斌——“疑罪从无”的误用

<正>近日,河北省高院维持了王书金案的死刑判决,并支持检方提出的"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不是王书金所为"的结论。众所周知,王书金案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在于这个案件本身,而是在于他主动承认了自己就是聂树斌案的真凶。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戏剧性的一幕:被告不断供认自己就是某案的真凶,公诉方却坚决否定是他干了这事!公诉和被告仿佛角色互换,在被告是否是一桩强奸杀人案的凶手这个重大问题上相互"谦让"起来;被     

2010年中国法治的进步与局限

2010年,中国制定了《社会保险法》和《人民调解法》,修改了《保密法》、《国家赔偿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同时出台了不少规章和规定。总的来说,这些法律规定的主要亮点在于技术细节方面的完善，其程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中国宪政需要“愤青”推动

我指的"愤青"是动机比较"纯"(或压根没什么"动机")而说话比较"冲"的那类青年。中国宪政与法治之所以需要"愤青"推动,是因为除此之外它实在没有什么推动力。虽然全国人大今年很有自信地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但是毕竟立法容易执法难,行宪更难;宪法与法律可以当"门面",宪政与法治却是要动真格的,即便是在     

保护劳工权益应尝试工会改革

中国劳工权利难以主张,基本权利需要法律保障。问题在于,究竟谁来保障劳工权益?如果要让《劳动合同法》真正成为保护劳工权益的有力武器,决策者有必要利用实施《劳动合同法》的契机,完善企业工会和共同决策制度,让劳工广泛参与工会选举,让工会真正代表广大劳工的利益。     

从权利保障视角看族群自治与国家统一(下)

（二）比利时 和瑞士相比，比利时的族群和语区结构都更为简单，但是部分由于联邦结构设置问题，比利时的族群矛盾更加突出。事实上，比利时联邦正是族群矛盾激化的产物，而联邦制改革虽然缓解了族群矛盾，但是并未消除族群对立情绪。比利时经验显示，如果国家宪法结构在一开始没有及时化解族群冲突，以至族群之间产生一种敌对情绪，那么即便若干年后采取更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也难以根治积重难返的族群对立。     

认真对待实用主义——也谈中国法学应该向何处去

有幸应邀加入关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讨论,感到荣幸的同时也有几分惶恐,因为我一直自认是一个思维比较简单的“问题主义”者,一般只是将注意力放在眼前所思考的问题上,而不太关心不同流派的争论、理论范式(paradigm)的演变或未来的“理想图景”[1]。尤其是我认为法学如果构成一     

《预算法》修订需确立人大主导定位

1994年《预算法》颁布后，社会各界就曾发表过诸多不同意见。早在2004年，全国人大即启动了《预算法》修改程序，直至今年才公布了修正案草案的二次审议稿，足见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博弈也同样激烈。此次修订能否实质性改善预算决策程序，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