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组织与社区公共治理的形成

社区志愿组织在社区治理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语境下,无论是志愿者及其相关的概念,还是治理的概念,都有一个重新分析和选择引入的问题。在厘清其内涵的基础上,需要指出志愿组织在社区公共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经济改革的外在压力、和谐社会的内在需求和政治系统的主导作用,影响到社区公共治理机制的形成,促进了社区志愿组织的生长。     

流动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性重建探析——以济南市K社区为例

公共性作为社区治理的内在价值追求，是社区秩序的基本要素和支撑保障。特别是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异质性社区，重建社区公共性不但是实现多元社会管理格局的前提条件，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支点。本文通过对济南市K社区的调查研究，发现社区公共性培育面临着关系网络松散、公共空间萎缩、社区功能单一、主体结构失衡、社区组织发育迟缓等问题，这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流动迁移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流动人口需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首先要通过培育社区认同、营造社区文化、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网络、打造交流互助平台等途径，增进社区主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其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破除主体间性困局，从而实现社区公共性的重建。     

协同视域下大学生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的困境及突破路径

协同理论主张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大学生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参与主体,有着其他主体所不具备的优势,在社区治理与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阐述了大学生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的必要性,从大学生对志愿参与社区治理的认识不足、高校对大学生社区志愿活动统筹规划制度不健全、社区对接大学生志愿活动意愿不强烈、融合有限等方面出发,探讨了大学生志愿服务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基于大学生自身、高校、社区三个维度的突破路径。     

公共危机中的农村社区联动:逻辑、挑战与策略

社区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促进农村社区联动,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社区联动讲求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蕴含"三位一体"的主体逻辑、网络治理的空间逻辑及组织动员的动力逻辑。然而,在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中,出现了村户衔接、信息沟通以及外部支持等方面问题,造成农村社区信息、物资和技术的"孤岛"现象,致使农村社区联动的优势难以充分发挥。为此,一方面要积极运用政府强大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发挥农村社会固有的社会网络优势,打造"三位一体"的社区联动模式,实现农村社区公共危机的精准防控。     

治理困境与组织化回应：党建引领如何激发社区治理活力？——基于成都市X街道Y社区H小区业委会成立的个案研究

党建引领社区有效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既有关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研究往往将重点聚焦于治理结构较完善的社区，而较少关注城乡接合部社区党建引领基层自组织发展对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输入—转化—输出”分析框架和成都市H小区田野调查发现：在个人自利动机驱动下，小区居民的原子化、个体化、异质化特征凸显，公共参与中“搭便车”行为使得小区集体行动陷入困境。在组织自利动机驱动下，缺乏监督的物业公司在管理和服务过程中存在独断专行、不作为、暗箱操作等问题，小区物业服务质量低下，物业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社区治理难题。面对社区治理挑战，成都市X街道Y社区党委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诉求为切入点，以推动业委会成立与运作为关键抓手，完善了H小区治理结构体系，解决了小区治理难题，减少了社区治理中个人与组织的自利行为，打造了多元主体各司其职、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有效激发了社区治理活力，由此探索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社区有效治理的实践路径。     

森林资源参与式社区共管治理网络的发展

政府封闭、排外式的传统管理模式使其在生态公共物品——森林资源管理中的弊端日益显露。本文秉承治理理论的精神内核,论析了社区村民、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三大主体在参与式社区共管机制中的角色规范,提出应构建多元参与、互动合作的森林资源管理体系,实现保护区治理网络的发展。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志愿者的角色困境与进阶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志愿者作为提供志愿服务的主体，是推进和完善现代志愿服务事业的重要力量。同时，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成部分，社区志愿者也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一环，其工作有助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结合新时代社区志愿者的实践，基于角色进阶的分析框架发现，当前我国社区志愿者数量迅速增长，发展态势良好，但也陷入了角色认知模糊、角色期待悬浮与角色互动失衡等困境，与社区治理的需求不适配，不利于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业的长远发展。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目标导向，通过强化志愿服务理念达成角色认同目标、完善体制机制达成角色契合目标、优化治理格局达成角色共治目标等方式是突破角色困境，实现社区志愿者角色进阶的路径。     

论社区警务与社区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丰富多样的社会需要,政府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显然难以适应,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社会和社区转移。社区警务战略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这使得社区内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成为社区警务更为广泛的力量。对社区警务而言,在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下,政府仍在整个网络内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分享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社区警务的各项目标。     

抓社区,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

近年来,吉林省委、省政府把社区志愿服务与社区治理紧密结合起来,突出制度化建设,努力实现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着力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构建健全的志愿服务组织网络是关键。全省所有社区统一建立了“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对外统一挂牌,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培育公共理性

公共领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公共理性是公共领域的价值精神。培育公共理性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是公共领域治理的需求和民主法治的时代要求。可通过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拓宽公共生活领域、公民教育与实践并举和发展网络民主等途径培育社会公共理性。     

社区公共治理与和谐社区的组织化构建

随着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利益整合机制失灵,社区伦理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在对和谐社区作出理论探讨的基础上,认为社区公共治理结构的建构必须在行政资源的推动下,注重社区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但也面临初始行动者的生成、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信任和社区治理网络的协调与整合等三个方面的难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网络公共领域的形塑与理性成长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公共领域的规范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标志。政府、网络运营者和公民作为主要参与主体，共同形塑着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样态。厘清不同主体的特征，探析多主体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态，提出规范和完善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新思路，以维护这一新的社会场域的和谐稳定，进而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从主体特征和治理角色来看，政府是网络公共领域的领导者和监管者，网络运营者和公民分别是关键责任人和重要参与者。从主体间互动关系来看，三者形成了高度活跃的交互关系，共同构成立体多维的治理结构。未来，网络公共领域的有效治理需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打破虚实壁垒，并着力形成以政府主导、网络运营者和公民积极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     

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

乡村公共文化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和村落自组织文化两种实践样态。公共文化服务因文化阵地建设的供需分离、文化活动重"送"轻"种"、文化资源开发的异化现象等问题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呈现出"内卷化"逻辑;村落自组织文化因文化责任主体缺位、组织主体弱化、参与主体缺失等因素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呈现出"无主体逻辑"。两种实践逻辑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应建构国家资源与村社组织协同的公共文化发展模式。这一协同治理模式的实践过程本质上是通过国家介入来激活地方性内生文化资源,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实现多方利益主体的合作,激发出社区的文化活力,确立起文化主体性。     

嵌入性视角下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双重角色与行为逻辑——以S市Y事件为例

邻避问题伴随着中国城市转型发展在各地不断涌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城市的发展。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地方政府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忽视了邻避事件中社区方、项目承建方等其他重要行为主体对邻避问题治理的影响。作为居民邻避诉求的一线处理主体,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社区居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基层准行政组织"的双重角色属性要求其在邻避问题治理中,要同时应对社区居民的邻避诉求和上级政府的维稳压力,这制约着社区居委会参与邻避问题治理的效力。研究以S市地铁修建引发的Y事件为实证案例,从嵌入性视角对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参与行为进行解释,发现社会网络嵌入影响着居委会在邻避事件不同阶段的角色选择和参与策略。为了进一步发挥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将社会网络嵌入保持在适当强度,推动社会网络嵌入由"单向度"向"双向度"转变,构建地方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机制中的"协作"关系,促进社区居委会的"自主性"发展。     

民间组织协同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囿于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高成本与低效率,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需要多元化的供给及参与主体,从而实现城市社区的协同治理。城市社区中,多种主体组织不断涌现,数量众多的社区民间组织具有使用资源少、适应环境能力强等特点,它与其他社区组织协同为社区提供更丰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动了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有利于社区善治的实现。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20个社区110个民间组织的抽样调查,从微观社区治理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民间组织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及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改善。     

公共危机多主体参与治理的结构与制度保障研究

公共危机多主体协同治理结构中的核心问题,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各个参与主体的权责分配问题。公共危机多主体参与治理体系的关键,是构建以政府为主导,营利组织、第三部门、媒体、社会公众等其他主体之间的协作需要通过相关的机制规范。本文在公共危机多主体参与的结构分析基础上,揭示我们目前公共危机治理中多主体协作的现状与不足,并从法律制度环境、组织体系优化、权责规范、资源保障以及信息技术保障等方面构建公共危机多主体治理的制度保障体系。     

赋能社会组织：日本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及经验启示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是我国社区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组织结构性缺位与治理功能欠缺已成为制约其有效协同社区治理的主要瓶颈。日本社区营造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从开启到发展及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从日本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来看，政府提供“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加强非营利组织培育发展以及促进市民参与等是日本社区营造成功的重要保障。日本社区营造成功的基本经验是注重对非营利组织赋能，并使其成为社区营造的主体力量。“新公共性”理念、《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以及“协动政策”是日本培育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主要经验。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及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亟须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推动社区公益创投与社区基金会政策创新，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与资源保障。     

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业主的角色定位

城市社区治理是实现和谐社区的基本途径。如何搞好社区治理,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入发展,社区治理主体也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社区业主是构成社区的基本元素,在社区治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当今的业主与以往的居民并不相同,对他们的管理、组织等遇到了新问题。所以应根据新情况,给社区业主一个合理的角色定位并使业主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社区治理。     

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分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参与社区治理和提供社区服务方面有重要作用。自身存在的问题及现行管理体制的制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效果。在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合理定位和良性互动,有效整合资源、重塑居民社会价值应是推进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文化路径——基于一个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扶贫实践

文化扶贫实践是赋予贫困社区与贫困人口以文化动能，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贫困社区的文化能人、文化自组织是文化赋能的重要载体，基层政府是贫困社区公共空间营造的重要力量。文化扶贫实践的成效，取决于乡土社会内部的文化资源网络与政府制度供给的文化服务平台之间的耦合程度，同时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及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对于促进社群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发挥了关键作用，进而成为推动社区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文化路径，在于发挥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与社区自组织的运行能力，协同联动赋予贫困社区与贫困人口文化动能，达成文化乐民、文化育民和文化富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