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治理视野下的社区志愿组织发展

社区志愿组织作为网络治理的重要主体，在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在新形势下将网络治理与社区志愿组织的发展有效融合．是公共管理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现实性问题。针对网络治理中社区志愿组织发展存在的主体地位倒置、资金不足、整合程度较低以及社区公共精神的缺乏等问题，应从政府、企业、社区志愿组织以及社区四个维度来推进社区志愿组织发展。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银川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与突破之道

银川市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西北地区城市,城市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社区内人均收入不高。银川市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难以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难以兼顾多民族居民需求等挑战,也面临着自身缺乏合法性和公信力以及资金和人才匮乏等发展困境。该文从银川市现有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入手,通过查阅文献和访谈社区工作人员,分析其在社区治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面临的困境,继而从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两个方面提出改进措施,以期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治理。政府要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制度、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力度。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要合力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水平、推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社区社会组织要了解社情民意,促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构建社区文化氛围,促进民族文化沟通。     

新加坡社区社会组织: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

正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社区基层组织建设,其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一直广受推崇和关注。本文主要介绍新加坡承担社区治理功能的社会组织,简称社区社会组织,并探讨这些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总的来说,新加坡社区社会组织的特色是政府主导和社区自治相结合。在李光耀时代(1965-1990),政府主导的特色尤其突出,体现在政府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同时社区社会组织承担非常多的政府功能。近30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     

论社区警务与社区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丰富多样的社会需要,政府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显然难以适应,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社会和社区转移。社区警务战略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这使得社区内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成为社区警务更为广泛的力量。对社区警务而言,在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下,政府仍在整个网络内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分享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社区警务的各项目标。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     

论地方政府角色在社区治理中的失位与归位

社区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实践运用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作用的发挥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方向和成果。社区治理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定位从角色能力、角色权力、角色责任三个方面展开。我国社区治理的推进,地方政府应在社区多中心治理的框架内,通过社会资本的投资和发掘,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状态。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     

嵌入性视角下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双重角色与行为逻辑——以S市Y事件为例

邻避问题伴随着中国城市转型发展在各地不断涌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城市的发展。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地方政府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忽视了邻避事件中社区方、项目承建方等其他重要行为主体对邻避问题治理的影响。作为居民邻避诉求的一线处理主体,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社区居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基层准行政组织"的双重角色属性要求其在邻避问题治理中,要同时应对社区居民的邻避诉求和上级政府的维稳压力,这制约着社区居委会参与邻避问题治理的效力。研究以S市地铁修建引发的Y事件为实证案例,从嵌入性视角对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参与行为进行解释,发现社会网络嵌入影响着居委会在邻避事件不同阶段的角色选择和参与策略。为了进一步发挥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将社会网络嵌入保持在适当强度,推动社会网络嵌入由"单向度"向"双向度"转变,构建地方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机制中的"协作"关系,促进社区居委会的"自主性"发展。     

论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的治理

政府直接管理着社区和控制着社区的组织,导致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其形成原因是:政府政治职能实现的需要、社区运转经费不足的必然结果、居委会变迁为社区的历史延续、社区在意识上受制于政府的表现。治理的措施包括:在城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重新构建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体系、加强社区自治组织筹集资金能力。     

赋能社会组织：日本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及经验启示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是我国社区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组织结构性缺位与治理功能欠缺已成为制约其有效协同社区治理的主要瓶颈。日本社区营造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从开启到发展及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从日本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来看，政府提供“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加强非营利组织培育发展以及促进市民参与等是日本社区营造成功的重要保障。日本社区营造成功的基本经验是注重对非营利组织赋能，并使其成为社区营造的主体力量。“新公共性”理念、《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以及“协动政策”是日本培育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主要经验。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及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亟须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推动社区公益创投与社区基金会政策创新，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与资源保障。     

民间组织协同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囿于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高成本与低效率,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需要多元化的供给及参与主体,从而实现城市社区的协同治理。城市社区中,多种主体组织不断涌现,数量众多的社区民间组织具有使用资源少、适应环境能力强等特点,它与其他社区组织协同为社区提供更丰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动了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有利于社区善治的实现。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20个社区110个民间组织的抽样调查,从微观社区治理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民间组织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及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改善。     

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及路径选择

正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将更多资源向基层下沉,推动社区网格化治理,成为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趋势。社区网格化治理打破传统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形成了"党委—政府—社会"三维权力架构,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基层党组织,如何应对治理主体多元、权力与资源分散、组织结构再造等各种挑战,如何发挥在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课题。     

社区协同治理中的社会工作人才、机构与方法介入

新时期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与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给中国的社区治理提出了"结构性"的挑战,呼唤我国社区治理走向多元协调的"协同治理",强调在政府主导下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服务者共同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格局。这一模式的形成,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与条件。社会工作以其助人自助的社区治理理念,以其恢复、预防和发展功能,以及专业化职业导向,为实现社区协同治理提供了新的人才资源、组织资源与方法介入。     

农村社区组织的功能与建设

农村社区组织是现行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农村极为重要的治理主体,其在社区治理和基层民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能力建设中,应重视农村社区组织建设,合理确定农村社区组织的治理空间和功能,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广西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成效与启示

正面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要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2000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工作,充分利用社会变革、城市转型的重要契机,积极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找准政府在推动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位置如何处理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关系,是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一个难题。在推进社区治理创新中,广西很好地破     

社区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由“美丽园事件”探讨自主治理的可持续之道

本文以"美丽园事件"为个案,着眼于冲突解决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分析社区治理的管理组织和治理结构,以及各种基本的制度构建和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探讨物业公司、业主和业主委员会、政府行政及司法力量在社区自主治理的信号捕捉、利益平衡、合约实施、集体选择等环节中的优势和劣势。针对美丽园案例反映出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着重从信号捕捉、社区民主、纠纷解决和监督制裁等方面提出制度建设的努力方向。     

城市社区自主治理能力提升的新路径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对行政手段的依赖性较强,基层政府及派出机构普遍面临"有限资源、无限责任"的治理难题。改进城市社区治理,需要厘清政府与社区组织的职责边界,推进社区赋权,公共部门提供协助,引导城市社区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常态化议事平台,制定社区规约和议事规则,提升自主治理能力。     

县域创新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云南省S 市所属 3县为中心的考察

县域社会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基础,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创新县域社会治理。对云南省S市所属3个县的调查证明：只有在服务型政府原则下改革县域政府的机构与职能,增强县域政府的社会服务能力|建设以两委会为中心的社区组织,让社区组织充分自治,民众充分参与社区内各类重要事务的决策,表达自己的不同利益诉求,才能实现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与纠纷的有效化解。     

东莞市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方向表现为政府培育公民社会力量,引导社会治理创新。广东东莞市大力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培育社会组织、探索社区自治管理模式,进行了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其关键在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培育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强企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实现社会管理从一元管理到政府与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等多元治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