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价值体系的嬗变与趋势探析

在行政实践层面,行政价值体系的的改变将会引新的行政改革。本文依据"了解行政价值体系"——"分析历次行政改革情况"——"探索行政价值发展趋势"这一思路来对我国行政价值体系的嬗变及其核心价值的递演进行分析,并指出了我国行政价值体系发展的方向。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另一种路径选择——行政三分制

建国以来,我国历经数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1998年以前的政府行政改革都陷入了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1998年以后逐渐步入正轨,此后的两次机构改革都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十六大提出＂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行政管理体制＂。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当代中国行政文化与行政改革的相关性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及中国行政改革进行了大量研究,对当代中国行政文化进行的研究较少,部分学者对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的定义、分类和发展趋向等进行了研究,极少有学者关注过＂当代中国行政文化与行政改革的相关性＂这一问题。实际上,当代中国的行政改革对中国行政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行政改革开展了30余年的今天,对中国行政改革方向和具体措施影响力最大的行政文化是集权型和分权型行政文化,这两种行政文化在行政改革进程中相互博弈——主要发生于中国政界和学界内四类持不同行政文化观的群体之中,这种博弈将促使中国的行政改革和行政文化朝着在＂适度分权＂和＂适度集权＂之间＂摆动＂的方向发展。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自由裁量权的法律规制——以保留、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为视角

当前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陷入了＂越减越肥＂、＂越审越长＂的怪圈,出现了＂上下脱节＂、＂各自为阵＂以及＂明放暗收,明减暗增＂等突出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改革部门对保留、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巨大自由裁量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本质是行政自我规制,其必须遵循法治、公开、比例、行政利益排除以及监督制约原则,但改革部门的巨大自由裁量权与之存在着价值理念、运行方式、路径依赖上的悖论关系,极大地滞碍了改革的步伐、削减了推动改革的源动力、严重制约着改革的实效。基于此,文章从实体、程序、司法等方面提出了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对该自由裁量权的法律规制措施。     

中国行政改革的政治哲学考量:一种价值系统的分析

中国新一轮行政改革蕴涵着不少值得深思的地方和令人注目的动向,从政治哲学所内含的价值体系,主要是价值依据、价值诉求和价值主题角度而言尤其如此。中国新一轮行政改革的进一步展开与推进,从价值依据上主要体现了治理理论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有效性的一般特性,从价值诉求上主要反映了对程序、协商、责任、参与、绩效等制度目标的不懈追求,而由此引申出来的多维度的价值主题,旨在进一步推动国家——市场——公民三大治理系统的和谐互动,更好、更快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努力使政府成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权威之一。     

谈服务行政理念下公安行政私法行为之凸显

行政私法行为因＂服务行政＂与＂生存照顾＂理念的泛起应运而生。在公安行政活动中借鉴和引入行政私法行为制度和观念,具有革新行政理念、转变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率的价值。但在公安行政领域引入行政私法行为时,需对其适用的领域和规则进行必要的限制,避免产生＂行政遁入私法现象＂。     

论部门行政职权改革的价值导向

部门行政职权相对集中改革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应当契合于行政体制改革的价值导向———体现公共性与服务性。公共性体现为行政组织与行政职权结构、行政功能、行政过程、行政理念的公共性,在形而上层面回应了政府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服务性则要求在服务理念、服务主体模式、服务方式、服务途径上加以落实,凸显了政府应当＂做什么＂和公民＂要什么＂的形而下诉求。     

“阳光行政”：公民社会中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为我国公民社会的＂阳光行政＂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改革的意义上说,＂阳光行政＂必然成为公民社会中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题中应有之意和基本范式。     

论行政改革的合法性的重构

行政改革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行政改革所获得的合法性资源的多寡 ,在合法性基础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中 ,我国行政改革的合法性局面临多重问题。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 ,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改革 ,才能重构行政改革的合法性基础。     

行政文化中的帕金森现象与政府机构改革

在当今这样一个文化立国的时代,文化时时刻刻都在熏陶、影响每个人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判断,它在人们的行为选择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行政文化中的帕金森现象是政府机构臃肿的根源。构建＂反帕金森现象＂行政文化、治理型行政文化、法治型行政文化、服务型行政文化以及企业型行政文化等新型行政文化模式,已是破解帕金森现象之症结,以促进政府机构改革必须关注的课题。     

文化差异:地方行政改革研究的新视角

文化是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基本视角,地区文化差异是我国地方行政改革呈现多样性的原因之一。文章运用文化分类学的分析,指出地区文化差异通过个人人格结构、社会伦理价值和政府管理理念在地方政府中的表现三个层面对地方行政改革产生影响,表明地方行政改革必须充分重视地区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寻求在特定的地区文化背景条件下展开和推进地方行政改革。     

行政改革的“怪圈”与价值选择

本文从行政哲学层次认为,行政改革作为典型的公共选择活动,与集体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密不可分。行政改革中价值导向的失调,是改革陷入“二难抉择”的首要原因。正是此因特别是价值选择的错乱与冲突,埋下了改革不彻底的种子,并流变为行政恶性“综合症”的重要诱因。着眼于行政改革的科学导向和价值建设,文章尝试提出以尊重“市场价值纲领”为核心的行政价值冲突市场化解机制。     

行政程序的法哲学思考

基于对西方法哲学范式的现代转换与当代发展的简要回顾，以及市民社会理论范式现代价值的说明，本文阐释了行政程序作为现代控权机制的市民社会基础，并对行政程序价值体系进行再思考。最后，在公共管理的视野中，就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出若于思考。     

近十年国内公共行政价值观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十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行政价值观是行政管理之魂,在行政管理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行政价值观应如何调整以适应,指导行政管理实践,是摆在公共行政学界面前一个亟待深化研究的重大课题。一、公共行政价值观研究之必要所谓行政价值观念,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价值物、行政价值关系、行政价值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反映,以及由此而     

从讲话看文风

有一则消息：2010年5月,江苏某县发布＂上年度会议讲话和会议形态评选结果＂公示,评出最佳讲话稿——《我们都要争气》,最差讲话稿——《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抓好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这份特殊的公示,是该县推行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论经济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行政改革的趋势

我国的行政改革是在世界范围内的行政改革的推动下进行的 ,是在经济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 ,根据经济对政治的要求 ,借鉴发达市场国家行政改革的经验 ,本文论述我国行政改革在行政组织、行政决策、行政管理、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的发展趋势。旨在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一种建设性意见     

规划行政法治主义的危机及弥合进路思考

规划法规范构造采用的是＂目的程式＂与传统法律规范构造的＂条件程式＂有根本的不同,前者在于发挥社会形成的机能,重在法律的实现,而后者重在执行。同时行政规划有未来性的特性。基于此,依法行政在规划行政中的作用渐趋式微,容易使法治主义在规划行政领域＂空洞化＂。但依法行政在规划领域仍然有其基本的作用空间,法治主义的价值不容否定。应该根据不同规划的内容和机能来确定法律保留的事项和依据。     

行政生态学视野下的大部制改革

任何改革皆有其动因。从行政生态学的视角而言,行政机构改革是满足行政生态环境变迁需要的必然要求。大部制机构改革亦不例外,其目的是寻求行政生态——职能——机构间的动态平衡。大部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与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配套进行。     

《开门治县》专题报道之一 “开放型政府”的长沙模式

2008年4月,一部在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方政府规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颁布,一举填补了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空白。以此为起点,湖南开启了一场行政机关作茧自缚式的革命。在此背景下,位于湖南中部的一个经济强县——长沙县悄然打开了＂门窗＂,以信息的全方位公开来促进社会公众参与决策,探索县域治理的新模式。从政府常务会议的公开、行政决策方式改革、行政决策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和论证,到政府、公共事业单位信息的全面公开,社会公众一般性意见的收集处理,在农民和政府之间搭建信息交流和民主参与的桥梁,以及将来要建设的公共服务管理平台,一个＂开放型政府＂的雏形正在逐步形成。法律界人士认为,程序法治在长沙县的提前践行,与整个现行的制度框架是完全兼容的,完全可以作为范本不仅在湖南,甚至在全国推广。而政界人士则希望＂开放型政府＂的建设,成为推行＂善治＂的基本功,为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新的选择。     

行政决策与执行分开:多种可选方式背后的制度约束与价值浮动

行政决策与执行分开在我国仍然是一种探索试验之中的体制模式,方案的设计和改革实践操作中都可能遇到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同方案带来的改革价值差别也很大。这是一个必须在改革正式开始前深入研究的问题。对困难和问题的充分提示,类似于一种“不可行性论证”,目的不是否定此项改革,而是增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实现改革正面价值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