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东盟安全观的变化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全球安全环境发生重大转变.安全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传统安全意识逐渐让位于新安全意识.东盟也形成自己的新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在安全要素、安全重心和安全范围等方面相对于传统安全观都发生重大变化.     

亚洲安全观视域下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亚洲安全观是中国提出的重大安全理念创新,可以成为解决东北亚安全难题、构建东北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理念.受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风险以传统安全威胁为主,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能为这些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亚洲安全观所倡导的新安全理念有助于帮助该地区国家超越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认知,进而维护这一地区的长期和平,构筑地区命运共同体.作为这一理念的提出者,中国也需要充分承担地区大国责任,在情感塑造、地区制度构建和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作出自身贡献.     

亚洲安全观的依据、来源和实施路径

亚洲安全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安全理念的新发展,对于解决当前亚洲面临的安全问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它是针对传统安全观在解决安全问题时的不足而提出的,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反映了亚洲各国对共同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向往。它是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在现时代的延伸,与亚太版合作安全观相辅相成,也与国际法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高度契合。但它的落实目前还面临诸多困难,只有综合利用舆论宣传、政经互动等手段,同时积极推动热点问题的妥善解决,才能为亚洲安全观的发扬光大创造条件。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研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活动的灵魂和纲领。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特别是国家安全法治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组织的内涵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特指由国家安全职能部门转化为囊括国家安全领导机关、国家安全职能机关和国家安全责任机关的整个安全组织体系；后者由传统安全事务范围扩大到非传统安全事务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国际秩序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原来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排斥转变到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接纳和融合。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安全治理模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强制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行政治理向法治治理转变以及封闭治理向开放治理转变。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转变安全观念，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治理主体意识；梳理安全职责，为中央国家机关履职奠定基础。     

亚洲安全治理转型的历史分析与趋势展望

冷战对亚洲安全格局产生了根本影响，助推美国在亚洲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由此形成支离破碎、犬牙交错的地缘安全格局，迟滞地区国家探索亚洲安全治理的进程，导致多种安全观剧烈碰撞、相互影响并复杂互动，使亚洲形成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为世界走向多极化创造了条件。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分析，亚洲安全治理主要存在美国主导的亚洲安全治理、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安全观及其实践，各种类型的安全治理在现实中并存共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当今亚洲复杂多元的安全治理体系。中国在积极倡导新型安全理念、共同维护地区安全、探索安全治理新模式、强化大国战略互信、管控周边难点热点问题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政策和举措，并取得了积极效果。亚洲安全架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中国要以新安全观为指引，积极推动新安全观同地区各方安全理念和治理模式对接，推进亚洲地区安全架构建设，深化同有关国家的互信合作，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促进亚太安全治理和推动亚太安全新格局的构建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亚洲安全新格局的历史性建构*

冷战结束尤其是2014年后,美国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影响和作用总体有所降低,中国参与、贡献和引领亚洲安全新格局构建的地位和作用上升。中国、美国及地区国家深度博弈,多数国家期待建立一个全面、有效、可被广泛接受的亚洲安全新格局。当前,亚洲安全格局存在着时空错位、理念分歧、结构冲突、机制分散等四大关联交互的突出问题,导致亚洲安全面临系统困境。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看,亚洲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亟待探索构建亚洲安全新格局。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发挥在亚洲安全新格局建构中的角色作用,加强理念和方向引领,加强同世界主要力量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妥善处理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亚洲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大力推进亚洲安全合作,努力实现从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国向供给国转变,为自身建设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也为亚洲安全建设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安全合作中的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比较分析

2001年在美国发生“9·11”事件后,各国和各地区逐渐认识到,安全不再是单一的安全、单边的安全,安全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已经衍生为合作的安全。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存在两种安全观:一种是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特征,以对抗、结盟、干涉为表现形式的传统安全观;另一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互相信任为纽带,以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以合作、对话、开放为表现形式的新型安全观①。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所倡导的就是这种新型的安全观。这两个地区性的国际组织都重视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同时,它们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中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本文主要从三…     

安全观转型与中印安全合作

冷战结束后 ,安全的定义不断得到扩延和发展。面对日益凸显的广义安全威胁 ,中印两国的安全观也相应发生转变。安全观转型为中国和印度提供了更多安全合作的契机 ,有助于两国在合作与互信的良性互动中改善关系。     

奥巴马政府“转身亚洲”战略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转身亚洲"战略的出台虽然不代表美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但美国随之采取的一系列军事和外交调整与行动表明,美已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地区,其对中国的认识与判断正在出现新的重大变化,已经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军事"假想敌"。在东亚地区安全上,美国不再依赖"中美合作",而是侧重以继续强化美在该地区战略存在和战略主导、协调与盟国及新兴伙伴关系的方式来稳定地区安全秩序;同时扩大以制衡中国为主体的安全体系。该战略代表着美国亚太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转型,中国对其战略含义与动向绝不可低估。     

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与评估

国际金融安全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安全议题,也是当前国际秩序转型期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国际金融安全具有主客交融的属性,既涉及物质层面的客观威胁,又涉及观念层面的威胁认知。金融安全研究的三种基本逻辑是权力竞争、利益互动和安全建构。从全球金融治理的视角可以将国际金融安全观界定为核心治理主体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来源和性质的认知。风险来源和风险性质是国际金融安全观的两个核心内涵,分别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层级和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识别国际金融安全观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框架,二战结束以来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主要经历了货币体系安全观、“完美市场”安全观、微观审慎安全观和宏观审慎安全观四个阶段,它们在风险的来源与性质以及治理的层级、逻辑、模式弹性与效力等维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社会的金融安全意识在弱化,大国间的金融安全观分歧和竞争正逐渐侵蚀全球金融治理的共识基础,国际金融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