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飞区问题与中国的外交两难

设立禁飞区是一种国际干涉的中间道路,西方国家设立禁飞区目的是在侵略与合法性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从而凭借联合国授权、以有限的军事手段实现有限的干涉目标。设立禁飞区的动议并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但它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或默许,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大行其道,并正在朝着国际规范的方向演化。正因如此,中国在禁飞区问题上面临多重外交两难,中国外交承受着新的调整压力。     

中美关系:意识形态的碰撞与竞争

目前,中国在经济领域已成功融入国际体系,正面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融合,其难度和复杂性均在增加.中国等新兴大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的最大障碍来自美国.美国需要调整心态,改变1945年以来的一些基本外交思想和原则.同时,中国也应该对国际意识形态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     

台湾当局无权出诉于日本法院——评“光华寮”案

非被承认政府不得出诉于非承认国法院是一项久已确立的国际法准则。偶有例外,也只从某种角度上肯定了非被承认者“无权出诉”这一基本原则。日本法院对“光华寮”案的受理和判决完全是非法的和无效的,是一起严重的国际不法行为。日本政府必须对日本法院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     

软实力视角下的中国与东盟警务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性犯罪形势愈加严重,并呈现组织化、职业化和国际化的趋势,靠一国之力难以解决,加强国际警务合作,控制和预防各种犯罪就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需要。中国和东盟也面临毒品走私、非法移民、洗黑钱、恐怖主义活动等跨国犯罪的严峻挑战,中国与东盟在打击这些犯罪活动方面开展了有效的警务合作,但中国与东盟警务合作也面临主权、域外势力干涉、合作形式单一等诸多问题。本文主要以软实力为视角,就如何克服障碍,加强中国与东盟警务合作提出了相关思考。     

国际人权：若干问题的法理考察

本文以法理学原理为基点对国际人权的历史沿革、法律界定、运作限度以及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作了全方位的探讨。作者认为，国际人权作为一种新的权利机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少数西方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相互合作、长期斗争的产物，是人权理论与人权实践国际化的产物，是对传统的权利框架的一种突破和发展。国际人权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法律的范畴，它依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双重结合而存在，且由两者的双重限约而生效。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相互协调和双重保障使国际人权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运作有效的权利形式一基于对美国“人权外交”理论依据的考察，作者认为，“人道主义的干涉”这一国际“例外”主义原则就是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而这一原则实际上并没有为现代国际法学家们所接受并纳入国际法的正式条文中，所以它不具备国际法的效力和权威。因此，美国“人权外交”实际上是一种非法的国际外交实践。     

试析民主援助

缘起于冷战时期的民主援助成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重要现象,也日益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推进其民主文化进程的重要工具.分析民主援助的内涵、路径可以发现,民主援助的本质并不是帮助受援国巩固和发展民主,而是一种民主霸权主义,它正成为西方国家干涉别国主权和内政的外交工具.这也是形成世界范围反西方民主援助潮流的根本原因.     

现代国际秩序的演进与中国的时代责任

主权平等、利益至上、国际法治、大国引领、尊重人权等一系列现代性的理念原则,共同构成现代国际秩序的思想基础;历经几百年来的各国竞争与合作,上述原则始终未变并持续深化,现代国际秩序也因此不断发展.当前,现代国际秩序的演进正处在关键阶段.要推进新一轮国际秩序现代化,必须有新的理念、思路和动力,中国的内在国家特性、当前历史方位及未来发展潜力等因素,决定了中国有能力成为未来几十年推动新一轮国际秩序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中国应充分意识到这一历史机遇和时代责任,为新一轮国际秩序现代化做出特殊贡献.     

发展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不干涉内政学说——以非洲为背景并以中非关系为案例的一种解说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石之一。针对外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理论界的探讨成果,作者以非洲为背景,以中非关系近些年的进展为案例,提出了丰富和发展这一原则的大体构想。作者强调,不干涉原则必须坚持,同时要大力创新、适合时代变化与中国需求。全文分上下两部分:上篇分析了中国对非外交实践的某些突破,总结归纳了这些良好先例对于不干涉原则的坚守与创新。下篇则探讨了中国对非洲和平自主能力的援助、对非洲区域组织的支持、对非洲援助的效率及监管、从政府主导的"小援外"向社会全面参与的"大援外"转变、中国外交新思路与内政新动向的对接、发展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局面等方面,提出了探索争鸣的若干新思路。     

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问题与联合国 集体安全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近20 年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法律性质无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1945 年 联合国初创时提出的理念渐行渐远。在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干涉”和“为维护民 主实施的干涉”盛行，严重冲击着国际法上关于使用武力的原则规则；联合国屡次背离长期坚持的 “不偏不倚第三方”立场，强行介入国内武装冲突，招致重大损失；有关国家集团在联合国体制内或 者体制外使用武力产生了极为消极的法律后果；某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未经当事国同意实施“强 制和平”行动，个别经济类区域组织越权对会员国采取军事行动；为配合联合国的政治行动国际 刑事法院多次对在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这些做法在使国际法的制裁和强制功能得到加强的同 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试图根本颠覆传统国际法上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制度。因此，我们必须用一种 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待当前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一道对其 进行改革和重构，使其在强化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功能的同时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相契合， 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从国际法视角看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介于宪章第六章规定的和平方法和第七章规定的强制方法之间的一种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干预手段。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有了重大变化,对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禁止使用武力等国际法基本原则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为了摆脱困境,联合国维和行动必须准确定位,坚持维和三原则,尽快制定专门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法典,正确对待人道主义干涉,完善国际干预机制,由此才能更好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拉丁美洲与国际法不干涉原则

不干涉原则是国际法中一个公认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在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资产阶级首先提出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欧洲封建国家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干涉。资产阶级在欧美各国取得政权以后,一方面固然     

“不干涉内政”原则与冷战后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实践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来自如何平衡承担国际责任与遵循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之间的关系。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联合国自身对"不干涉内政"规范的认知和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对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认知和实践亦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对待安理会的强制行动,承担与自身原则、利益、实力相符的国际责任。     

中国与G77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分歧

"G77+中国"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谈判方,多年来为推进国际气候谈判,尤其是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气候谈判的日渐深入和复杂,中国与G77之问立场出现了分化,利益协调面临困难.尽管如此,双方合作的基础仍然存在.在后续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与G77继续维持这一战略联盟意义重大.     

台湾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现状及两岸较量

在开拓所谓国际生存空间的对外战略中,谋求加入国际组织尤其是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是台湾当局最重要的目标,并一直企图突破国际社会确认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由此不断引发海峡两岸在这一问题上的激烈较量。基本上,台湾当局企图加入由主权国家才能参与的国际组织,中国没有妥协的余地,会坚决反对与制止;对于其他国际组织或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只要台湾当局能够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或国际社会遵循一个中国原则框架,台湾可以以适当的身份或名称加入,而且也创造了多种模式。然而,在台湾当局谋求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问题上,因牵涉国际关系与…     

评新干涉主义

３月２４日，以美、英为首的北约向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发动了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和最猛烈的空袭。随着战事的进行，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了一项处理国际事务的崭新理论———新干涉理论。布莱尔表示：“长期以来，不干涉主义一直被视为国际秩序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但不干涉...     

中国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逐步成为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重要力量.通过参与非洲维和、反海盗、防止武器扩散、参与战后重建等行动,中国不仅切实为创造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和平环境做出了贡献,赢得了较高的国际声誉,而且拓展了中国新安全观及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内涵,中国对非安全政策更趋成熟务实.但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中国也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如发展-安全关联及政策协调、合作层次单一化、非传统安全、与西方维和模式的冲突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反映了中非关系已经发展到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中国对非安全政策的新阶段.     

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再认识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今天,国际社会出现了很多新现象、新问题,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全球环境、人口、粮食等问题的出现,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作用的加强等等,都对国家主权原则提出了挑战,是不是国家主权原则已经过时,国家主权可以分割转让了,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与“保护的责任”原则的发展

一直以来,中国在促进"保护的责任"原则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上的贡献并未得到充分探讨。笔者认为,中国的贡献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坚决一贯地支持"保护的责任"原则所体现的国际道德共识;二是对该原则的具体适用持审慎态度,推动该原则从道德共识向法律规范的稳步发展而非极端冒进;三是从更为宏大的标本兼治的角度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之路,促进实现"有责任的保护"。与西方在推广"保护的责任"原则中所持的道德主义、极端主义做法相比,中国的贡献有着更为深远的国际政治意义,即实现了对国际规范的内部扩散与外部扩散的平衡、国际规范建构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方法的平衡。这不仅有利于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建构,也有利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比较研究

近代欧洲经历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维也纳体系.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东亚地区有着相对独立的国际体系.由于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它悠久灿烂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巨大,使古代东亚地区这一相对独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成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和秩序.     

中美关系中的防扩散与反扩散因素

防止和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国际社会包括中美在内的共同任务.中美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美国"反扩散"政策的核心是"先发制人"方针,即对威胁使用或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进行预防性打击.中国坚持传统的防扩散原则,主张维护与加强现行防扩散体制和通过谈判解决有关争端.在这一领域,中美两国也存在共同利益和政策取向,该领域可以成为两国合作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