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协调”(C2)评析

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政府高官提出"中美协调"(C2)概念,这顺应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了中国处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导原则,是对中美G2构想的积极回应与修正。与中美G2等级式大国关系不同,中美C2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发展大国关系,培植战略互信,减少战略误判,这有利于发展"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已经超越经典战略稳定性，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演化。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客观需要。彼此战略竞争加剧给中美之间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提高核力量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核武器重新作为霸权工具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稳定性面临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减弱，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必要性凸显。中美之间经济深度相互依存，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为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包括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双方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等四根支柱，其中以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为核心支柱。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存在短板，但随着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进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继续维持和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的成熟和完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将不断巩固。     

大变局下中美俄大国关系互动探析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地缘战略意义再度凸显,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影响国际战略格局与国际秩序演变的关键因素。随着中国实力持续上升,中美俄三国实力对比在动态变化中呈现新的平衡,三国战略角色定位发生变化,三角互动呈现竞争、合作、冲突、博弈等更为复杂的模式。中美矛盾成为三角关系发展的最主要矛盾,美俄关系竞合两分,中俄战略合作全面提升。未来一段时期,美国仍将在三角关系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伴随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俄罗斯发挥平衡者作用的空间进一步增大,或在中美之间扮演有倾向的战略平衡者。     

中美军事关系60年回顾与思考

中美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60年来经历了从对抗到合作以及合作与斗争并存的曲折历程。中美军事关系深受国际战略格局和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军事关系的核心问题。增进政治和军事互信是建立相对稳定并不断向前发展的中美建设性军事关系的重要前提。     

中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

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具有极大的关联性。中国的对外战略也深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在中美俄三角关系框架下,中国的外交战略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9):以苏联为共同对手、没有经济联系的中美安全准同盟;第二阶段(1989～1991):失去了共同对手的、失效的中美准同盟;第三阶段(1991年12月～2001年9月):经济基础不足的中俄准准同盟;第四阶段(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至今):中国平行发展与俄美关系,实行双向合作战略。中俄之间准准结盟关系主要体现在地区与国际事务合作、军事关系和部分政治关系,但并不意味着结成反美联盟。中美经贸、文化、知识联系非常密切,但政治、军事互信水平不高,也不可能形成G2集团。由于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国内利益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中国平行发展与俄、美的关系,双向合作,良性互动,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非对称性战略平衡的视角

权力转移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维护中美战略稳定成为攸关中美关系发展以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是实现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石。传统战略稳定理论主要基于美苏两大对称性阵营的敌对关系，对于不对称性和动态权力转移背景下的中美核战略稳定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不足。基于非对称战略平衡视角，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应以保证中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为基础。在机制层面，中美要加强交流、协商和谈判以建立相关机制，逐渐形成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共识，推动达成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协议、条约等法律性承诺，从而构建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政治框架。在结构层面，中国无需谋求与美国对等的核力量。统筹考虑军事效用和政治效果，构筑包括核实力、核威慑决心和核威慑信息传递的完备核威慑战略，确保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造成美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是实现中美核战略稳定的关键。     

建立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战略共识与长期稳定框架北大核心CSSCISSCI

过去35年,"融入-接触"构成了中国对美战略与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轴。在中国需要加入国际体系并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中美拥有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过去10年逐渐松动,2015年春季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战略的大讨论则是这一趋势的最新表现。面向未来35年,中美亟需建立"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战略共识,并搭建一个长期稳定框架,即两国在体系中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有效合作。中国有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或可承担这一使命。     

试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中韩关系的发展已进入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层次阶段,对整个东亚战略新格局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韩国的对华外交却承受着美韩同盟关系的制约,韩国夹在中美之间,左右为难,面临着严重困境。2010年发生的"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事件"以及2012年发生的"脱北者事件"等,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原本隐蔽着的问题暴露在世人的面前,其中之一即是美韩同盟关系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在结构性矛盾。李明博执政期间,美韩同盟有趋强的趋势,导致中韩关系面临着重大考验。韩国外交的根本出路:"须在中美间找准外交平衡点","中美韩‘三国演义’演不好,半岛南北就永无宁日"。为此,韩国需要有更多的独立决策能力,保持自身在两者间的平衡,既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又与中国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任何倒向美国一边的政策,都会使韩国的战略决策失衡,使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受损。可以期待2012年大选后韩国政府的对美、对华政策会有新的调整,自主性、多元性、平衡性将成为韩国外交的发展方向,将有利于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与发展。     

中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

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具有极大的关联性。中国的对外战略也深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在中美俄三角关系框架下,中国的外交战略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9）：以苏联为共同对手、没有经济联系的中美安全＂准同盟＂;第二阶段（1989～1991）：失去了共同对手的、失效的中美＂准同盟＂;第三阶段（1991年12月～2001年9月）：经济基础不足的中俄＂准准同盟＂;第四阶段（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至今）：中国平行发展与俄美关系,实行＂双向合作＂战略。中俄之间＂准准结盟＂关系主要体现在地区与国际事务合作、军事关系和部分政治关系,但并不意味着结成反美联盟。中美经贸、文化、知识联系非常密切,但政治、军事互信水平不高,也不可能形成G2集团。由于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国内利益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中国平行发展与俄、美的关系,双向合作,良性互动,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试论亚太战略格局中不平衡的中美日关系

中美日三角关系是亚太战略格局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战略关系，它决定着地区政治和安全格局的演变。中美日三国都是力量中心，三国间存在着利益的共同性和矛盾性，整体上呈现出既相互协调又相互矛盾，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既相互借重又相互抗衡的局面。中国的战略选择是将中美关系的发展放在首位，重新审视和积极发展中日关系，正确看待美日关系，运用三角外力量促进中美日关系向平衡方向发展。     

愿景的消失?——论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与表述北大核心CSSCISSCI

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与表述反映在几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战略愿景之中,从克林顿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再到奥巴马初期的"战略再保证"。但在奥巴马中、后期美国并没有提出新的对华战略愿景的表述,除了美外交操作和行事风格层面的原因外,更多反映的是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现实。未来美国重新提出对华战略愿景的可能性不大。从中国方面讲,应坚守"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实质,努力把握中美战略关系的大方向。     

中美不对称核稳定与美国战略机会主义论析

中美两国安全关系在两国总体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对于维护两国安全关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核威慑实力弱于美国,中美之间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战略稳定关系的不对称核稳定态势。中国对美国存在一定的核威慑能力,但有效性仍有差距和不足。这一差距容易使美国产生压制和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机会主义思想。实施限制损伤战略、发展导弹防御能力、进行战略反潜是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机会主义的主要行动。美国谋求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打破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企图,与中国努力维持核威慑能力、维持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行为形成了两股力量相持的态势。中国应重点提升核武器的质量,提高威慑信号的传递效能,以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打消美国战略机会主义心态,维持两国间的战略稳定,特别是危机稳定性,筑牢遏制战争爆发的基础。     

中美战略关系转型超越

中美战略关系经过30多年发展的累积,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实现转型和超越已变得越来越迫切。但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国际格局的快速转换使中美战略认知清晰化的难度明显增大,战略认知不确定导致战略调整难以到位,战略调整不到位直接影响两国战略良性互动和关系的稳定发展。美方作为中美关系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更加主动地采取实质性行动。     

试析当今中俄美三角关系的若干特点

中俄美三角关系出现于20世纪70⁹0年代,至今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时代环境和条件、各国力量对比关系、影响范围和程度等都发生了变化而已。作为当今世界最复杂、最微妙、最重要的三角关系之一,中俄安全、政治关系好于经济关系,中美经济、金融关系好于政治关系。中俄政治互信强于中美。中美经济联系优于俄美。俄美安全关系胜于中美。中俄关系是"准同盟"关系,是大国关系的典范。中美关系是"非敌人"的关系,是大国关系的关键。即中俄高级政治关系好于中美,中美低级政治关系好于中俄。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两组大国关系。中国要实行双向、双线同盟战略,即在全面提升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着力推动与美国的战略相向关系。即在高级政治方面,发展与俄的战略协作关系,在低级政治方面,发展与美的互利共赢关系。     

从三组三边关系看中美俄日欧关系的调整变化

当前中美俄日欧五大战略力量之间的关系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复杂的过渡时期,美国仍是影响中美俄、中美欧、中美日这三组三边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尽管美利用"9.11"事件在客观上增强了它对国际事务的主导作用和影响力,但并不代表国际政治多极化的趋势被削弱.     

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下的战略互需及选择

中美之间的经济互动已发展为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为两国注入了战略互需的新内容,强化了彼此相互借重的迫切感:美国对外战略设计开始以中国为核心考虑对象,其东亚安全战略的施展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营造有赖于中国的合作,而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和平发展战略也迫切需要美国的和平姿态。“经济相互依赖和平”是实现中美各自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条件与主要问题

不同于近代以来新老大国的关系发展,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都有条件避免大的冲突.中美目前战略互信不足,并非只是政策层面因素造成,信息的不对称、不客观、不全面等因素造成的认识误区,也是双方增进理解、寻求共识的重要障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关乎中美国运,双方应加强沟通、增进相互理解、减少和消除各种认识误区,从而增强战略互信、减少和化解非理性战略焦虑.     

从战略高度处理中美关系

中美建交30年来,相互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演变,从单纯的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关系发展成影响国际形势全局的、全方位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成为全球分量最重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中美邻在东亚如何良性互动？

中国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中国与部分邻国围绕领土和海洋权益的纠纷增多;美国与大多数中国邻国的关系则相对提升。未来5—10年,中美邻互动可能带来摩擦甚至冲突、恶性竞争、良性互动等不同图景,而这将造成不同的地缘政治后果。为避免“多输”、实现“共赢”,中邻宜淡化纷争,中美应以战略克制和战略协调促成战略稳定,中美邻则需聚焦经济发展,通过“以经促政”、“以经维安”延续东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

自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和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之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成为中国政府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要求,而且得到奥巴马总统、克林顿国务卿等美国政要的积极呼应。本文试图从总结中美关系40年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全面分析中美关系近10年尤其是近3年来的新变化及其原因入手,通过对比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美英、美苏、美欧、美日等大国关系,提出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战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