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嬗变(1979-2020)

中美建交40多年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一段非常不平凡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战略协调、非敌非友、利益攸关及战略竞争四个阶段。中美关系不同阶段的性质塑造了不同的美国对华经济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差距开始明显缩小。在此背景下,美国两党就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展开了辩论,基本上一致认为,美国在经济上奉行的对华接触容纳战略并没有将中国嵌入到美国领导下的霸权体系之中,中国反而利用美国提供的战略机遇迅速成长为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宣告了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失败。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不仅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及"修正主义者",而且还开始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迈入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已经将中国的战略角色定位为其霸权秩序的"战略挑战者",其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规制中国的经济竞争,旨在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对华经济战略重心的转变将会对双边关系的性质及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也会对世界秩序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建立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战略共识与长期稳定框架北大核心CSSCISSCI

过去35年,"融入-接触"构成了中国对美战略与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轴。在中国需要加入国际体系并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中美拥有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过去10年逐渐松动,2015年春季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战略的大讨论则是这一趋势的最新表现。面向未来35年,中美亟需建立"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战略共识,并搭建一个长期稳定框架,即两国在体系中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有效合作。中国有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或可承担这一使命。     

美国强化对华竞争及中美关系的走势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中美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以及美国对国际事务管控能力下降,美国在军事、外交、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持续加大对华竞争力度,以维持长久以来对华交往的优势地位,有时甚至不惜走向单边制裁的政策边缘。不过,中美相互依存加深、各类沟通交流机制日益健全以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默契,又使中美竞争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中美关系将迎来竞争性明显上升的战略磨合期。     

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的新内涵——以《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为例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备受瞩目,美国一些智库则积极"兜售"相关政策主张,其中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匿名报告受到广泛关注。该报告反映出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中区别于传统冷战思维的新内涵,在战略认知上更新涉华判断,臆想当前中国战略"脆弱点",批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惯性",主张从外部瓦解中国;在战略目标上力推拓展核心利益、重塑国际秩序,强调"共同威胁"以重振霸权体系,旨在护持冷战后美国霸权地位;在战略布局层面,提出振兴国家权势和加强对华威慑、明确与华竞争合作界限并煽动意识形态斗争,以全面遏制中国。该报告肆意抹黑中国,错误界定中国国家利益,对中国充满恶意偏见和误判,其战略布局根本无法撼动中国大战略根基。值得警惕的是,该报告的部分战略与政策构想在拜登政府近期政策实践中已有体现,暴露出美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群体在涉华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同认知。在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下,必须厘清两国关系的"常量"与"变量",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尤其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扬帆起航

以2013年6月7—8日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为标志,中美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扬帆起航。去年美国大选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一些冲击,但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奥巴马总统顺利赢得连任,这就使中国政府不必再花费工夫与一届新的美国政府进行磨合。从去年10月中共十八大到今年3月全国人大,中国也顺利进行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换届。总之,从奥巴马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中美关系实现了顺利对接。大选之后,11月15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伦就在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演讲,表示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仍将把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作为施政重点,将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富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基础与障碍——基于对外战略核心理念的分析

探讨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关注中美外交战略的核心理念。中美两国外交战略的分歧源于核心理念的不同。美国的外交战略核心理念体现为"领导地位"和"伙伴关系",其目的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中国的外交战略核心理念则围绕"独立自主"和"相互依存"展开,其目的是成功实现和平崛起。以不同外交战略核心理念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必然存在结构性矛盾与障碍。如何化解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克服障碍,避免走中苏分裂的老路,是关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成功构建的关键。     

奥巴马对华政策演变及其未来展望

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为了遏制中国挑战其世界经济主导权、争夺亚洲的资源进口市场和产品出口市场等原因,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由强调合作到转向防范的演变。这种转变导致了中美战略互信受损,地区安全风险增加,美国对全球的领导能力弱化等负面影响,但美国国内对华理智声音的呼吁,以及中美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基础尚存,决定了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不可能走得太远。     

奥巴马政府东亚军事演习的新特点

美国东亚军事"再平衡"政策是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上任后,美国政府在"巧实力"理论基础上调整了战略选择,决定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高调亮出"转向亚洲"战略。此后,美政府开始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同时寻求外交政策新亮点。在2012年6月3日闭幕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了     

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者",强调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宣扬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运用竞争、对抗、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处理对华关系。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注重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以增强美国自身竞争力为基础,以构建复合型阵营为依托,以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威慑为重点,以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围绕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极端竞争"布局谋势。在气候变化等领域,拜登政府也展现出对华竞争意识。美国两党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方面的共识更趋突出,通过推动《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等举措配合拜登政府。随着拜登政府全面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中美良性互动面临新的复杂考验。     

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

自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和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之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成为中国政府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要求,而且得到奥巴马总统、克林顿国务卿等美国政要的积极呼应。本文试图从总结中美关系40年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全面分析中美关系近10年尤其是近3年来的新变化及其原因入手,通过对比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美英、美苏、美欧、美日等大国关系,提出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战略思考。     

美元陷阱、债务武器与中美金融困境

中美金融关系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美元陷阱"和"债务武器"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议题。前者体现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关切,后者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深刻担忧。两者共同构成了中美金融关系的两大核心,并形成了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领域的中美金融关系战略困境。中国要主动思考走出困境的政策选择。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东亚地缘战略研究:奥巴马访日与中美日三边关系

为推动美国亚洲的再平衡战略,奥巴马访日。奥巴马支持日本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达到了在政治、军事、安全上借重日本力量管控东亚的意图,但作为再平衡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TPP协议未达成,是奥巴马访日的外交失败。日本借助美国再平衡战略,复活了民族军国主义,为清除国家正常化道路上的政治、法律障碍争取到了美国的支持。美日同盟的强化迫使中国做出强硬回应,并着眼战略构造的新布局。     

中美“两国协调”(C2)评析

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政府高官提出"中美协调"(C2)概念,这顺应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了中国处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导原则,是对中美G2构想的积极回应与修正。与中美G2等级式大国关系不同,中美C2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发展大国关系,培植战略互信,减少战略误判,这有利于发展"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试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中韩关系的发展已进入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层次阶段,对整个东亚战略新格局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韩国的对华外交却承受着美韩同盟关系的制约,韩国夹在中美之间,左右为难,面临着严重困境。2010年发生的"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事件"以及2012年发生的"脱北者事件"等,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原本隐蔽着的问题暴露在世人的面前,其中之一即是美韩同盟关系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在结构性矛盾。李明博执政期间,美韩同盟有趋强的趋势,导致中韩关系面临着重大考验。韩国外交的根本出路:"须在中美间找准外交平衡点","中美韩‘三国演义’演不好,半岛南北就永无宁日"。为此,韩国需要有更多的独立决策能力,保持自身在两者间的平衡,既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又与中国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任何倒向美国一边的政策,都会使韩国的战略决策失衡,使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受损。可以期待2012年大选后韩国政府的对美、对华政策会有新的调整,自主性、多元性、平衡性将成为韩国外交的发展方向,将有利于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与发展。     

中美“经济关系政治化”分析

所谓"经济关系政治化",是指国家间正常的经济关系在特殊国际政治环境下具有政治功能。当前中美"经济关系政治化"突出表现为:中美关于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政治理念的分歧化、中美贸易问题的实力对比竞争化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美国国内政治民生化。中美"经济关系政治化"背后是两国经济社会制度的差异、美国对其国际霸权的护持及美国国内民生问题的要求。中国应切实从自身社会、经济实际出发,处理好中美"经济关系政治化"问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使命与内涵

从贸易战到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宣布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开始推行"脱钩""新冷战",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崛起打破了美国神话,挑战了美国霸权。美国国内的四类群体"商人""军人""传教士"和"律师"深刻影响着美国外交决策,四类群体在人员构成上相互交错,其关于中国崛起后的"已知"与"未知"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适和对所谓"中美权力转移"的担忧。疫情的暴发放大了美国对中国的偏见。如何避免心理脱钩成为事实脱钩,避免新冷战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成为对美公共外交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对美公共外交使命在于消除美国错误的对华认知,促进中美民心相通,维持中美和平共处的大势,在"认识""认同"和"认可"原则指导下开展对美公共外交,做到中美"共通""共鸣""共振""共情",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国崛起的逻辑、中美合作的担当、中美不合作的后果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的南海局势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上台后出台了新的亚太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将全球战略重心由大中东地区转 移到亚太并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主要目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使中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 更为复杂。南海局势的新变化就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一个直接后果。不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并 不是寻求同中国对抗，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框架下的对华战略仍然具有两面性，中美在 南海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美国同一些南海争端国的利益也有很大差异，中美之间仍然存在 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从"价值观外交"到"积极的亚洲外交"——日本安倍、福田内阁亚洲外交的比较分析

安倍内阁推行建立"民主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提高国际作用,因其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而受挫;福田内阁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的亚洲外交",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安倍、福田亚洲外交的变化,反映了日本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曲折演进,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要求提高外交自主性,却不能忽视美国的影响:重视同亚洲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华认识和对华关系开始出现历史性转折;对华外交的两面性将交替反映并可能牵动中美日关系的调整.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想与现实

由于缺乏互信、霸权心态和文化差异,美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美国霸权战略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这是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重大挑战。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美国维护霸权与新兴大国中国快速上升之间的矛盾;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主张的差异;美国追求绝对安全与中国维护日益扩展的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未来中美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会进一步凸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实际上有低、中、高三种不同的目标诉求。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起步条件。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保持战略耐心,加强合作,管控分歧,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中美之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进而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还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