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责任论"析论

国际责任是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属性的派生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参与度的不断提升,“中国威胁论”难以获得足够且有力的追随者,“中国责任论”渐渐成为国际体系内主要行为体的对华主流态度,其主要宗旨在于从外部塑造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影响。在既有外部期待也有内部要求的情况下,如何应对“中国责任论”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     

"中国责任论"考验和平发展

“中国责任论”有深刻、复杂的国际背景。对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责任论”可谓是一个新的考验。对于综合实力仍然不够强大,国计民生仍有诸多严峻问题尚待解决的中国来说,如何应对“责任论”,是一个战略性问题。面对国际社会的期待,中国应适当承担国际责任,既不因逃避该承担的责任而受孤立,又不因过分承担责任而累垮自己。责任与利益密切相关,维护好责任利益,需要战略筹划。     

共生视角下“中国责任”的目标、实践及保证

共生理论研究的是如何使国际社会寻找一条“多元共生、包容共进”、“同其他国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现阶段,一方面是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和更多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中国对其具有全球意识的大国责任,即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主体自觉也在增强。十八大以来的事实证明,在和谐共生理念的指导下,“中国责任”将建立命运共同体作为其核心目标,并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使之付诸实践,最后则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部署,以此为之提供坚实的内部保证。而目标、实践及保证等三者的有机结合正积极推动中国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这不仅会造福中国人民,也将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福祉。     

从国际责任的认定与特征看中国的国际责任

国内学者已就“负责任大国”和“中国的国际责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笔者认为，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应充分考虑“国际责任”的不同认定来源及其基本属性，尤其是广义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责任”应成为自我定义及他方定义“国际责任”的主要依据。鉴于“国际责任”是一个复杂而充满争议和矛盾的概念，我们应慎重使用“负责任大国”、“大国责任”及“国际责任”等概念。相比之下，采用“国际贡献”和“国际共同责任”等说法更为恰当。     

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的价值回归

进入新世纪 ,中国外交面临着两个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一是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化解“中国威胁论” ,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是在维护核心国家利益的同时 ,如何负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现在是中国外交是否选择国际主义政策的重要时刻。国际主义强调的是合作性的政策和多赢的外交目标 ,它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和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和合”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自我发展和追求和谐生活的精神支柱 ,更为主要的是它为我们的对外交往指明了方向。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国外交哲学需要积淀和凝练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在协调国家利益的同时 ,我们需要通过倡导国际主义实现中国外交的价值回归     

东道国员工视角下东南亚中资企业社会责任与民心相通

“海外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匹配调查”(OCEES)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东南亚中资企业积极履行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有利于帮助企业当地员工加深对中国的认知；在此基础上，中资企业加强伦理责任的履行意识，不仅有利于加深当地员工对华认知强度，而且当地员工对华认知效度更趋于正面；中资企业积极履行经济、法律、伦理、慈善四个方面的社会责任，能够有效提高东道国员工对中国人的亲近感。据此，海外中资企业应继续加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以利益相关者需求为导向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执行标准。与此同时，政府引导跨国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促进东南亚员工对华认知的强度，改善对华认知效度和亲密度。     

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 ———当代中国的身份诉求与实践建构

1949年以来在国际体系、国内体系以及决策者几个层面力量的综合影响下, 中国的 国家身份几经转换, 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到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国家到现实 国际社会的一员, 从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到积极承担责任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 代中期以来,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 履行国际义务, 维护国际秩序, 开始积极构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身份。当代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必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 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后哥本哈根时代的中国“碳外交”

哥本哈根会议揭开了“碳时代”的序幕，并有可能形成一个以“碳实力”竞争为核心的国际格局。“碳时代”的全球治理正在逐步瓦解由某一国家全面控制全球事务的可能性，促使各种国际行为体在公共平台上建立“碳责任”与“碳实力”之间的平衡。“碳时代”仍然是实力政治，中国“碳外交”的着眼点应是：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增强自身的“碳实力”，积极履行减排承诺，维护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走出去”战略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的是指中国政府和企业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走向国际市场，利用国际经济资源如市场、资金、技术等获取发展条件和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广义的则是指中国政府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出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在国际上有所作为的体现。     

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走出去”战略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的是指中国政府和企业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走向国际市场,利用国际经济资源如市场、资金、技术等获取发展条件和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广义的则是指中国政府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出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在国际上有所作为的体现。     

浅议中俄劳务合作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中国与俄罗斯在经济结构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多年来双方通过劳务合作各自受益很多。目前两国形势发生变化,俄罗斯对移民政策进行大幅调整,而中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劳务合作企业举步维艰,这些新变化对未来中俄劳务合作将产生重大影响。     

东北地区工业旅游开发研究

东北地区是新中国建国之初重点建设的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基地,在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初期承担了历史的重任,创造了光荣的历史。这里不仅诞生了新中国工业的许多个第一,还为全国工业的发展输送了大量的技术人才、燃料和原材料,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树立起了一座座不朽的工业丰碑。东北工业规模庞大,分布集中,门类齐全,具有发展工业旅游的优良条件。通过工业旅游开发,必将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存在许多问题,不仅理念上只强调家庭的自我保障而忽视残疾人社会化的广泛参与,责任主体上单一而缺乏有效的互动性,而且政策上没有专项的社会救助和相关的法律保障。这些问题使得残疾人的特殊需求得不到很好地满足,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存在较大的随意性。西方发达国家残疾人社会保障成就卓著,不仅理念上由"人道主义"转变到"人本主义",责任主体由"一元"发展到"多元",而且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专项保障制度和专门法律条例。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the receiving countries,the countries of origin,and immigrant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societies who lack labour force and those who have a surplus, share common interests which may lead to organised or spontaneous migratory flows. Today, emigration is incapable of correcting the weaknesses of th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s of the host societies or of being a means of developing the societies of origin. The latter have in reality only benefited from 'passive' gains. In the future, countries providing labour force must endeavour to improv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advantages of emigration for their development and take initiativ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tegration of population transfers in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UMMARY IN ENG)     

中、日、韩文化交流与东亚文化产业

中、日、韩 3国拥有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安全对话尤其是文化对话很有必要。当前 ,“日剧”、“韩流”风行中国 ,而“汉风”在日韩也渐成风气。 3国应以和合精神为基本理念 ,共同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面对“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和拉美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国际问题)“变化中的世界经济:中国和拉美及加勒比的选择”综述

2012年5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国际问题)在北京新闻大厦隆重召开。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品牌之一、中国唯一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问题年度国际论坛,本论坛从2005年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届,此次年度论坛的主题是     

美国政治极化与对华政策的极端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两党的斗争异常激烈,政治极化程度之深为近几十年来所罕见,有学者甚至称其为"超级极化"。面对政治极化及其背后的深层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巩固执政权威、两党政客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都将对华强硬作为优先事项。美国部分学术界精英等提出为了凝聚人心和强化国家认同,呼吁与中国开展新冷战。这股强大的力量与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趋于尖锐一起,共同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极端化。但与中国对抗无法缓解美国激烈的党争,难以改善其国内的不平等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长期挑战。美国要走出政治极化,需要共和党或民主党通过选民重组获得对另一方的压倒性优势,从而长期主导政治议程。未来美国的党争还会非常激烈,但不管其国内政治如何演进,美国对华强硬的趋势都很难改变。     

东北振兴过程中的对外开放:中朝合作

中国实施的东北振兴战略和朝鲜的"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为中朝两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传统的友好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必要的条件。在东北振兴的历史背景下,应充分利用中朝经济互补优势,积极推动中朝"路港区一体化"项目的实施,组建中朝跨国边境经济合作区,扩大对朝边境贸易和直接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合作,拓展旅游合作,继续加强高层往来及各层次的交流,加强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等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丰富和充实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的内涵,进一步提升中朝合作的水平和层次。     

“发现汉语”及其“天下精神”

19世纪末期,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和参照的现代化进程的铺展和中国国家制度的疾速衰竭,使汉语在世界语言的中心地位也发生了颠覆式的位移,逐渐滑落到边缘地位,"汉字文化圈"也呈现出破裂的态势。21世纪,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现代化实践及其重大转型,为汉语的复兴和精神重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全新的时代语境和历史背景下,将重新"发现汉语"及其"天下精神"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命题,这意味着以西方文化为轴心的单向度的世界文化秩序,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以汉语复兴为切入点,中国文化将成为解构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同时,在重新"发现汉语"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在吸收其他语言文化资源的同时,坚持汉语及其文化形态的输出立场,摒弃中西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态,建构一种语言的"天下精神",从而使汉语在文化全球化中发出中国的声音。     

The "Essential Domino" of Military Operations: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Use of Force

It is a commonly held belief that the foreign policy issue to which the American public is most sensitive is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caus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regarding the use of force is highly palpable, salient, and organized, and because decisions regarding the use of force ar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s the nation ever has to consider, the analysis of public opinion regarding military involvement is academically significant and policy relevant. The indication from policymakers is that American military operations require public support. As a result, scholars and analysts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public opinion is the "essential domino" of military oper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has become, therefore, the focus of numerous studies and surveys. There are currently several competing explanations—schools of thought—in the literature on why the mass public supports the use of force.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identify the most prominent schools of thought o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use of force, and the centr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each school. Such a review is important to generating policy–relevant guidance pertaining to public opinion and the use of force—an objective made more pressing by the current war against terror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