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性多边主义与国际秩序的演进趋向——基于国际制度合法性视角的解释

近年来,竞争性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现象和国家在国际制度框架中的优势竞争行为呈现兴起之势.从国际制度合法性流变的视角来看,竞争性多边主义是特定领域国际制度"去合法化"及相关行为体对制度"再合法化"分歧而导致制度参与行为分化的结果,是制度改革失效后制度体系演进的必经阶段.在全球层次,国际经贸和金融领域的竞争性多边主义兴起均与各自领域制度体系的合法化困境有关.在地区层次,亚太地区小多边机制的涌现也是地区制度合法性长期缺失的结果.将对特定领域和地区制度合法性的探讨延伸到关于国际制度体系合法性的观察可知,制度体系合法性下降是秩序转型的主要诱因.竞争性多边主义不断解构着现行国际制度体系,因而成为推动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动力.当前美国主导下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美国制度霸权与制度合法性的动态演进规律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而面临"再合法化"难题,未来秩序转型的结果将取决于新兴国家的广泛崛起之势能否保持以及秩序主导国美国的霸权护持态度是否出现转变.     

国际新秩序的规范制度建设与过渡时期国际关系的特点

世界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后，国际规范与制度因素常常面临转型和变革。系统分析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变革过程中面对的主要问题，深化对过渡时期国际关系基本特征的认识，对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和确定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战略定位有重要意义。一、现行国际规范制度的特点及其在变革中面对的主要问题　　国际规范体系和机制架构是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基础性的构成因素。世界格局是反映特定国际力量对比状况与利益要求的合法化与制度化的国际利益平衡关系与分布格局，而国际秩序是反映和维护特定国际利益平衡关系的规范体…     

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与启示:制度改革的视角

战后全球性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载体几乎涉及国际关系的所有领域,总体上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二是国际经济秩序。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主要体现为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美国主导时期、制度改革的源起和发展时期、自由市场转向时期和国际秩序改革新时期。在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规则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始终是推动改革的中坚力量。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进入改革和调整的新时期。在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将是百年变局的一个核心议程。考察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历程,将为思考新时期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历史启迪。     

全球化背景下的多极化进程——试论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相互联系

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有着必然的联系。全球化为多极化提供了社会经济环境。全球化的不平衡现状使多极化进程呈现曲折性和复杂性。全球化背景下的多极化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多极化的实质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其制度保障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经济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必经阶段和较长时间的外在形态，其实质是经济多极化，直接构成了支撑政治多极化的经济依托。中国有必要积极适应并推进经济区域化进程。     

"和谐世界":国际秩序的新构想和新范式

“和谐世界”国际秩序观的提出是国际秩序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重要理论创新。它由安全、发展、和谐三个关键概念所组成,关注三个层次不断递进的目标,即通过共同安全实现持久和平稳定,创设国际秩序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通过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既满足世界各国的发展利益需求,又促进全球安全威胁根源的消除,为国际秩序的有序运行提供保障;通过开放包容实现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共同进步,实现国际秩序的公正与合理。“和谐世界”所提出的目标和新观念,以及解决国际秩序建设中安全困境问题、国际秩序的持久和平稳定问题以及国际秩序的公正与合理问题等三大难题的思路,已经使它超越了西方国际秩序理论,成为一种崭新的国际秩序构想和范式。     

全球能源治理变局:挑战与改革趋势

全球能源问题的紧迫性凸显了国家间合作及能源治理的必要.随着国际能源格局与形势的变化,传统的安全风险正在降低,能源产业的投资安全和能源利用的环境安全问题正在成为全球能源治理面临的最紧迫的议题.在这一变局下,现存能源治理机制自身的缺陷日益显露,加之不同机制间互动不足,能源治理的成效差强人意.为了能够应对全球能源的新挑战,全球能源治理模式要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向复杂的多层治理模式转变.在现有能源治理机制基础上,应尽可能吸纳新兴经济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参与,积极发挥金融工具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和加强法制建设,以实现更为公平、高效的国际能源治理秩序.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的俄罗斯“东转战略”：权力格局、主导规范与制度安排

“东转战略”是俄罗斯的重要对外战略。本文从国际秩序的视角出发，分析国际秩序转型对于“东转战略”的重要影响。国际秩序是一个由物质要素和观念要素共同构成的概念，其主要由权力格局、主导规范和制度安排三者组成。当前国际秩序转型表现为权力格局方面“复杂两极”的出现，主导规范转型体现为政经合一观念和新兴治理观念的兴起以及制度安排方面多元化、竞争性多边制度的出现。这些变化促使俄罗斯力图通过“东转战略”来寻求构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加强与亚太国家在货币金融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以及进一步加强支撑“东转战略”的多边合作机制。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需要面对远东地区由权力格局转型引发的安全风险，由主导规范转型引发的能源合作变化以及由制度安排转型引发的多边合作对接等问题。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中俄可以在区域安全合作、金融和高科技合作、绿色发展对接乃至多边合作平台建设方面开展互动，进而维护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有偿推车"战略与中美合作

"有偿推车"战略指"搭便车"者在现有霸权体系下与霸权国合作,共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当前的中美合作态势正是"有偿推车"战略的有益尝试.从中国方面看,维持现存国际秩序的稳定符合中国利益,适度承担与中国经济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向国际社会提供包括制度架构在内的公共产品,有利于中国从当前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向管理者转变.     

当前国际战略环境特点与走势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将由五个维度构成:一是世界多极化趋势愈益凸显,增添国际和地区格局变动的不确定性;二是大国关系竞争面上升,尤其是围绕印度洋-太平洋-亚洲板块的地缘战略竞争和军事战略竞争明显加剧,安全色彩突出;三是国际现有规制持续变革调整,多种新规制应运而生,二者交织并存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重构,增添了规则之争的紧迫性和长期性;四是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作用向规制层面扩展深化,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持续增大,中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期越来越取决于自身的世界定位和行为选择;五是中美合作的新空间、新亮点开始改变两国关系的结构和性质,机制化程度提高为双边关系稳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危机管控机制能力建设推进使双方坚守不冲突、不对抗底线成为可能,人文交流大规模展开将厚植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这些特点表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形态正在显现,可能成为影响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重大利好因素。     

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今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转型,基辛格称其为"四百年未有之变局",并非虚言.哈斯的"无极时代"、梅德韦杰夫的"多极化时代"、萨科齐的"相对大国时代"等等说法,虽是站在不同立场和角度定位"新时代",但都说明对于时代之变与体系之变,各国都深有体悟并开始全力应对.     

从中东变局透视国际秩序的演变

中东动荡不仅是该地区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且还深刻反映了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化。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环境的迅速变化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权势的快速转移是诱发中东变局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时机上看,美国中东战略的收缩,为中东变革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可能;从发展上看,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拉大了中东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从理念和制度建设上看,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对缺乏机制和制度创新动力和能力的中东国家形成了巨大冲击。而正在转变中的国际秩序以及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趋势,也必将对未来中东地区秩序重构及各国政治及社会转型产生重要影响。     

“后时代”的形成及其特征

本文论述了长期以来西方单边控制、少数垄断、实力说话、优越救世的“前时代”将被以多为主、共同经营、富裕普世、民主治理为特征的“后时代”所取代,传统国际体系的核心和边缘结构已经发生变化,这不仅表现在战略安全领域,还更为清晰地表现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后时代”将因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更加趋同,在重大国际事务上不再是单边、单轨制的半个世界,而是由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合作、竞争、较量所构建起来的一个均衡、公平和完整的世界.     

国际形势新变化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演变.全球化进程有所退潮、大国力量对比变化加速、国际战略格局深度调整、各国公共管理遭遇难题、不同社会思潮相互角力.世界正进入一个充满混沌与焦灼的新时期,在和平与冲突、发展与衰退、开放与孤立、自由与保守中,人类再一次面临重大的权衡与选择.中国努力“高举合作共赢旗帜,引领开放变革潮流”,在世界乱局中维护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在国际体系变局中提升地位影响和制度性权利.中国30年来的发展成就是在融入既有国际体系过程中取得的,中国是既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而非挑战者和颠覆者.今后,中国将以更具建设性的姿态,与国际伙伴一道共同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以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     

世界格局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发展

全球治理伴随国际秩序的创建而来,并随国际秩序的演进而发展。当前,世界格局面临百年之变局,国际秩序进入历史重塑期,全球面临包括大国冲突、秩序失序、异类社会思潮涌动和全球气候变暖等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挑战和风险。因此,作为处理和应对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机制,全球治理应发挥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的历史性作用。为此,应把握好新时期全球治理的方向和目标,维护多边主义,加快国际机制改革,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以促进经济全球化,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加强环境保护。建构和完善全球治理的平台和机制,从全局上看,应对作为首要全球治理平台的G20目标进行新的调整,建立"五个常任理事国"(P5)首脑峰会机制;在政治安全上,有效推进以安理会改革为中心的联合国改革,并建立安全新领域诸如网络、外空、极地等领域的国际公约谈判机制;在经济与贸易上,加快WTO、IMF等经贸机制的改革,支持并推动新的多边经贸机制的发展,将旨在推进全球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化。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国际秩序危机与转型态势探析

全球化、美国单极格局和制度化合作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显著特征.通过观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体系内行为体的互动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秩序的转型方向.受疫情影响,全球化进程和地区合作受阻,进一步加剧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的反向联动.同时,疫情凸显美国体系领导力缺失,大国制度博弈愈演愈烈,既有体系结构的不稳定性提升,冲击现行国际秩序.整体而言,国际秩序未发生本质改变,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进一步持续、制度安排中功能性合作与新制度建立加速推进.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和国际合作将在重组整合中波动前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积极推动多边主义进程和"一带一路"倡议应对国际体系无序状态的同时,以国内发展作为应对秩序转型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     

美国霸权与国际秩序

20世纪是美国霸权的时代,其间三次国际秩序建设的诉求都是与美国霸权目标直接相关的.伍德罗·威尔逊的世界秩序设计和霸权目标是奠基性的,制定了20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议程及其霸权方式.富兰克林·罗斯福接过其世界秩序的火炬,促成了联合国的创立,以此为基础的国际制度体系,将美国推上了西方世界霸权的宝座.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乔治·W·布什遵循具有帝国特征的单极秩序逻辑,体现了美国大战略的转轨.鉴于多边国际制度作为建构未来秩序的基本原则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美国当前的单边主义战略难以奏效.     

千年视野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路径北大核心

当前以东升西降为本质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裂变中逐步展现。但是,以权力转移为基调的百年变局框架不能深刻解释世界范围内千年变局的文明与国家发展规律。只有以千年变局视野下文明中国为路径,才能跳出既有西方国际关系的叙事框架。在当今新时代,中国首次放弃过去数百年间“刺激—反应”模式的被动策略,迈入顺势而为,积极主动引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轨道。从战略全局的挑战来看,美国正试图在全球范围内调动各方资源建立排华反华联盟,阻挠中国战略全局的实现,以期延续其21世纪的全球霸权地位。但是在千年历史长河中,东升西降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可逆转。然而,变局非定局,中国需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综合运用实力政治与文明对话这两大战略,积极主动塑造和引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体系转型与当代国际法使命

体系变迁影响法律规范的内容与走向,但同时也受到法律规范的型塑和建构.冷战后时代,全球化进展迅猛,国际法社会基础出现重大变化.安全、发展、人权、环境保护等共同利益把国际社会联结成为一个日益紧密的整体,大批国际组织的功能得到新的发展,对国家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强大.全球化条件下体系转型的加快,多种力量的并起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取得重大进展以及世界的多极化走向,要求国际法不但应适应形势,因时而变,而且应主动发挥其建构功能和规范作用,以国际组织为平台,通过调整利益奠定秩序,通过法律规范形成"确信",从而推动体系有序演进,避免国际纷争和动荡.     

浅析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格局和秩序

金融危机不仅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而且对国际格局、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已经并将继续造成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国际力量对比及大国之间相互关系发生变化；推动了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的改革；促进了国际体系内部结构的变化。但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未发生改变：G20已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讨论应对重大国际问题的主要平台，而G7和“金砖四国”将分别成为两大力量在这个平台中协调立场的核心：欧洲将是多极化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中国将长期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国际体系的变革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将始终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和较量。     

现代国际秩序的演进与中国的时代责任

主权平等、利益至上、国际法治、大国引领、尊重人权等一系列现代性的理念原则,共同构成现代国际秩序的思想基础;历经几百年来的各国竞争与合作,上述原则始终未变并持续深化,现代国际秩序也因此不断发展.当前,现代国际秩序的演进正处在关键阶段.要推进新一轮国际秩序现代化,必须有新的理念、思路和动力,中国的内在国家特性、当前历史方位及未来发展潜力等因素,决定了中国有能力成为未来几十年推动新一轮国际秩序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中国应充分意识到这一历史机遇和时代责任,为新一轮国际秩序现代化做出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