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与中国外交的选择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社会文化大发展、国际秩序大变革、国家间关系大调整,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多边主义面临危机,全球治理遭遇挑战。面对大变局,美国采取了逆全球化政策,欧盟、日本采取迂回多边主义政策,俄罗斯主张重构世界规则秩序。与之不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践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中国要继续加强研究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变局,对外交往中保持务实、自信、低调,全面深化国内改革,顺应"大变局"塑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适应"大变局"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认知、政策取向与实现路径

中国参与了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认同现行国际秩序的价值和作用,同时认为其需要进一步改革创新,这种改革创新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更显迫切。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主张维护其合理内核,并针对其欠缺之处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进行改革完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秩序变革的最终目标。为了更好地维护、推进国际秩序变革,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经济全球化新格局。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公平正义的思想底色与精神气质,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色与历史经验,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当前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剖析

2017年以来,在中美经贸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对经济安全领域的关注逐渐提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顺应国际秩序的调整态势,力争维持并增强日本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与竞争力。目前,日本经济已经深植东亚并同中国深度融合,如长期以安全逻辑扭曲经济政策,可能使日本经济复苏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地区安全秩序更趋复杂。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长期保守化给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压力,中日两国应以实现经济领域的共同安全为目标,共同维护地区及国际秩序平稳过渡,以多边方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探析全球治理转型中的“中国方案”

随着全球化、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演变。"中国方案"应运而生,以期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创新完善国际秩序,促进东西方文明融合,并向世界传递中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信心。过去5年,中国为构建全球治理理论体系、补充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相关治理规则、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等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有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今后则面临着引领世界走出低增长困境、破除传统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惯性、促使东西方意识形态竞争趋于融合等挑战。归根结底,深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攸关国际秩序的基础,也关乎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理应为之发挥更大作用。     

“健康丝路”视角下的中国与全球卫生治理北大核心

在多次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不断提升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并加快融入全球卫生治理体系。随着"健康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和推进,其效应不断外溢并对国际双边和多边卫生治理合作产生深刻影响,有力促进了区域和全球卫生治理理念的创新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当前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既凸显了共建"健康丝路"的重大战略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对"健康丝路"的行稳致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为推动"健康丝路"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未来中国应以构建生物安全体系、完善国际多边治理架构和提升"健康丝路"机制化水平为建设路径,不断夯实"健康丝路"的基础和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     

金砖机制的深化与未来建设的思路

金砖机制在国际多边机制方兴未艾之际脱颖而出得益于其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角色和定位,并不断深化机制建设。在国际秩序重构进程中扩大金砖机制代表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深耕全球治理,推动全球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未来十年,金砖机制承载着打造世界最有影响力南南合作平台的历史重任,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前所未有,需要正确处理机制建设的现实利益与长远目标之间的关系,更需增强机制的行动力、创新力和可持续发展力,探索成立更多具有开创性的合作机制和治理机构。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国际秩序危机与转型态势探析

全球化、美国单极格局和制度化合作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显著特征.通过观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体系内行为体的互动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秩序的转型方向.受疫情影响,全球化进程和地区合作受阻,进一步加剧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的反向联动.同时,疫情凸显美国体系领导力缺失,大国制度博弈愈演愈烈,既有体系结构的不稳定性提升,冲击现行国际秩序.整体而言,国际秩序未发生本质改变,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进一步持续、制度安排中功能性合作与新制度建立加速推进.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和国际合作将在重组整合中波动前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积极推动多边主义进程和"一带一路"倡议应对国际体系无序状态的同时,以国内发展作为应对秩序转型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

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为维护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各国的开放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自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多边贸易体制缺乏公正性,区域贸易协定不断涌现,导致全球贸易治理出现"碎片化"趋势,非正式制度安排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全球贸易治理机制的缺陷导致了诸多治理低效率问题,逆全球化浪潮就是贸易治理机制低效率的突出表现。此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地位日益上升,现行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所界定的利益分配格局越发不合时宜。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并付诸实施,将会引领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促进全球贸易治理向公正导向、发展导向转型,将整合"碎片化"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引领新的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全球贸易治理提供新的多边合作平台。"丝路新秩序"为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设定新范本。     

全球发展赤字与中国的治理实践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全球发展赤字问题也愈加严峻,全球发展总体不充分、发展空间不平衡、发展动能不充足、发展援助不完善和发展环境不理想是其具体表现。全球发展赤字问题主要源于全球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国家治理失效的扩散、现有发展机制的内在缺陷、发展模式西方化的逆反效应以及个人主义在西方膨胀等。对此,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有助于凝聚全球发展共识、提升全球发展效能的重要举措,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全球发展机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加强国际对话交流,以实际行动为应对全球发展赤字难题贡献了中国力量。     

国际体系的历史性挑战与中国的应对

当前,国际体系正面临三大历史性挑战:大国之间合作为主、竞争为辅的关系发展态势转向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轨道,国际体系是继续走向融合还是逐渐走向分裂成为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国际反恐联盟的失败与“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使中东秩序全面崩溃,西方在中东的主导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并由此衍生出全球16亿穆斯林与所在国及国际社会日益分化的世界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因严重脱离全球化现实而近乎失灵,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动荡背景下维护霸权的决心及大国战略竞争,又使全球治理改革失去合力,不断扩大的全球治理赤字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带给我们一个危险而又失败的世界.面对这些历史性挑战,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型国际关系战略,消解敌对关系的塑造,注重普遍伙伴关系的建立,意义十分重大.     

联合国面临的新挑战与全球治理*

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入变化，联合国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提高应对各种新问题的能 力，如何应对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多边对话机制的竞争。联合国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需要以全球 治理为价值取向，改革内部结构，加强与相关国际行为体的合作，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多边主义视角下的中印国际合作

随着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入，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加，多边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观和新型合作机制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当今世界发生的一些变化，尤其是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也促使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不断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和印度等国为协调在国际社会的立场，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升新兴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加强了在国际多边机制下的合作。在国际多边机制下，中印两国的国际合作不断深化，领域也更加广阔。中印关系也从双边逐渐向多边扩展。     

从《美墨加协定》看美式单边主义及其应对

相比其前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的主要变化包括更加严格的汽车业原产地规则、适度放宽的乳制品和农产品市场准入、大幅限缩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新增的日落条款。《美墨加协定》充分体现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立场和单边主义倾向:协定相关条款反映出在"美国优先"的基本国策下,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强化美国规制权的总体态势;协定架构特点体现出美国以双边取代多边、以"互惠"取代"最惠"的贸易谈判新思维;美式单边主义的最终目标并非"去全球化",而是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实现符合美国利益和需求的新一代"全球化"。作为应对,中国在多边层面应当积极维护多边经贸体制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并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对区域贸易协定中不公正的恶意条款加以约束;在区域层面应当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并考虑在适当条件下加入《全面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国内层面应当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高水平经贸法制、高质量营商环境应对和突破美国的"规锁"。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与前景展望

当前,由于各国利益博弈、现实技术水平与成本约束、治理资金短缺与技术转移困难及治理机制的激励约束力不足等原因,使得全球气候治理困难重重。本研究认为,应对当前治理困境,需加快低碳技术的研发推广、完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推进碳汇交易,并构建与现有国际机制的关联机制;同时,随着国际社会对治理必要性、紧迫性的逐步认同与联合一致行动,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新机遇,《巴黎协定》的执行依然值得期待。     

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镜鉴了人类社会所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层叠交错,并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供需鸿沟”。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各种要素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生。其结果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国际秩序“漂流”、地缘经济秩序强化下的“经济主权”回归、机制碎片化加剧下的全球治理“肌无力”以及国际共识弱化下的“价值基石”瓦解等要素的交织共振,将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治理理论,实验主义治理被视为是不确定性情景之下,解决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借鉴实验主义治理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及实践经验,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新思路。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价值理念和框架性目标的共塑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治理机制灵活性的增强来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以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交换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学习、以国际评估的设置与完善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继而在渐进性探索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倍增的全球治理难题。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发力

2015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展开,大幅推进.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外交理念丰富深化,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全球治理方面精彩纷呈,成效显著,为维护战后秩序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维护周边和平稳定方面也面临新考验.随着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必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试论全球治理、亚欧会议及中欧合作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在考察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分析全球治理与跨区域性合作机制--亚欧会议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审视全球治理视阈中亚欧会议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本文认为: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试图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从无序的国际体系中寻求某种秩序,而亚欧会议则是全球治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亚欧会议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对中欧合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包括促使中欧合作更多地强调多边协调,扫除中欧合作的意识形态障碍,促进中欧合作超越以"多极"制约"单极"的权力政治观念,以及推进中欧在公民社会领域中的合作,而这一切又对全球治理具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世界新热点与全球治理新挑战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和国际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各国在相互依存与合作不断深化与加强的同时,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愈益突出和严峻。尤其是近年来,太空、极地、气候等新热点问题升温,对现有国际规制和全球治理秩序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与中国角色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凸显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此次疫情防控一方面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诸多困境,另一方面也预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改革和重构,包括全球治理理念转变、全球治理主体调整、全球治理客体重心转移、全球治理规则创新以及全球治理动力再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在G20等多边机制下积极发挥抗击疫情的重要作用;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扩大中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影响力;建立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为全球治理树立信心和标杆;发展"一带一路"国际治理合作平台,着力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加强东亚区域合作抗疫,提升亚洲国家全球治理地位。总之,中国将与各国协作共同塑造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     

互联网治理:巴西的角色与中巴合作

互联网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重要议题,巴西力求在该领域谋取大国地位。巴西互联网治理以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机制为核心,为互联网指导委员会和《网络民法》为两大支柱。巴西还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互联网治理,在拉美地区发挥引领作用,围绕"信息社会"概念,促进区域协调与合作,支持拉美各国加强本国的互联网监管和立法,协调拉美国家的立场,集体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反对美国的单边治理,基于多利益攸关方治理原则,主张建立公平、公正、安全的全球网络空间秩序。尽管巴西的互联网治理大国战略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中巴两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合作空间较大,双方可以提高"利益共同体"认识,强化双边立场协调;携手应对网络犯罪;加强信息技术创新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促进各自互联网产业发展;积极利用多边机制,求同存异,推广"两国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