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外交"与亚洲政治新变局

安倍政府的"价值外交"因安倍的印度之行达到了高潮。主张民主国家联合基础上的"大亚洲"概念和建设"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提法,并非只是日本单纯想要笼络印度、在美国支持下重建亚洲均势,更重要的是日本正在力求调整其外交战略,建立这一战略的内在连续性和促进日本"大国化"进程。但"价值外交"在目前的日本国内政治中有着难以化解的内在紧张关系。除非日本能够真正正视历史,否则,"价值外交"难以对亚洲政治发挥决定性影响。     

伊朗核问题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伊朗核问题自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以来,国际社会不断斡旋调停甚至制裁,不仅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决心拥核,除有着追求充当地区强国的企图外,更主要的是伊朗伊斯兰政权自成立以来就始终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尤其是美伊关系的长期敌对。多年来,伊核问题一直是大国之间相互较量的杠杆,其发展前景或是西方国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不断加大对伊施压,或是美国(通过以色列)对伊动武,或是美伊谈判和平解决。无论哪种前景都会对美俄关系、美欧关系、美中关系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与前景

"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是安倍政府提出的旨在促进日本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一项战略,其在推进中不断扩展投资地域和领域,参与实施机构不断增加。构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既受其外交、安全战略的驱使,也暗藏争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主导权之目的。日本虽在诸多方面具有优势,但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的实施也存在资金不足、审核标准严苛、附加人权环保条件等制约其发展的因素,推进前景并非一片光明。     

日菲关系新发展及其动因

安倍政府重视构建与菲律宾的"强化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在日本积极进取型外交推动下,日菲政治交往日益密切,安保合作不断深化,经贸合作转型升级,人文交流更趋活跃。日本积极发展对菲关系旨在提升自身地区内的政治地位,对冲"特朗普冲击"的消极影响;落实日本海洋战略,建立"海洋大国";以日菲关系牵制中菲关系全面深入发展。日菲关系的快速发展既是日本为达成国家战略目标而推动的结果,也是菲律宾政策回应的产物。菲律宾对提升日菲关系同样有所期待:增强外交弹性,提升国家影响力;推动军事现代化进程,降低对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助力国内经济发展。受地区秩序调整、美国政策等因素影响,未来日菲关系仍将呈现不断强化态势,但不可能向结盟关系发展。     

安倍东亚外交重构的动因与挑战探析

在东亚地区政治格局变迁之时,安倍政府重新定位日本全球角色,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均进行了大幅调整。在对外关系中,对美外交仍处于首要位置,对华关系出现回暖,与东盟关系在加强,积极协调日韩关系,对朝关系虽有改善但十分有限。在安全领域,做出解禁集体自卫权、实施安保法案、扩张军力等一系列举动。经济领域主要侧重推进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及能源输出。本文从安倍晋三本人的右翼属性、日本国内逐年的右倾化趋向、中国的崛起和东亚政治格局变迁三个层面分析了日本东亚外交调整背后的动因。安倍政府的政策调整不可避免会遇到一定挑战,同时也将对东亚地区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略论21世纪日本对拉美外交战略变迁

拉丁美洲是距离日本最遥远的大陆之一,从15世纪至今日本与拉丁美洲的关系走过了漫长的400多年。进入21世纪后,作为构成日本大国主义政治理想的外交战略处在不断调整过程中,从小泉政权到两届安倍政权的15年里,日本对拉美外交由着眼资源、能源的经济外交朝着紧盯大国博弈的政治战略方向倾斜。对今天的安倍政府来说,笼络拉美国家寻求联合国改革中对日本的全面支持。已成为对拉美外交战略的首选目标;而日本与拉美国家间正常的经济关系,也因注入了"抗衡中国"的复杂要素而脱离了日拉之间经济往来的原有意义。这种变迁既包含着国际格局变化造成的外部牵引,更是当今日本强国、强军战略在日拉关系中的间接折射和直接体现。日本的拉美外交走向值得进一步观察,日本对拉美外交上的利弊得失也值得我们汲取成功经验或规避其失败的风险。     

安倍价值观外交的海权向度解构

安倍价值观外交是安倍晋三内阁在当前国际体系中以西方普世价值观为政策工具来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并实现日本在海洋领域战略扩张的外交战略与实践。第一次安倍内阁通过价值观外交在亚太地区创设日美澳印、美日澳、日澳以及日印等四个安全保障合作机制对中国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战略包围并实现日本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上的海洋战略扩张。第二次安倍内阁重启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在推进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插手南海问题给中国维护南海主权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设置障碍。安倍在亚太地区构建针对中国的海洋军事同盟,从太平洋与印度洋两个战略向度上实现对中国的海上战略包围与遏制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     

日本对东盟的公共外交

日本一贯重视对东盟公共外交,安倍政府再次上台后,对东盟公共外交在机制、内容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特点:通过高层公共外交强化对东盟公共外交机制,以政府开发援助和对外文化交流为基础丰富了对东盟公共外交内容,以妇女、青年和意见领袖为抓手拓展人脉网络。安倍所采取的系列公共外交举措成效明显,增强了日本在东盟的存在,也优化了其在东盟的舆论环境。面对日本东盟公共外交的迅猛发展,中国应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周边外交,进一步优化对东盟公共外交机制。     

日本安倍政府的东盟外交:基于现实主义外交的理论视角

安倍政府对东盟的现实主义外交渗透着严重的"实力支配主义"及"利益至上原则",其战略目标不单纯是谋求维护及扩大日本在东盟地区的现实利益,更意图与东盟个别国家乃至东盟整体建立以合作应对中国威胁为基本价值观、以集体遏制中国发展为战略目标的同盟体系。自2012年末安倍政府上台以来,它就通过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维度对东盟国家展开全方位的现实主义外交。但必须指出的是,安倍政府对东盟的现实主义外交暴露出强烈的逐利性,同时,刻意追求对华均势的战略效果,凸显"继承性、破坏性、争议性、自我性"的严重缺陷。     

后冷战时期日本亚洲外交的布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的亚洲外交可以概括为:小泉强化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安保战略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死胡同;安倍的"价值外交""新基轴"虽然表现出一些灵活性,但没有脱离小泉时期的外交实质。福田康夫上台,可能意味着小泉-安倍亚洲外交路线的终结,但日本的亚洲外交布局总是取决于其国内的政治走向的。     

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日本的对华外交深受国际体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影响。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竞争加剧,以2017年为分水岭,第二次安倍内阁领导下的日本的整体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从"战略制衡"向"战术避险"方向的转变。在2017年以前,日本为了联美对华实施"战略制衡",在外交方面,以"印太战略"孤立中国;在安全方面,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和强化日美同盟;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冷淡态度。在2017年以后,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对华实施"战术避险"。在外交方面,加强印太战略的开放性、领导人互访和对华自制;在安全方面,继续强化国防上的内部制衡;在经济方面,有条件地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并对华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展望未来,令和时代的日本将是一个拥有部分战略自主的中等强国,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维持与中国有距离的交往,力图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角力中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政策

韩国认为,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深受日本安倍政府的影响,其主要目的在于拉拢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区域内的国家共同围堵中国。由于这个反华企图,再加上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等,导致该区域内其他国家不愿完全追随美国,所以特朗普任内很难落实"印太战略"。在此认知和判断下,2017年5月上台的文在寅政府开始明确拒绝支持"印太战略"。随着美国白宫、国防部和国务院相关报告的出台,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意志日益强烈,要求韩国参加"印太战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韩国越来越需要美国协助解决朝核问题和调解韩日矛盾,再加上中韩关系逐渐恢复,所以韩国最终决定用其"新南方政策""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韩国一再强调,此举不是"加入印太战略",而是以东盟为中心,仅围绕经济、治理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在寅政府的"均衡外交"理念和扮演"桥梁国家"角色的愿望。今后韩国如何进一步回应美国的要求,主要取决于未来韩国政权的性质、拜登政府推动"印太战略"的连续性,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等。但无论未来内外形势如何变化,韩国都会认识到中国和中韩关系的重要性,而不会一边倒地完全参与到旨在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中去,而是有选择地支持与合作。     

中东变局与世界主要大国中东战略的调整——兼论中国的中东外交

中东地区历来是大国战略博弈的重点区域。自阿拉伯国家陷入群体性动荡以来,美国、欧洲、俄罗斯等大国或地区力量围绕中东变局纷纷进行政策与战略调整。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根本目标是既要避免类似伊拉克战争的深度卷入,又要保持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欧盟尤其是法、英两国对中东变局的积极干预使欧洲对中东事务的影响明显增强,欧盟正力图确立统一的中东战略,但其内部分歧不容忽视。俄罗斯中东战略的核心特征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实用主义外交,并极力维护其地缘战略利益和能源利益。中国应进一步增强对中东战略地位的认识,冷静客观地认识中东变局对中国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并在坚持原则的同时适度扩大对中东事务的参与。     

中东2019：内外危机加剧与地区格局失衡

2019年中东局势呈现内外危机加剧、地区格局失衡两大特征。从大国看,美国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空前严厉,伊朗设法反制,双方游走冲突边缘。美伊对峙的松与紧影响着波斯湾与西亚的安与危。从地区看,苏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四个阿拉伯国家爆发持续性民众抗议,冲击旧政治体制,上演新版"阿拉伯之春"。四国动荡加剧阿拉伯阵营弱化,引发土耳其、以色列、伊朗三强竞夺,地区格局进一步失衡。美伊关系紧张、阿拉伯世界弱化、地区格局失衡既是老问题,又有新表现,持续搅乱中东局势。     

Competing Visions of Japan’s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Japan First vs Global Japan

ABSTRACT

The state and direction of Japan’s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can best be understood as a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Japan first’ and ‘global Japan’ schools of thought. In light of the ever worsen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Japan, the gap between the Japan first school advocating a focus on the immediate needs of Japan’s territorial defence and the global Japan school arguing for more global engagement is widening.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will continue to shape the direction of Japa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sture – and importantly, the global Japan school is far from winning, contrary to what Abe’s hyperactive diplomacy might suggest.     

战后日本国家战略演进及岸田内阁战略走向

二战后日本不得不放弃武力扩张的国家战略,但伴随形势变化,日本不同当政者的治国方略则不相同。围绕是维护宪法、优先发展经济、重视国际协调,还是修改宪法、增强军事力量、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等,存在两种不同国家战略倾向。其背后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战后,日本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经济、科技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外交则受制于美国而缺乏自主性。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开始借助美国,努力成为亚洲领导国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非所谓摆脱美国的"正常国家"。21世纪以来,安倍晋三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对内推动修宪,使日本成为"能战国家";对外构筑"自由开放的印太",制衡中国。菅义伟内阁继承了安倍的国家战略。岸田文雄执政后在延续同一国家战略的同时,会展现何种特色,值得关注。     

安倍再度执政后的中日关系展望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手中握有改善中日关系的机会,但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背景下,其对华政策仍可能受到日本右翼和鹰派的影响。安倍内阁企图通过加强日美同盟,在中国周边开展所谓"价值观外交",构建针对中国的战略格局,在钓鱼岛问题上迫使中方让步。安倍最大政治目标是修改日本宪法,为日本对外使用军事力量铺路。近期在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同时,也会谋求缓解紧张关系,防止局势失控。若2013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很可能推动修改日本宪法。中日关系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前景不容乐观。201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中日双方信守条约,妥善处理钓鱼岛争议,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和东亚和平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东亚区域合作外交

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中,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前,东亚区域合作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外交中一个日益凸显的亮点。在新地区主义理论的视野中,中国提出新安全观,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出并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思想,为新地区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积极推进“10+3”合作,着力发展“10+1”;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支持东盟为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所作的努力;以“10+3”机制为契机,深化中、日、韩三国合作。在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中国应在加快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让东盟国家从中切实受益;继续坚定不移地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挥大国作用;切实按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处理同有关国家的海上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大力发展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切实推进三国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建设性的合作精神发展中美关系。     

奥巴马治下美国“大中东”政策前瞻

奥巴马治下的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仍将是“大中东”。从伊拉克撤军，与伊拉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协议方面作出规划，以解决美国在伊拉克长期利益和军事存在；可能与伊拉克进行谈判．但难度很大；中东和平进程有可能取得进展；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将成为美国的反恐重点地区；中国因素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试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中韩关系的发展已进入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层次阶段,对整个东亚战略新格局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韩国的对华外交却承受着美韩同盟关系的制约,韩国夹在中美之间,左右为难,面临着严重困境。2010年发生的"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事件"以及2012年发生的"脱北者事件"等,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原本隐蔽着的问题暴露在世人的面前,其中之一即是美韩同盟关系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在结构性矛盾。李明博执政期间,美韩同盟有趋强的趋势,导致中韩关系面临着重大考验。韩国外交的根本出路:"须在中美间找准外交平衡点","中美韩‘三国演义’演不好,半岛南北就永无宁日"。为此,韩国需要有更多的独立决策能力,保持自身在两者间的平衡,既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又与中国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任何倒向美国一边的政策,都会使韩国的战略决策失衡,使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受损。可以期待2012年大选后韩国政府的对美、对华政策会有新的调整,自主性、多元性、平衡性将成为韩国外交的发展方向,将有利于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