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气候领导权博弈背景下巴西亚马孙政策的转变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美国与欧盟这两个关键的国际行为体围绕不同类型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亚马孙地区治理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欧围绕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的博弈促使双方竞相在亚马孙问题上表态和介入。这使巴西对亚马孙地区的治理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巴西的亚马孙政策从对抗外界干预、维护亚马孙自主权转向主动作为和积极开展多边合作，以增强亚马孙地区治理的合法性和灵活性。通过政策调整，巴西既维护了自主，又在国际社会得到一定范围的理解和支持，极大地提升了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成为亚马孙地区治理的主导国和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利益攸关方。美欧未来围绕气候领导权的博弈将长期存在，巴西也将持续面对美欧双方的共同施压。卢拉再次就任总统后，将联合气候立场相近国家，尤其是团结雨林国家，通过开展更积极的多边合作应对美欧的压力。从这一维度看，中巴双方在热带雨林保护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拜登执政以来的美欧数字基建合作：特征、动因与影响

拜登执政以来，美欧通过“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和“全球数字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等计划形成数字基建合作的全新态势，呈现以西方价值观渗透数字基建规则、以“印太”为重点区域、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和机制化的鲜明特点，针对中国的指向强烈。美欧开展数字基建合作有抓住数字治理领域有利条件提前布局的考虑，也是双方希望加强对华竞争和主导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的谋划结果。展望未来，美欧数字基建合作对跨大西洋同盟、国际数字合作和全球数字治理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也会抬升美欧针对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博弈烈度，但其成效仍受到美欧自身能力与各方意愿的限制。中国应充分把握美欧全球数字基建合作的逻辑，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世界各国数字基础设施良性健康发展。     

美欧气候变化政策差异与合作前景

欧盟和美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最重要的行为体,双方气变政策取向以及竞合态势对全球气变治理趋势有重要影响。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在气候政策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美欧在气候政策上趋于协调与合作,有望给全球气变治理注入更多动力。然而,美欧长期以来在气候变化相关经济利益、国内政治环境以及外交与安全层面认知上具有结构性差异,因此双方在气候变化的治理方式、目标、决心、意愿方面分歧明显,这将限制双方合作程度,双方气变政策趋同性也面临不确定性。中国应积极谋求气候合作机遇,同时妥善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地缘政治和发展权益挑战。     

乌克兰危机中的能源博弈及 对中国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2014年欧洲和国际能源市场总体上并未呈现大起大落态势，全球油气价格反而稳中有降，这一表象的背后隐藏着俄、美、欧之间复杂的能源博弈。虽然俄罗斯没有如2006年和2009年那样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能源供应也未成为本次危机中威胁乌克兰和欧盟国家的焦点事件。但鉴于俄、乌两国分别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生产国和过境国，能源仍可能是俄、美、欧各方推进自身内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在此次危机中，俄罗斯“以我为主”，坚持政经分离的政策，不希望政治冲突影响自身能源利益。美国“主动进攻”，试图通过金融工具来影响能源价格，利用俄罗斯经济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面，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相比之下，欧盟在能源供应来源方面虽然仍旧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但已开始加速多元化步伐，并将继续强化与美国的合作。俄、美、欧三方激烈的能源博弈，围绕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和全球治理的建章立制逻辑而展开，直接推动俄罗斯能源出口重心东移，为中国主动对俄施展能源外交、中日韩能源合作以及中美能源经贸合作提供了机遇。作为世界能源领域的需求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以确保充足的外部能源供应和国内能源问题的解决。     

日欧科技合作的特点及发展限度

在中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日本与欧盟不断开展并深化科技合作，试图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强化全球科技治理的“日本、欧洲色彩”，并加强“战略自主”以平衡中美科技博弈带来的风险。日欧科技合作的深化程度受到日欧自身发展、双方内在矛盾以及美国压制等因素限制。未来中国应加强研究和部署，既防止日欧与中国科技“脱钩”，又主动突破西方“技术联盟”壁垒，努力与日欧建立并实施“科技伙伴计划”，共同推动全球科技治理良性发展。     

碳中和目标下海湾国家气候政策探析

随着全球气候政治环境的变化，海湾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角色由“牵制者”转向“骑墙者”。在利益基础分析模型和选择性激励视角下，海湾国家气候政策演变是内生因素和外部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因其承受全球气候行动加速带来的压力、生态脆弱程度高、面临经济转型困境、国内减缓成本降低，以及提升国际形象的需要，海湾国家气候治理势在必行。为此，阿联酋、沙特、巴林和阿曼等国相继宣布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增加清洁能源开发利用，降低化石能源依赖；研发推广碳捕集技术，减少温室气体结构性排放；通过植树造林增加碳汇，补偿碳排放。海湾国家在气候治理和绿色发展方面积极作为，取得了初步成效。与此同时，能源系统脱碳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环节，这将导致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使用减少，进而冲击海湾国家的地租型经济和食利契约，对其国际地位和国家治理带来挑战。海湾国家已开始为达到气候治理目标与可持续发展付出努力，但因其影响因素纷繁复杂，实现碳中和目标任重道远。     

2005年第四季度国际形势综述

一、美深陷伊拉克，对外战略呈现出“伊拉克优先、大中东暂缓、拉紧欧洲、稳住亚太”的全球布局。 由于驻伊美军死亡人数超过2000，美国内要求撤军和反战呼声高涨，美集中精力加快推进伊拉克政治进程，深陷伊拉克难以他顾，对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其他环节如伊朗、巴以、叙利亚等则以拖待变。把欧盟甚至俄罗斯和中国推到前台与伊朗周旋，继续让联合国调查组展开对哈里里遇刺案的马拉松调查，支持沙龙的单边撤离计划和巴以和谈。在欧洲，赖斯亲自访问欧洲和北约总部，力图改善因“黑狱”问题而遭受挫折的美欧关系，寻求欧盟在伊拉克、阿富汗、伊朗核问题等方面的支持。在亚洲，不但美财长、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长等先后访华，小布什也再度访华，美还与中国举行了战略、能源及混合经济委员会对话机制，并且提出了“国际体系论”，要中国做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利益相关者”，以分担美国目前在全球难以应付的种种困难与责任。同时，小布什还访问了日本、韩国和蒙古，与日本召开了第二次国防部长和外长参与的“2＋2”双边会议，进一步巩固美日、美韩军事同盟，与印度建立核战略合作，力图主导亚太地区安全合作进程。     

欧盟国际气候政策中的消极因素

欧盟的国际气候政策存在诸多消极因素，主要包括：提出的减排目标相对保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采取一种内外有别的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在技术转移问题上过于强调知识产权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虚多实少；其相关产业政策导致排放转移，某些环境和技术标准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消极因素与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新形势一起，共同决定了欧盟难以重返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的领导者地位。     

美国碳中和政策：主要目标、实施路径及对华影响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确立了2050年的碳中和目标。在政党之争、最高法院判决和俄乌冲突影响下,美国通过耦合经济与气候议题、征收碳关税、重塑跨大西洋气候政治议程和推动气候地缘政治重构来推动目标实施。这些举措反映了美国维护国内产业竞争力、争夺全球气候领导力和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气候新秩序之战略考量。然而,这不仅对中国相关产业造成冲击,影响其低碳减排工作进程,还升级了中西绿色低碳技术竞争,为中国气候外交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为了持续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中国可从四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深化全国碳市场建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完善碳减排机制组合,稳妥有序推进碳减排工作进程;三是大力推动低碳技术创新,加强国家绿色战略自主性;四是深度参与涉碳国际谈判,推动中国气候外交积极向前发展。     

国际碳关税发展趋势析论

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表示要采取碳关税措施，碳关税问题可能成为今后影响国际经贸关系的热点。国际碳关税的发展趋势反映了发达国家保障本国利益，重新布局世界经济的真实意图。碳关税实质是披着“绿色外衣”的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它的出台将在贸易、产业等领域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其负面影响将尤其突出。鉴此，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有必要加强合作，并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采取应对措施。     

后哥本哈根时代的中国“碳外交”

哥本哈根会议揭开了“碳时代”的序幕，并有可能形成一个以“碳实力”竞争为核心的国际格局。“碳时代”的全球治理正在逐步瓦解由某一国家全面控制全球事务的可能性，促使各种国际行为体在公共平台上建立“碳责任”与“碳实力”之间的平衡。“碳时代”仍然是实力政治，中国“碳外交”的着眼点应是：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增强自身的“碳实力”，积极履行减排承诺，维护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对当前深化"基础四国"合作的思考

"基础四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与欧盟及美国等"伞形国家"并立的三大关键力量之一,在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以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等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日益转向美欧发达国家的减排方案,使"基础四国"面临巨大的压力.随着巴黎气候大会后新的全球减排框架逐步落实、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阵营划分,开始呈现出向"排放大国对排放小国"转变的态势.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分化明显加剧,"基础四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面临的冲击日益加大.     

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与国际战略深度融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大变局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时期。美国拜登政府重启气候新议程,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气候权力重组、气候安全体系重构、气候治理秩序重塑中争夺主导权,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统筹应对美国气候战略竞争风险和深入推进COP26后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到国际安全体系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唯有良性互动、拓展合作空间才能维护国际安全及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探索中的欧美“跨大西洋联盟”

探索中的欧美“跨大西洋联盟”杨明杰甘爱兰曹霞自１９９５年起，欧美把建立新的“跨大西洋联盟”正式提上日程，这表明欧美关系在颠簸之中正经历一次较深层次的调整。去年６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提出２１世纪美欧合作日程；７月，欧盟提出对美关系战略文件；１２月３...     

俄罗斯实用主义气候政策探析

气候变化议题在今天的全球治理中居于核心地位。俄罗斯的气候政策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开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气候实用主义"是当前俄罗斯气候政策选择的核心。本文分析了近年来俄罗斯"气候实用主义"的内涵特征、政策特点、选择动因以及造成的影响。本文指出价值观、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是决定俄罗斯实用主义气候政策选择的三个关键变量。这些变量通过观念、利益和身份的路径影响了俄罗斯气候政策的理念框架、国内偏好以及国际合作参与。对于气候变化起源的"怀疑论"、对碳氢能源企业的重点保护,通过气候政策对内增强治理合法性,吸引投资和技术以缓解美欧制裁是当前俄政府实用主义气候政策的突出特点。俄罗斯的这种气候政策为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加强提供了新动力,也为中俄区域合作开辟了新领域。但却难以弥合俄罗斯与美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也不会对俄罗斯依赖能源经济的发展模式造成实质影响。     

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缘起、对华影响与应对

“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作为重启跨大西洋协调与合作的新机制,是在拜登和冯德莱恩等一批跨大西洋主义者积极推动下的产物。对传统自由贸易与“华盛顿共识”的反思,叠加世界变局、技术革命与中美欧三大力量对比的结构性转变,推动美国和欧盟在贸易与技术领域不断强化对华竞争的指向性。从匹兹堡到吕勒奥,美国和欧盟已在TTC框架下完成四次部长级会晤,并形成一年两度的协调与会晤机制。围绕双边贸易协调与对话、技术合作与标准制定以及对华贸易与技术竞争,双方展开多轮沟通与磋商,并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与新兴技术领域的外部压力。但利益与意见分歧、对华政策偏好差异以及修复跨大西洋裂痕的艰巨性等多重因素同时制约着TTC的潜力空间,加剧了其未来发展演变的不确定性。中国应树立战略思维,适时调整对美、对欧方略,消解TTC框架下美欧协调联动对华产生的不利影响。     

碳关税与全球性碳排放交易体制

碳关税是进口国依据进口产品生产过程中碳排放量而对进口产品征收的特别费用。欧美等国主张实施碳关税的根本原因是确保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在承担公平的碳排放成本的基础上展开竞争，而中印等国有一种观点认为碳关税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用以制约新兴国家发展的新型贸易保护手段。碳关税的产生与目前全球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制尚未建立密切的联系。为避免碳关税等单边措施的发生，国际社会应采取适当措施建立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与气候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基于“美国优先”的原则对美国的能源与气候政策进行了“全面且大幅度”的调整,其内容包括:振兴传统化石能源与核能行业、加速实现“能源独立”并扩大能源出口、降低对新能源的支持力度、打破美国能源和经济发展的气候规制约束.特朗普政府调整能源与气候政策的主要动因包括三个方面: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在思想理念上怀疑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并且在利益上与化石能源企业关系紧密;力求促进能源产业工人就业并降低能源使用成本;致力于打造美国的国际“能源优势”.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与气候政策将对国际能源格局和气候治理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加快成为全球能源体系中的重要战略棋手;世界能源市场在中短期内供过于求,能源投资赤字扩大,全球气候治理全面倒退,国际能源与气候政治更为复杂;中美能源贸易合作将取得进展,构成中美经济合作的新支柱,但气候治理合作却会陷入困境.     

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

作为一个术语，“全球南方”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争论的理论问题；作为一种现实，“全球南方”是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既有国际格局新变化的深层背景，也有非常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同时为深化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促推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改革与务实合作。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普遍不满西方国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主张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既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之一，更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还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当下则面临着严峻且复杂的国际形势：一方面，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借助分类、拉拢和施压等手段，试图分化瓦解“全球南方”乃至排斥和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渐增，自主发展意识和制度建设加强。鉴此，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并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不断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新型南南合作，从而不断助力全球发展治理新架构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