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尔特时期美菲防务合作的调整及其局限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之后,美菲防务合作有了新的发展。经历了初期的“短暂疏离”,美菲防务关系实现了“质”与“量”齐升,双边军事演习出现多边化苗头。这既是因为菲律宾自身亟待加强防务能力,需要得到美国支持,也与菲律宾国内亲美的民意基础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再强烈指责菲律宾人权问题有关。然而,美国对菲律宾安全和经济支持难及预期,美菲在南海问题等关键安全议题上存在分歧,菲律宾继续寻求外交多元化,诸如此类制约因素有可能致使美菲防务合作深化发展出现反复。     

杜特尔特执政后美菲同盟关系演变

自2016年6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以来,美菲同盟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奥巴马执政末期美菲同盟关系由密切变为冷淡;2017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美菲关系得到改善,但双方之间的矛盾犹存。尤其是2018年底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提出审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引发轩然大波。美菲同盟关系跌宕起伏的原因包括:两国领导人关系、各自利益的重心方向、国内局势需求、外交政策变化等等。目前,菲律宾提出审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一事尚无结果,未来两国同盟关系的演变发展仍将充满变数,但总体是继续维系甚至有所发展。     

美菲同盟强化及其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作用

美菲同盟是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最为同步的一个同盟,美国视其为该战略的"核心"。美菲同盟的强化,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菲律宾对南海领土图谋之间存在契合。美菲同盟在美国再平衡战略背景下迅速机制化。美菲同盟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中扮演着进入东南亚地区多边机制的介入功能,承载着重空间轻基地、少投入多产出的威慑功能,体现着由关注非传统安全向关注传统安全的调整功能。     

美菲同盟强化及中国的应对思考

2010年以来,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诸多领域加强了对菲律宾的援助,两国同盟关系不断强化并呈升温态势。美菲同盟强化间接推动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使中国周边安全局势复杂化,促使中国重新思考地区政策。     

美国国际开发署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

本文梳理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在菲律宾援助活动的沿革历程，指出国际开发署对菲援助政策的调整与菲律宾国家的发展和美菲同盟关系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框架下，国际开发署对菲援助的策略也有了调整，在援助范围上进一步拓展，在援助机制上更加完善，在援助方式上更加注重多边化机制的利用，体现了美国“巧实力”的外交理念。这种政策的转变在促进菲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巩固和深化了美菲同盟关系，有力地配合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施。     

美国在黄岩岛与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缘何不同?

美国在中菲黄岩岛和中日钓鱼岛争端上所持基本立场存在明显差异,日、菲两国的政策立场也深受美国的影响.在黄岩岛问题上,美国立场模糊且摇摆,宣布不选边站,黄岩岛问题不适用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也未给菲律宾实际的军事支持；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则表现出对日本的明显偏向,不仅明确钓鱼岛问题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而且申明将保障日本的领土利益.究其原因,美国立场的差异主要是美日、美菲同盟条约的不同规定,美国对日、菲的战略目标差异以及菲律宾与日本对美国的战略影响力不同等方面因素所致.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菲安全合作及其前景

特朗普执政以来,大力推行"印太战略",加强与传统盟国菲律宾的安全合作是实施该战略的重要一环。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注重与菲律宾的安全合作,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美菲防务协议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美国对菲律宾持续提供军事援助;美菲联合军事演习不断升级,尤其是海上安全合作不断深化。上述表现既是美国为实施"印太战略",维护其霸权地位的客观需求,也是基于美菲双方对于反恐以及海洋问题等多重因素的战略考量。目前,就美菲安全合作的发展态势来分析,未来美菲安全合作会继续得以维系,但因菲律宾在经济上对中美存在"双元依赖",美菲对华战略分歧,以及"美国优先"执政理念的利己主义色彩严重,导致美菲安全合作面临的制约因素增多。对此,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处理好与菲律宾的关系,化解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     

菲律宾政治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分歧及成因

菲律宾国内各政治集团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制定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国家本位意识和立场,菲律宾各政治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有:坚持菲律宾所占据的南海岛礁的“主权”;要求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来解决南海争端;坚持南海仲裁“裁决”,等等。而硬实力的不足、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克制与和平立场以及菲律宾民情等因素导致菲律宾各政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的共识。除了对策略手段运用的不同理解导致的分歧,菲律宾各政治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于菲美同盟及菲美双边军事协议存在着认同与强烈反对的不同声音,其深层原因来自于要求独立自主的反美民族主义与菲律宾国家安全需要之间的矛盾。菲律宾后续仍可能试图以南海“仲裁”结果对中国进行“软”抗争;菲美军事安全合作仍有强化的可能;中菲南海双边谈判以及共同开发协议有可能会随着菲律宾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动而受到影响,存在较大变数。     

浅析杜特尔特执政后菲律宾对外政策的调整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任以来,积极推动独立自主的菲律宾外交政策,由此导致菲美关系、菲中关系以及菲律宾的南海政策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外政策已调整为远离美国亚太战略,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暂时搁置南海仲裁案,开启中菲间关于南海问题的双边对话。但菲律宾不可能轻易放弃南海仲裁结果。菲美同盟暂时不会有大变动,仍会维持在之前的保证菲律宾国家安全的两国条约及协议基础上。杜特尔特仍需要通过中菲友好合作促进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及民生改善,来证明自己推行的对外政策调整的正确性。     

冷战遗留的美菲同盟与南海局势变化

南海局势的复杂化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冷战初期形成的美菲同盟,70年代菲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侵占南海岛礁,南海一度成为美苏争霸的战场。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菲民族主义势力抬头,美菲同盟出现弱化,但同盟协议依然存在,为美重返菲、干涉南海留下了历史条件。90年代中期起,美菲同盟获得调整和巩固,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菲同盟进入优化和提升阶段,美逐步增加在东亚的军力部署,企图在军事上遏制中国。冷战遗留产物美菲同盟的强化,加上美、日借助南海问题与东南亚国家联动,使南海局势越来越复杂。     

围绕菲美加强防务合作协议(EDCA)的菲律宾南海战略转向及其美国因素

菲美加强防务合作协议(EDCA)的签署发生在菲中南海冲突对峙的背景下,菲律宾意图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扩大美国的军事存在来抗衡中国并巩固和取得更多利益。本文分析了协议谈判过程、菲律宾精英对协议的激辨和菲律宾意图在协议中达到的目的。围绕协议谈判前后,本文还分析了菲律宾的南海战略转向及其美国因素,包括军事战略、占有战略、外交战略、仲裁战略。     

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的突变及其原因与影响

菲律宾南海利益诉求与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重叠一直是两国海上安全关系的焦点。黄岩岛对峙事件和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使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直落谷底。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突变是美国再平衡亚洲战略背景下菲律宾亲美政策的产物,也是其国内军事和油气利益集团推动的结果。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变化改变了中菲两国以往相对稳定的海上安全关系。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矛盾及其负面影响的迅速扩张直接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然而,当人们将审视中菲关系的视角聚焦南海矛盾的时候,原本丰实、厚重的中菲关系已经被抽空。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的短时期对立正成为伤害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最大隐患。菲律宾在依附美国谋求南海经济与安全利益的过程中,将一个原本睦邻友好的地区内最大的国家——中国——转变成了自己的“敌人”;而中国则在南海维权的过程中面临着其在菲律宾经济影响力迅速下滑的困境。中国无法改变美国和菲律宾的对华战略定位。然而,如果从中美战略博弈的高度理解中菲海上安全关系,中国的政策应对将更具战略效能。     

日本民主党政权下日美同盟调整的背景及动向

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日关同盟关系随之产生变化，日美在一系列双边及多边问题上暴露出明显的分歧和斗争，日美同盟之所以呈现出斗争的态势是基于日美双方不同甚至对立的利益考量，同时日美在应对共同的威胁时又表现出彼此拉近和合作的一面。未来，日美同盟仍将继续发展，影响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地区合作进程。     

日菲关系新发展及其动因

安倍政府重视构建与菲律宾的"强化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在日本积极进取型外交推动下,日菲政治交往日益密切,安保合作不断深化,经贸合作转型升级,人文交流更趋活跃。日本积极发展对菲关系旨在提升自身地区内的政治地位,对冲"特朗普冲击"的消极影响;落实日本海洋战略,建立"海洋大国";以日菲关系牵制中菲关系全面深入发展。日菲关系的快速发展既是日本为达成国家战略目标而推动的结果,也是菲律宾政策回应的产物。菲律宾对提升日菲关系同样有所期待:增强外交弹性,提升国家影响力;推动军事现代化进程,降低对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助力国内经济发展。受地区秩序调整、美国政策等因素影响,未来日菲关系仍将呈现不断强化态势,但不可能向结盟关系发展。     

美日安全合作:从地区走向全球

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亚太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双方已然意识到原有的同盟框架难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为此,美日通过制订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化美日同盟,加强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合作。然而,美日安全合作同时也面临着质疑与否定,在美日两国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美日同盟的争论。未来美日安全合作将如何发展,不仅取决于日本的安全感知,更取决于美国在国内国际新形势下将会采取的战略。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以贯之的对日负面认知,使得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于特朗普的对日政策不抱期待。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并不会撤走驻日美军,更不会让美日同盟解体,同时,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并不反对自由贸易,其反对的是无法贯彻其意志的自由贸易。因此,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中,其特有的个性和自信,将会使未来美国的对日政策打上"特式"烙印,这为美日关系的发展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美日同盟可能面临新的危机。     

美越防务安全合作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近年来,美越关系不断升温,尤其是在防务与安全合作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美越双方从战略上日益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军事高层互访频繁,实质性军事交流合作如联合军演、开放越南军港、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持续开展,核能领域的合作得到加强,美国全面解除对越武器出口禁令,美越防务安全合作日趋机制化等。美越从昔日的军事对抗走向今日的军事合作,源于亚太地缘政治与安全形势变化背景下两国对安全利益的认知以及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其主要动机及意图是通过相互借力削弱或制衡中国,并在南海问题上实现各自的目标诉求。美越安全防务合作对中国周边安全以及中国外交造成了挑战,它影响了中美关系与中越关系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虽然美越军事合作暂时难以走向军事同盟,但中国应采取必要的应对策略,积极推动中越关系的发展,加强中国与东盟关系,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加强中俄战略合作,加强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完善周边安全战略,提升应对周边安全危机的能力。     

新世纪以来美印防务贸易和技术合作评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美国与印度防务伙伴关系的发展,两国防务贸易和技术合作发展迅猛,成为美印安全防务合作的最重要领域之一。美印两国持续推进合作的背后是彼此在战略、军事和经济等层面的考量:美方图谋联印制华,促进防务系统"互用",抢占印度防务市场,攫取丰厚利润;印方则试图借力美国应对安全挑战,提升印军武器装备水平,建设自身国防工业能力,助力印度的大国梦想;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战略对接和利益交汇。虽然双方合作成果丰硕,美国成为印度先进防务装备和技术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但也存在不少制约因素,包括印度的战略自主诉求、美印军售/采购程序差异、技术转让执行困难等。展望未来,美印防务贸易和技术合作有望在分歧中保持持续发展。     

日美同盟的调整与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日美同盟以中国为“战略对手”进行战略性调整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成重大挑战，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构成威胁，同时日美同盟以台湾问题为利益指向，严重干涉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面对挑战，中国外交战略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与日美建立更多的“共生利益”，加强相互依存度；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维护我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实施“伙伴战略”，推进中国外交战略建设；并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增强综合国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日印近期强化战略合作的深层背景与影响

近期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而趋于紧绷之时,日印战略合作在不断深化"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基础上再度纵深发展。双方在民用核能、能源安全、经济贸易、战略安全与军事情报、推行价值观外交与构建海洋同盟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日印关系的快速升温并非偶然,而是与亚太地区的权势转移与战略态势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尽管日印防务合作要达到战略同盟级也还很遥远,日印强化战略合作的具体影响还要更多的通过观察来确定,但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持续走向深入,特别是军事合作趋于深化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仍不能不令人警惕。     

美国“印太战略”部署新动向及对中国周边安全影响

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后，为遏制中国等竞争对手，加紧推进地区战略部署，着力拼凑各种小多边安全机制：强化美菲军事安全合作并拉日澳积极参与；推动美日韩合作“制度化”；加速推进和拓展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逐渐走实。美国将东南亚作为实施“印太战略”的重心，并利用“离岸平衡”策略打造多层式、网络化遏华盟伴体系；同时大力推动海洋军事战略转型，竭力制造台海和南海联动效应，并有意裹挟地区盟友共同进行军事干预。这使得中国维护周边和地区稳定特别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难度增大，中美陷入冲突的风险也随之上升。面对这些严峻挑战，中国应坚持底线思维，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时积极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力争突破美国的战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