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秩序与联合国改革

联合国的成立是国际秩序的重大进步。二战后相当长时间内,国际社会存在着两个既并行又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国际秩序,即联合国秩序和冷战秩序,但联合国秩序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更有生命力。冷战后,出现了两种国际新秩序之争,双方都需要联合国,但将联合国置于不同的地位一个是要将联合国变成“制度霸权”的工具,一个是要提升联合国的地位,使之成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核心机制。双方都提出要改革联合国。目前,联合国改革虽然涉及多方面的内容,触及国家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但核心问题是联合国发展方向,它将直接影响到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世界格局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发展

全球治理伴随国际秩序的创建而来,并随国际秩序的演进而发展。当前,世界格局面临百年之变局,国际秩序进入历史重塑期,全球面临包括大国冲突、秩序失序、异类社会思潮涌动和全球气候变暖等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挑战和风险。因此,作为处理和应对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机制,全球治理应发挥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的历史性作用。为此,应把握好新时期全球治理的方向和目标,维护多边主义,加快国际机制改革,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以促进经济全球化,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加强环境保护。建构和完善全球治理的平台和机制,从全局上看,应对作为首要全球治理平台的G20目标进行新的调整,建立"五个常任理事国"(P5)首脑峰会机制;在政治安全上,有效推进以安理会改革为中心的联合国改革,并建立安全新领域诸如网络、外空、极地等领域的国际公约谈判机制;在经济与贸易上,加快WTO、IMF等经贸机制的改革,支持并推动新的多边经贸机制的发展,将旨在推进全球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化。     

全球秩序重塑进一步展开

2015年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进程中极为特殊的一年,适值二战结束与联合国成立70周年,加之金融危机与中东剧变两者的"后遗症"叠加发酵,致使全球及地区秩序重塑深刻复杂,秩序主导权之争更为激烈.新兴与老牌大国力量消长有所反复,国际组织与规则变革加快,热点地区激荡多变,全球治理博弈加剧.     

中国对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参与和塑造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来,中国持续融入国际体系,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和贡献日益提高。冷战结束后,由于一些国家国内冲突加剧及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强势地位,国际社会对安全威胁来源及联合国作用的认识发生显著变化,由此引发联合国国际和平安全议程的重大调整及规范竞争。中国将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推行国际和平安全理念及方案的重要平台。安理会中的议程设置、方案选择、投票权、联盟结构等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参与和塑造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基本制度框架。中国日益重视利用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塑造安理会议程,但未能充分参与决议草案起草且被排斥在美英法组成的核心磋商圈之外。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安理会关键性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并在叙利亚等问题上显示了使用否决权的意志。中国在安理会注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协调,并与俄罗斯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然而美国及西方国家在安理会仍居于主导地位。展望未来,中国在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中的角色应随着客观环境和需求的改变而作出调整;提升中国理念和方案的吸引力,通过交流、交锋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将是中国联合国外交面临的长期任务。     

联合国宪政及其结构缺陷与路径趋势

<联合国宪章>是当今国际宪政发展的集中体现,但存在着结构缺陷.当前联合国改革,不只是安理会重组,更是国际结构和秩序的变革.改革的深入,将使<联合国宪章>的构成更趋完善,并朝某种准世界性宪法的方向演进.     

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与启示:制度改革的视角

战后全球性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载体几乎涉及国际关系的所有领域,总体上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二是国际经济秩序。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主要体现为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美国主导时期、制度改革的源起和发展时期、自由市场转向时期和国际秩序改革新时期。在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规则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始终是推动改革的中坚力量。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进入改革和调整的新时期。在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将是百年变局的一个核心议程。考察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历程,将为思考新时期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历史启迪。     

联合国改革:步履维艰的探索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面临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空前挑战,改革已成为事关其发展的重要问题。但由于冷战后的联合国改革与新旧格局的转换和国际新秩序的建构密切关联,加之各成员国之间在改革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联合国改革步履维艰,呈现出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加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见,国际社会为此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2005年9月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为深化联合国改革、全面落实《千年宣言》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体现了各成员国对联合国的信心。     

试论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

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不少人将抑制全球危机、重振世界经济的厚望寄托于二十国集团会议，一时间关于美国霸权衰落、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声音此起彼伏。国际秩序包括国际格局，国际格局是国际秩序中的格局，也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国际秩序的外延非常丰富，但分析国际秩序是否发生根本变化，始终绕不过对国际格局是否根本变化的分析。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国际格局的主要领域中仍将占据主要地位。     

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基于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

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是有关国家对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性质、发展趋势、维护路径、本国与之关系等问题的看法、立场和主张的总和,对国家对外行为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它既可见于国家对外政策权威文件,也体现在一国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对外行为中。通过中俄对外政策文件,考察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之异同,并结合中俄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外交行为,特别是两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可以逆向透视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这种互补性研究路径结合文本解读与对外行为分析,使二者彼此验证,可弥补单一路径之偏颇。中俄均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稳定,推动多极化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军备竞赛和外空军事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并非西方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中俄两国在对多极化的理解、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的手段和依靠力量、欧亚地区秩序、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尊重程度等方面有异。比较而言,中国之“言”(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声明)与“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之行为)更显一致。     

试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

有关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争论由来已久,主要涉及三大问题,即卢旺达局势是否构成对国际和平的威胁;联合国安理会是否有权设立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国际刑事审判是否侵犯了卢旺达国家主权.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庭认为,只有安理会才能决定对和平的威胁是否存在,以及何时不复存在,故安理会关于1994年卢旺达局势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的认定是合法的;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安理会有权决定设立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国际犯罪,维护世界和平;由于卢旺达提出了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动议,按照"不得自食其言"原则,卢旺达政府的反对不能对抗安理会决议.所以,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成立是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