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革——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

以沃勒斯坦和弗兰克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为大国崛起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解释框架.世界体系论认为,中国崛起有其正当性.直到两个世纪前中国才失去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当代中国崛起不过是历史上中国经济文化优势的复兴.理性地看,中国尚处于从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位移的阶段,并且仍然深受世界体系中不平等劳动分工和不平等交换体系的制约,不可能对美国及西方世界构成威胁.同时,中国是在世界体系的"社会化"中崛起的,因而崛起后的中国不可能改变现存世界体系的性质、结构及其运行规律.因此,当前大国崛起的正当性还在于显著地增强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力量.     

全球化中的奥运会和中国外交的新任务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北京奥运会为聚焦点的国际互动显示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兴大国的中国同西方传统大国在价值观方面进行了新一轮的碰撞、竞争和磨合.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外交提出了诸如新兴大国和国际体系间的关系、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有序互动、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中国国际战略和内外统筹的有机协调等新任务.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秩序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潮流,必将上升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之一.本文根据国际关系特点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围绕国际关系所立足的国家利益的变化,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独立与相互依赖之间的辨证关系加以论证,同时关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秩序的复杂变化.     

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发展及其解析——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新探索

国际关系理论大多认为,国际关系史是一部大国兴衰的历史,大国兴衰及所由带来的国际格局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互动及轮替也因此成为国际关系的经典命题.中国和美国被认为是当前国际体系转型进程中的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处理好彼此关系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关系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1世纪伊始,中美为了各自战略需要,全力打造双边战略对话机制,为建立新型双边关系构建了新的平台.本文对中美战略对话发展历程、产生原因及其对双边关系、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并认为这一机制的建立是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处理当代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积极探索.     

略论当代国际关系的特征

二次世界大战后, 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而使当代国际关系体系 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这表明, 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些特征主要包括“冷 战”的影响、和平与发展、多极化格局以及全球化趋势等。分析这些特征, 对我们深刻认识当代国际 关系有很重要的意义。     

论国际关系的双重价值标准

国际关系价值标准是随内外条件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国家外交指导原则。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和国际关系主旋律的变化 ,国家利益的内容、性质和获得方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统一性大为增强 ,国家利益成为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组成部分 ,全人类共同利益成为国家利益新的生长点。世界各国都应该把两者统一起来 ,作为新形势下国际关系的价值标准 ,从而推动国际社会向和平、民主、稳定、合理的方向前进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人格化问题分析

为了解释和理解国家行为,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常常被比作"人"。许多国际关系理论都是通过将国家比拟为人从而得以建立的,比如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人"、理性主义的"理性人"、建构主义的"社会人"。主要国际关系理论均从不同的角度和在不同程度上将国家人格化了,并以此阐发各自的理论学说。国家人格化已经成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惯用工具。     

"国家"、"国际"研究的历史和社会学视角——历史社会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复兴

20世纪70年代,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国际变化,于是,历史社会学重新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涉及众多的理论流派,它从不同于政治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注重国际关系的社会和历史属性,尤其是把国家重新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之中,以此为基础重新铨释了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如"国家"和"国际"等,并把它们置于社会或世界整体中考察其演进过程,尝试建立替代性的解释模式.这些解释模式远远超出了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是一种新的探索.     

国际关系的关系性和跨文化性

国家间关系不是一种"客观事实",而是存在于其关系互动过程中.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看.关系性和跨文化性是国际关系的两个核心特征.本文试图从国际关系中的关系性、跨文化性、冲突性和文化认知等方面,探讨国际关系的互动性,阐述国际/国家间的问题和冲突认知原因所在,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应对国家间问题和冲突提出相应的跨文化认知假设.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

本文从7个方面梳理和分析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从6个方面提出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的学理思考。主要结论是:不能盲目、机械、教条地照搬、运用既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当代中国外交,只有立足于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正确和适度地把握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的关联、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联,牢固建立起"本土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才能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