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转型

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转型是21世纪初国际关系领域两个备受瞩目的全球性现象。文章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安全制度安排和安全规范设定为主要分析路径,以全球政治安全治理和全球经济安全治理为主要分析单元。一方面,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可分为"单边全球主义"和"全球单边主义"两个阶段,并且每一阶段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均可分解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政治规范和经济规范四个领域;另一方面,运用比较研究法,对各个时期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上述四个领域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进行剖析,可以发现,这种差异性集中表现为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转型,崛起的中国在此次转型过程中开始发挥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作用。在传统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陷入危机之时,中国崛起在相关领域所带来的制度效应和规范效应正在逐渐潜移默化地嵌入到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中国的政策和实践也将相应日益形成规范化的趋势。     

中国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路径分析——以中国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为例

2013-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爆发和流行凸现了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面对西非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突发的紧急需求,中国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从多个方面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中国医药专家全力参加埃博拉病毒诊断试剂和治疗药物等的研制,中国政府向多个西非国家提供紧急物资和资金援助,同时支持和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多边体系。然而,从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角度看,中国国内防控传染病的能力尚有待提升,中国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参与国际传染病防控行动的意愿亟需引导和鼓励,中国对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多边体系的参与度和贡献还应进一步提高。由此,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领导力和国际声誉才会得以提高和彰显。     

中美摩擦的国际规则之争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美之争是全球治理陷入当前困境的外在表现。全球化发展至今,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全球治理最大的困扰,如何在全球权力结构变化之下调整治理思路、模式以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具有跨界特征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现有的全球治理具备了奥兰·扬所提出的国际制度变迁的内部矛盾、权力结构变化、外部压力等要素,已处于明显变革之中。与全球治理并行推进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议程"),以新型伙伴关系合作、多元化等核心理念获得了全球最大范围的支持,并由于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而承载着全球治理的责任。"2030议程"在理念普适性和目标务实性方面的优势,为全球治理以可持续治理为新内涵实现理念的转换和相关实践提供了机会。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主导力量不足以及公共产品匮乏的现状,将严重制约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落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进相关国家、地区的有效发展和治理。~①中国在主动提供治理公共产品的同时,不断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多方参与分享的创新理念提高相关国家的参与能力,为国际可持续治理培育和储备支持力量,并推动解决治理变革的关键制约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得到全球认可和支持,全球可持续治理将不断从中获得现实和潜在的改革动力。因此中国可以更多的担当,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角度,通过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充实,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

近年来"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与讨论。目前,中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俱增。与此同时,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程度大大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加深。因此,在当前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探索全球治理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安全等机构的治理改革,增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球公地”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公海、国际空域、太空等全球公共区域——"全球公地"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日渐凸显。为真正实现"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民主化和公平性,中国不仅要主动参与"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讨论,还应积极参与维护"全球公地"安全的实际行动,以及"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改制与建制工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全球公地"的开放和稳定。     

试论全球治理、亚欧会议及中欧合作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在考察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分析全球治理与跨区域性合作机制--亚欧会议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审视全球治理视阈中亚欧会议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本文认为: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试图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从无序的国际体系中寻求某种秩序,而亚欧会议则是全球治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亚欧会议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对中欧合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包括促使中欧合作更多地强调多边协调,扫除中欧合作的意识形态障碍,促进中欧合作超越以"多极"制约"单极"的权力政治观念,以及推进中欧在公民社会领域中的合作,而这一切又对全球治理具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跨国主义范式——多元网络化发展的特点、动因及挑战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综合性解决路径,清洁能源利用在各国的迅速崛起推进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能源秩序变革以及全球清洁能源善治提出新的诉求。在发展实践中,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日益呈现出一种基于多元主体参与且呈网络性拓展互动模式的跨国主义范式。本文基于对三种全球治理范式的理论探讨,深入分析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路径及其特点。全球气候能源战略格局转型、国家间互动中清洁能源的"去地缘化"属性以及私营部门的兴起从不同层面推动了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进程。但这一进程也受到多元治理格局碎片化、体系中的"南北分割"以及"治理的再地缘化"等现实挑战的阻碍。在此研究基础上,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气候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能动性。     

全球化转型视野下的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逆全球化"的声音就不绝于耳。本文认为,全球化进程并没有逆转,而是面临转型。实际上,跨国公司嵌入式的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的供应链系统具有阻止全球化逆转的棘轮效应。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拓展,跨国公司的生产已离不开世界各地的要素禀赋,对他国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由于其全球供应链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极易受到各种传统和非传统风险的威胁。这些威胁恰好属于全球治理所涉及的领域。在全球化转型时期,随着公司间联系日益密切、资金日益充足,以及其它非营利组织的不断涌现,跨国公司已在全球很多地区逐渐发挥了"影子政权"的功能,即为公众提供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在为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融资方面,跨国公司与部分国际组织管理的信托基金已被证明是有效的。从理论上讲,自愿融资的激励会产生某种类似俱乐部的结构,可以促使跨国公司通过提供这类公共产品的方式参与全球治理。     

发展—安全互动中的全球基础设施议题

作为一种兼具公共产品与战略工具双重功能的议题,全球基础设施具有明确的发展与安全含义,因此,该议题在国际政治中呈现出嵌入"发展—安全联结"的基本态势。当前,在大国战略竞争结构之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社会"发展—安全联结"都具备议题拓展的政治动力,两者互动推动着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领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更为复杂化的聚合,扩展了当前"发展—安全联结"在国际政治中的适用范围,也强化了基础设施对安全与发展的依赖程度。基础设施与"发展—安全联结"互动呈现出螺旋圈层的架构,即主要通过议题维度的立体配置逻辑、制度方面的双重建构逻辑和演变方面的系统嵌合逻辑等方式,更紧密地与"发展—安全联结"发生互动关联。一个"发展—基建—安全联结"正在浮现。全新的联结也在重新塑造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并在议题设定、行为逻辑、国际制度、全球治理和运作环境方面影响着当前的国际秩序。这种正在出现的"发展—基建—安全联结"可能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基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立论基础、内在逻辑与实践原则

进入新时代，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与命运的“高度关联性”是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和立论之基；多极化格局下国际秩序和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构性”是其得以践行的必要条件；安全以及发展利益的“非零和性”是其在国际交往中实践的根本性保障；国际合作的“扩散互惠性”是其实践动力；国际交往的“道德性”从观念层面为其提供了道义支撑。共商、共建、共享三者在逻辑上互嵌、内容上互构、体系上互济，是一个体系严密、层次清晰的科学理论体系。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蕴含明确的实践原则，即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公正合理为方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增加全球公共产品投入为路径发挥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率作用，以开放包容为特征打造全球治理多元叙事体系。     

全球治理中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与中国参与——基于WTO、CPTPP和RCEP的比较分析

世界各国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制定的不同规制造成了数据流动壁垒,但数据流动的全球性、数据要素市场的依赖性以及数字经济的整体性均呼唤国际社会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全球治理。鉴于充分的国际法治供给是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的基础,我们应当构建以"善治"为宗旨、以"规则导向"为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归宿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三维框架,借此阐释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的应然状态。当前,国际法治供给不足与需求旺盛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是造成跨境数据流动国际法治贫困的主要原因,虽然WTO、CPTPP和RCEP等多边和区域机制对规制跨境数据流动均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制度回应,但仍存在多边规制发展滞后、区域规制碎片化以及共识性合作缺乏的治理困境。本文认为,在三维框架的指引下,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应坚持从区域规制向多边规制的形式转型、从"软法"向"硬法"的性质转变,并且一定要明确宽泛灵活性规则的明晰适用机制。中国在参与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时,应将国内规则外化的接轨性法治建设与国际规则内化的对接性法治发展相结合,以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数据治理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主张能力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健康丝路”视角下的中国与全球卫生治理北大核心

在多次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不断提升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并加快融入全球卫生治理体系。随着"健康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和推进,其效应不断外溢并对国际双边和多边卫生治理合作产生深刻影响,有力促进了区域和全球卫生治理理念的创新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当前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既凸显了共建"健康丝路"的重大战略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对"健康丝路"的行稳致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为推动"健康丝路"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未来中国应以构建生物安全体系、完善国际多边治理架构和提升"健康丝路"机制化水平为建设路径,不断夯实"健康丝路"的基础和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     

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全球治理进入了新阶段,为治理机制的变革带来了压力和契机.本文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必要性,梳理了当前治理机制变革的广泛实践,并从"建制"和"改制"两个方面提出了危机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趋势.在建制方面,正式国际制度和非正式国际制度相结合的模式成为当前治理机制建设的新趋势;在改制方面,改革现有机制的决策机制和问责机制成为机制改革的新重点.最后,文章提出在治理机制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应树立积极主动的战略思维,把握这场机遇,充分利用好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抓手",推进机制变革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前进.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和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国家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更为复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家决策和国际形势增加新的变量。世界之变促全球治理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为全球层面治理机制的革新、区域层面治理的深化与整合、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先削弱再增强的过程、大国国内政治与国家政策变化导致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发生改变。中国一直以来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开创全新的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并广泛参与多领域治理进程。当前,为应对大变局,中国创新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包含以“合作共赢”为驱动探索理念创新、以“开放包容”姿态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促共同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和以“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并率先在认同度高的领域发掘合作新契机。     

1945年以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教训

本文试图从实践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回顾、总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治理"的若干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跨国城市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自主治理”的视角

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种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在其治理过程中很难阻止搭便车现象的发生。同国际层面气候谈判的滞缓进展相比,跨国城市网络以一种更为灵活的自主组织性行动来克服全球气候政治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本文通过引入公共经济学中的"自主治理"理论,以城市气候保护网络(CCP)为例,分析跨国城市网络在气候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即跨国城市网络主要通过多中心治理模式(低授权性、高包容性、公共产品易私有化性、网络杠杆性)和社会资本网络化(高社会资本性、网络知识共同体、内部基准治理),实现了在外部强制力缺失的情况下网络内部的有效激励、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同时促进了网络合作联盟的不断扩大,为气候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提供了新的动力。     

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治理机制研究

迄今为止,卫生治理的历史经历了国内卫生治理和国际卫生治理两种形式,但都无法应对全球化冲击下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因此需要创造一个新的全球卫生治理结构来促进政府间行动的协调。全球卫生治理有两个要素:第一需要通过国际人权机制中的健康权给全球不同层次的各类行为体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奠定具有共识性的价值基础;第二需要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国际法规则来促进多主体参与的合作协调机制。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选择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变化既为中国的参与带来了新机遇,也增加了风险与挑战。机遇主要来自全球治理理念的多元化、治理规则的新发展和新兴国家影响力的总体增强。与此同时,阻碍性力量有所加大、支撑性平台作用有限、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等使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约束增加。为了更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中国"共商、共建、共享"治理理念的影响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在机构平台建设、议题设置及构筑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防护网络方面加大投入。     

韩国社会的公共性危机与转换

作为东亚压缩式现代化的典型样本,韩国的"公共性"建构过程具有特殊性。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性的"外生性"与国家权力的"扩张性"产生了韩国的第一次公共性危机,成为市民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最终推动"国家公共性"逐渐转化为"社会公共性"。然而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背景下,韩国社会出现了"国家缺失"与"市民社会缺失"等"双重缺失"为标志的第二次公共性危机。我们为此需要积极探索一种不同于西方对立性的"东亚公共性",即"均衡式公共性",强调在"国家与社会"和"市民社会内部"两方面超越旧式的"对抗式公共性",在各类主体之间的互动均衡关系中建构新"公共性"。同时也成为我们思考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本土性与复杂性时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性的参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