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太空安全观的演变

日本太空安全观经历了重要的改变。冷战时代,太空技术主要限于"和平利用",以显示遵守《和平宪法》,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换取国家安全。冷战结束前后,日本自卫队先后多次参加维和行动,以及为美军提供支援,但是发现没有天基资产是与美军存在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自卫队要求利用天基资产为国家安全服务。朝鲜进行弹道导弹与核活动,严重威胁到了日本国家安全,为日本自卫队开发军事太空系统提供了机会。同时,国会通过法律允许太空军事利用,为国家安全服务。这是日本太空安全观的重大变化。此外,《美日联合防卫指针》和美国的亚太"太空再平衡",要求美日进行太空安全合作,确保国际太空安全,为国际和平服务。这样,日本的太空利用扩大到太空安全领域。日本太空安全观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中美两国太空安全领域的互动

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是国际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广泛利益,涉及其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声望。中美两国之间的太空关系,事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尽管两国都主张太空安全,但是中美太空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太空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考虑和实施太空政策,谋求太空安全;美国则是推进太空武器化,保证美国治下的太空安全。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不仅研发更先进的(反)太空技术,而且也禁止中美太空合作,同时拼凑同盟,封堵中国(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应对美国太空封堵手段相对较少,只有潜心发展自己的(反)太空能力,才能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场合下,在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与自愿性质的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准则两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互不妥协的对抗。为降低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对抗烈度,中美两国开启了民用太空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未来会启用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处理太空安全问题。     

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

2006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2002年《报告》的基础上,涵盖了反恐、防扩散、大国关系、能源安全、地区冲突等多方面内容,对美当前所处的战略环境、所追求的战略目标,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战略手段都有更为全面而清晰的界定。该《报告》凸显美决策层深层次战略思考,反映了美全球战略调整新动向,包括对反恐战争的认识更趋系统化、强调推进“民主”的有效性、主张综合性使用战略手段、更重视全球化条件下的“新威胁”。此外,《报告》还勾画出美对华政策新特点,“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两面下注”已成为美对华政策的重要内涵。     

美国领导: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拓展了国家安全的外延,强调对多种战略手段重新加以整合,尤其是对军事力量的运用做出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报告》承认美国实力的局限性,扩大了外交接触范围,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表达了实现"责任分担"的强烈意向。报告是对布什政府安全战略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检讨与反思,体现了奥巴马政府务实、灵活的一面。但新战略以安全、繁荣、价值观与国际秩序为四大支柱,在"美国领导"下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实质并没有改变。     

“重振美国,领导全球”——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述

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报告》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是对布什政府战略失误深刻反思的结果;《报告》明确提出"重振美国,领导全球"的战略目标和以安全、繁荣、价值观与国际秩序为四大支柱确保美国利益的战略方针;《报告》强调加强国内建设来增强美国的实力地位;既着眼现实,又关注长远;强调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推进和实现国家利益。奥巴马国家安全战略的推行也将面临国内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制约因素。     

美国2006年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根据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戈德华特—尼古拉斯国防部调整法》第603款的规定,美国总统应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阐述其安全外交的总体战略。2006年3月16日,布什政府公布了其上任以来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在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基础上,总结了四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指明了未来战略的总体发展方向。     

太空安全问题及其多边主义博弈

太空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影响到人类对太空的利用与探索,也威胁着国际战略平衡与稳定,应对太空安全问题的多边主义随之出现,并在致力于太空碎片减缓、建立太空态势感知能力、禁止太空武器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太空安全多边主义发展仍面临巨大困境:处理太空安全事务的三个多边机构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美国从中作梗,干扰国际太空合作;太空安全问题与核武器问题密切交织,导致问题复杂化。     

太空安全秩序构建中的体系压力与战略指向

在当前“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加大太空威慑不仅直接给对手带来清晰的威胁,还导致国际太空安全日益滑向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这种由美国追求太空霸权所导致的国际体系层面的变化又反过来塑造着当前太空安全关系,促使其他各国在体系压力下作出包含反威慑在内的复杂应对。除了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安全压力,各国的太空安全战略选择还受到太空力量功效、太空法规意识、战略协调、国家互动情势、政治过程等中介变量的影响。这些中介变量不但影响国家对太空安全的认知,而且一段时间内会导致国家间太空安全决策的效率竞争型社会化。不过,随着国际社会过程不断延伸发展,太空力量功效和太空法规意识增强使相关国家安全决策更为谨慎和规范。全球化曲折推进中的战略沟通和政策协调使国家间太空安全互动情势由进化冲突向进化合作转变。在各国保持战略审慎的前提下,太空力量的多元化有助于构建包容、普惠、和谐的新太空安全秩序。太空全球性实质引领的共同利益观念又将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美国国家利益与目标确立的特点和原因探析

针对不同的时代背景,以及基于对不同时期国际格局的认识,美国对其国家安全利益和战略目标进行了不同的阐述和调整,但所体现出的总体特点却是连贯和明确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1987年以来美国政府阐述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战略性文件。本文结合对这一系列《报告》的分析阐明了美国在不同时期界定国家利益、确定战略目标时所体现出的总体特点,即全面性、广泛性、复杂性和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平衡;并进而对其原因进行了探析。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次重要转折

<正>甘钧先在《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安全报告,主要目的是分析美面临的安全环境并提出应对战略。美从1989年开始发表这类战略报告,克林顿政府时期共发表了7次,即1994-2000年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