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的太空战略及其影响

奥巴马政府对小布什政府太空战略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其主要特点包括:从单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但仍致力于维持美国在太空的领导地位和在太空科技发展中的优势;接受为和平目的使用太空的提法,但继续发展太空军事能力;积极促进商业化太空利用的发展;计划登上火星并在月球上建立以机器人为主的基地.“高边疆”思想仍是奥巴马政府太空战略的理论基础,其他影响美国太空战略的重要因素包括: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航天科技的发展、其他国家太空军事能力的发展、国会的态度及游说团体和媒体的影响.奥巴马政府太空战略降低了太空军备竞赛的风险,但要签订太空非武器化国际条约依然任重道远;增加了在太空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但美国主要是与其盟国进行合作;使太空竞争进入新阶段,不排除美国与新兴大国陷入安全困境的可能性.     

中美太空合作的现状与前景

中美建交以来,双方在诸多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太空领域直接合作的成果却有限.美国不愿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出于多种考虑:担心敏感技术转移会促进中国导弹技术和反卫星武器的发展;自私自利的国际太空合作标准;与中国的合作有损其"人权卫士"声誉.但是,中国在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积极开展太空外交,谋求太空多极化,促使美国考虑与中国建立太空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一些美国人提出了中美太空合作的三种方式:在太空商业领域合作,换取中国对事关美国安全利益的支持;在诸如太空碎片缓解等较低层次的太空活动领域合作;共同参加国际多边太空合作.     

中日和解的缺失:一种地区安全结构的解释

东亚是中国崛起的舞台,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前沿阵地,但东亚却面临着"巴尔干化"的危险。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安全结构存在的问题之一,在于轮辐式双边主义的过剩,而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却相对匮乏。这就使得中日之间缺乏有利的安全环境,从而也使两国长期为历史问题所困,从未实现真正和彻底的和解。而来自欧洲国际关系史的经验,验证了多边主义的安全框架对实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和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东亚,无论是轮辐式双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相较于欧洲,都呈复杂形态。因此,在厘清它们的分际之后,我国应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地区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从而为中日两国早日实现真正的和解,提供一种所需的路径选择。     

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战略选择

在世界大变局中,战后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老二”易位。苏联、日本皆不例外;21世纪以来欧盟也由盛转衰。未来国际格局可能有三种前景:1.中美两极对抗体制;2.中美竞争合作的“两极多元体制”;3.世界各大力量多元并存,构建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要看世界潮流是走向和平多边主义还是暴力多边主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后的战略选择是“济弱扶倾”,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做贡献。日本面临的战略选择是:继续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修改宪法,成为“能战国家”的一员,加入暴力强权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国际协调,还是搞排他经济集团,远交近攻,以中国为竞争对手?利用中美对立从中渔利,还是促进中美协调而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和台湾问题,还是重走历史老路?囿于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决策逻辑,同中国搞战略对抗,还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与中国加强合作?这些战略选择将关乎未来30年的中日关系。     

中美两国太空安全领域的互动

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是国际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广泛利益,涉及其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声望。中美两国之间的太空关系,事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尽管两国都主张太空安全,但是中美太空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太空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考虑和实施太空政策,谋求太空安全;美国则是推进太空武器化,保证美国治下的太空安全。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不仅研发更先进的(反)太空技术,而且也禁止中美太空合作,同时拼凑同盟,封堵中国(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应对美国太空封堵手段相对较少,只有潜心发展自己的(反)太空能力,才能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场合下,在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与自愿性质的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准则两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互不妥协的对抗。为降低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对抗烈度,中美两国开启了民用太空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未来会启用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处理太空安全问题。     

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

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人们在如何解读目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上存在不少争议,焦点之一就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到底是单边主义的,还是多边主义的。许多人认为它是单边主义的,在他们看来,美国政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很少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感受,在许多问题上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另外一些人认为,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虽然具有更多的单边色彩,但主要还是多边的。他们指出,和历届美国政府一样,布什政府在绝大多数国际问题上还是在积极寻求国际合作的,即使在伊拉克问题     

中国热点外交的机制与经验——以多边主义外交机制为视角

当前,热点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中国热点外交是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为宗旨,以中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和总体外交战略为指导,以实现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缓和紧张地区和国际形势为目标,所形成的针对国际热点问题的政策主张、外交机制和手段的总和.本文以中国外交的多边主义机制为分析视角,以朝核问题和中东热点问题为案例,将中国热点外交的机制和经验总结为:第一,自主创设型的多边机制,其经验包括:1、时机把握得当;2、身份、能力与利益认知明确;3、承担建立地区安全机制的关键角色;4、外交立场与外交手段得当,积累了自主性多边外交的宝贵经验.第二,适度参与型的多边机制,其经验是:1、热点外交的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2、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内涵进一步充实和发展;3、中国特色的热点外交理念不断彰显;4、运用多边国际机制处理相关问题的能力建设得到加强.     

国际体系深入调整 多边互动明显增强

2005年，多边外交舞台异彩纷呈，各种多边外交活动异常活跃，围绕联合国改革、国际秩序建设、多边贸易谈判、非传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以及朝鲜与伊朗核问题、欧盟东扩、中东安全等地区热点问题，各种行为体积极发挥作用，继续展开竞争与合作。单边与多边、单极与多极的斗争仍激烈异常，美国单边主义受到了更大的牵制。发展中国家运用多边外交增强自身实力，加大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中国多边外交也卓有成效。     

欧盟的功能多边主义与中国崛起

本文认为,鉴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欧盟在处理与美国、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关系中应占据自己的战略空间,尤其应积极推行功能多边主义,并以共同安全替代美国自冷战以来一直奉行的均势思想;应以合作政策来应对诸如环境污染、能源紧缺、社会矛盾等全球性重大挑战;应拒绝遏制政策,代之以建立在功能多边主义基础上的政策,并寻求中国的支持,从而达到理想的政策效果和提高多边主义效率。中国优先关注国内发展决定了其外交政策的性质,它近年来的变化也使欧盟能够在某些领域与中国顺利合作,并推动了中国在人权和法治方面的进步。     

竞争性多边主义与国际秩序的演进趋向——基于国际制度合法性视角的解释

近年来,竞争性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现象和国家在国际制度框架中的优势竞争行为呈现兴起之势.从国际制度合法性流变的视角来看,竞争性多边主义是特定领域国际制度"去合法化"及相关行为体对制度"再合法化"分歧而导致制度参与行为分化的结果,是制度改革失效后制度体系演进的必经阶段.在全球层次,国际经贸和金融领域的竞争性多边主义兴起均与各自领域制度体系的合法化困境有关.在地区层次,亚太地区小多边机制的涌现也是地区制度合法性长期缺失的结果.将对特定领域和地区制度合法性的探讨延伸到关于国际制度体系合法性的观察可知,制度体系合法性下降是秩序转型的主要诱因.竞争性多边主义不断解构着现行国际制度体系,因而成为推动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动力.当前美国主导下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美国制度霸权与制度合法性的动态演进规律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而面临"再合法化"难题,未来秩序转型的结果将取决于新兴国家的广泛崛起之势能否保持以及秩序主导国美国的霸权护持态度是否出现转变.     

多边主义再思考与世界秩序重构

冷战后兴起的多边主义研究在经历了一个研究活跃期后就形成了制度主义和原则导向的二元分野,其中制度主义理论的繁荣迅速掩盖了其他分支的声音,并使多边主义研究本身都趋于沉寂.多边主义并非新事物,20世纪以来始终是与世界政治经济危机和秩序重建相伴相生的,危机破坏了旧的共识和世界秩序,秩序重建要基于新的共识,而多边主义的本质就是协商一致、达成共识.共识可能表现为具体的制度,也可能仅仅是模糊的原则.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间,美国背弃多边主义维持合作的前提,严重破坏了二战后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共识.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的世界政治分裂危机后,国际社会寻求合作正在缓慢复苏.从拜登政府的相关主张来看,"伙伴关系"和气候议题是新特征,但是追求协商一致和达成共识的本质未变,因此多边主义仍将是重建世界秩序的基础.     

欧盟外交中的多边主义理念

欧盟一直是多边主义的积极倡议者,进入21世纪更是如此.2003年12月,欧盟发表了历史上第一份安全战略文件<更美好世界中的欧洲安全>,正式提出了以"有效的多边主义"为核心的对外战略.     

美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评析

2011年2月,美《国家安全太空战略》出台。该报告认为美太空环境面临严峻挑战,提出太空安全战略三大目标,并确立了五大战略方针。该报告表明,美太空安全战略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如强调国际合作,促进国际社会负责任、和平、安全地使用太空;改变过去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实施太空威慑战略;谋求在太空领域发挥领导权。美太空安全战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谋求太空霸权的野心,其能否接受欧盟《太空活动行为准则》作为太空活动指南存在不确定因素。     

俄罗斯与叙利亚国家重建北大核心

随着叙利亚局势趋稳,其战后重建工作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心之一。俄罗斯参与叙利亚国家重建主要出于以下动机:服务其世界大国的全球战略,塑造有利于俄方的中东地区秩序,巩固战后利益。为此,俄罗斯分别在安全、政治、经济三个领域采取了各种支持叙重建的举措,如多边维和与协助安全机制重建,推动宪法委员会组建及运行,提供国际援助等等。这些举措具有明显的俄式特征,即务实主义的理念、多边主义方式、军事力量为依托。然而,由于重建难度加大、能力不足、意愿下降、大国博弈加剧等,俄罗斯参与叙利亚重建的效果、前景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大变局与中国外交的选择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社会文化大发展、国际秩序大变革、国家间关系大调整,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多边主义面临危机,全球治理遭遇挑战。面对大变局,美国采取了逆全球化政策,欧盟、日本采取迂回多边主义政策,俄罗斯主张重构世界规则秩序。与之不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践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中国要继续加强研究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变局,对外交往中保持务实、自信、低调,全面深化国内改革,顺应"大变局"塑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适应"大变局"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美中未来合作领域

随着"世界范围内他者的崛起",世界权力逐步向单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分散,美国单边主义做法难以为继,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越来越重要.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美中合作尤为重要,并存在着一系列合作议题.在核不扩散、朝核问题、地区安全机制等传统安全领域,"失败"国家、人道主义援助与灾难救援、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海事、航空、网络等国际公地,都有足够的合作空间,中美双方应加强对话与合作,以推进国际多边合作.     

建立信任措施:欧洲经验及其对亚洲的启示

“建立信任措施”(CBMs)通常是一种涉及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多边机制,它在上世纪70年代被广泛应用于欧洲安全合作进程中,并对欧洲各国建立相互信任、推动一体化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CBMs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在本质上越来越与经济密切相关。目前,亚洲的多边主义进程处于初始阶段,在军事与政治领域创建CBMs的空间似乎很小,但在经济领域却具备了良好条件,能源合作应是一个突破口。经济领域信任措施的建立将对有关各方的安全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及其对世界卫生安全体系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以及甲流感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如何促进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美国曾经在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尚未形成清晰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政策。美国于2019年5月首次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全球卫生安全政策正式出台。该《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以应对传染病威胁为核心,呈现出了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全政府"路径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负担分担""美国优先"和反多边主义的思维。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有效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需要全球多边主义,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与全球卫生安全的实现之间存在张力。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思维不仅侵蚀了全球卫生安全体系建构所必需的国际政治合作基础,也恶化了全球卫生安全的融资体系,因此对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构成了挑战。     

单极称霸与多极反霸两种势力继续深化较量的一年--2004年国际政治形势回顾

2004年的国际政治关系总的形势是美国把反恐与称霸紧密结合,加紧实现其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多极化继续在曲折中深入发展;联合国内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斗争持续不断.     

亚太区域架构变动的现状与前景

冷战后,亚太区域架构深刻变动,显现出具有方向性的特征:区域行为规范从“西方中心”朝“亚太多中心”扩散;新多边主义正取代旧式多边主义;安全架构由双边联盟朝着以双边联盟和合作安全为导向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相互共处方向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大国协调成为构建亚太区域新型大国关系的先导;区域经济架构从双轨制向并轨方向发展.亚太区域架构转型迄今仍未尘埃落定.它对美国主导的旧式区域架构和东盟共同体建设都带来挑战;对中国而言则是兼具风险和机遇,中国应该在区域架构建设中有所作为,成为机制重构的积极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