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机制非正式性的起源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正式国际组织不同,G20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内一种新的非正式对话机制.已有的关于G20机制起源的研究,都较多关注了G20机制诞生的必然性,却忽视了G20为什么会采取非正式机制形式的问题.本文通过对G20机制诞生历史的考察,分析了G20机制非正式性的形成过程,并指出,非正式性是G20缔造者关于新机制形式的一个基本设想,也是对当时历史经验的总结.理解G20机制非正式性的形成对于我们把握G20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国际机制以及如何处理G20与其他多边国际机制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G20机制化建设与中国的对策

“机制化”就是建立机制的程序和过程。本文认为：G20机制化建设应该分两步走。第一阶段是契合G20的“非正式性”，通过常设机构设置、议题建设、积极谋划集团外部机制的发展，不断完善机制内容，增强机制的有效性；第二阶段则应在议题拓展、成员规模、组织结构、机制架构和法制建设方面推动G20从“非正式性”向“正式性”，从“协调机制”向“决策机制”转变。中国应积极参与G20机制化建设，将其作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G20转型面临的难题及破解之策

G20正在发生两大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周期性政策向结构性政策改革转型。但G20的转型面临自身一些机制性难题的制约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消极态度的掣肘,前景充满变数。G20转型及其建章立制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应通过加强G20机制化建设、提高G20功效、以正式国际组织辅助G20非正式机制、使G20议题设置适应长效治理新形势,以及加强中美在G20机制建设方面的协调等方式,有序有效地推进G20改革和转型。G20杭州峰会将打下中国烙印,有望成为G20转型的新起点。     

G20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述评

本文对有关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的研究进行了述评。既有研究议题包括G20的治理表现、G20的非正式性、G20的合法性、G20的有效性以及G20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本文对其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G20议程设置机理、G20政治共识的形成条件、G20成员如何履行承诺、G20如何与其他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四个G20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议程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冷战后的国际不扩散机制

国际不扩散机制是指国际社会为防止武器（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从政治安排和技术控制两方面采取的多边、双边或单边行动，主要形式有：国际条约、控制出口的国际组织、政府间非正式协议和谅解、有关国家的国内立法。建立国际不扩散机制的努力从核武器出现后就...     

美国对G20的认知与政策反应:以G20杭州峰会与汉堡峰会为例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二十国集团(G20)升级为领导人峰会,致力于应对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美国作为G20的发起国积极参与这一机制,其参与方式呈现出主导性、协商性、变化性的特点。在G20杭州峰会与汉堡峰会上,美国充分展示了其参与该机制的行为特征,中美两国共同在G20议程协商与设置方面发挥了典范作用,并在不少具体议题领域与G20其它成员国达成一致。然而,在美国经济日渐向好、国内政治变化和对外战略调整的背景下,未来美国对G20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已在汉堡峰会上初露端倪。因此,新一届美国政府的G20政策取向值得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能源治理

由于既有能源治理机制存在诸多不足,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引入新的治理机制。在此背景下,二十国集团(G20)开始涉足全球能源治理。目前,G20的能源治理集中在提高能源数据的透明度和真实性、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新能源技术开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削减化石能源补贴四个方面。由于G20在能源治理领域的代表性不足及其非正式特征,G20开展的能源治理行动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     

巴西有法律约束力判例制度研究

20世纪后半叶,巴西的军人独裁政府向文官民主政府过渡。为了巩固民主制度和促进经济发展,在国内和国际的压力下,巴西展开了司法改革。面对各级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超负荷的案件审理量、过度的上诉案件以及法官对法律解释的随意性,巴西在指导性判例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有法律约束力判例制度。在巴西法律史上,存在着不断变化发展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例制度,这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法律约束力判例制度的渊源。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是批准、修改、废止有法律约束力判例的唯一主体,但只有涉及宪法性问题、并就该问题多次作出过判决但依然存在争议的判例才可以经批准成为有法律约束力判例。共有11个主体有资格建议联邦最高法院批准、修改、废止有法律约束力判例。有法律约束力判例经批准并公布后,其效力及于全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法律约束力判例制度的实施达到了该制度的设计目标,获得良好的效果,但是在理论层面上却遇到重重困境。     

乌克兰危机:多维视野下的深层透视

乌克兰危机是苏联解体后欧亚地区转型发展和欧洲安全体系演变的重大事件,不仅反映了乌克兰国内的重重矛盾,也折射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战略格局和大国关系变化的复杂光谱。从制度转型的角度看,乌克兰危机是政治失范导致社会失序的重要标本,20多年的社会转型困局加剧了乌社会既有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分野,而这些矛盾在经济发展遇阻和民主政治危机的共同作用下,最终演化为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危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俄、美、欧在乌克兰有着各自的地缘政治目标,它们之间的大博弈使欧洲有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20年危机"覆辙的危险。从国际秩序的角度看,尽管俄罗斯以强力方式取得了克里米亚,但不可能颠覆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俄罗斯有可能在美欧制裁之下遭受诸多损失。从帝国研究的角度看,苏联解体的"后遗症"并未痊愈,欧亚地区的安全和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俄罗斯所倡导的"欧亚一体化"能否成功,关键要看其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吸引力,是否能为其他成员国提供资金、技术、市场、发展空间等公共产品。     

先发制人战略与埃塞俄比亚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

本文以2006年12月至2007年1月埃塞俄比亚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为个案,考察了先发制人战略运作过程中的5个促进因素(外部威胁、国内支持、盟友支持、国际舆论支持和进攻性力量)和5个制约因素(道德约束力、国际法约束力、国家机制约束力、敌方反击能力和建制成本)。研究表明,埃塞政府敢于先发制人,主要是因为促进因素占上风,其中美国的默许和国际社会对索马里过渡政府的承认大大减少了埃塞政府先发制人的风险和成本。埃塞政府采取的先发制人战略也显示,此次军事冲突,其背后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同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激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