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悖论:经济依存与安全戒备

目前对东亚安全起重要作用的中美日三大国在经济上处于一定程度的依存状态。一般来说,经济依存是政治与安全合作的基础。然而目前美国及其战略伙伴日本却"倒行逆施"加强对中国的围堵,使得目前东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反而变得愈加紧张。为什么造成这样的悖论?本文认为,东亚的安全局势受两个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一是由相互经济依存带来的国家间合作的要求;二是传统的国际政治结构带来的国家间地缘政治竞争。之所以出现这种受双重结构影响的状态,原因在于经济依存关系没有彻底克服传统的国际政治结构性影响,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的作用。"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使得各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不同,各国彼此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程度不同,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这三者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的结果是,地缘政治的竞争仍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国家间发挥着结构性作用。这样,在这种双重结构性因素共同的作用下,东亚安全局势处于一种"悖论"状态。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亚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东亚海洋安全合作指明了方向.目前领土与海洋权益等问题阻碍着东亚区域海洋传统安全合作,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介入和域内国家海洋能力的差异等因素也影响着东亚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为此需要引入信任机制.信任是国家间达成合作的基础,长期的利益互惠有助于信任的构建与维系.东亚区域发达的海洋贸易合作、对航道运输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多领域的非传统海洋安全合作为其构建信任机制提供了可能.可以从利益、制度与情感层面入手,构建起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框架,深化海洋安全合作,从而维护东亚海洋的和平与稳定.     

数字技术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

地区安全秩序是相应区域内国家维持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互动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逐渐呈现出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互动模式,即地区国家通过有上限的竞争和有底线的合作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稳定。不过,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美国自2018年以来全面打压甚至遏制中国数字技术的实力发展和全球影响。在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东亚安全秩序虽面临新的冲击,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并未脱离既有的安全战略模式。在进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东亚安全秩序展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形成基础并未弱化甚至有所巩固和强化;二是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和实力特点,使得东亚国家深化与美国的数字合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东亚国家维持既有战略模式的倾向。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对数字时代东亚秩序和国际秩序转型的理论认识,同时也对进入数字时代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东亚安全困境及其出路

安全困境是国际安全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主要界定的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行为体间因互信的缺乏和彼此猜疑,出于安全目的而采取的国家行为,最终却导致国际关系中安全普遍缺失的危险境况。后冷战时期,东亚普遍存在着安全困境。东亚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只有构建综合安全,建立有效的区域安全机制,东亚安全困境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安全复合体理论与东亚安全区域主义(下)

三、东亚“安全复合体”演变前景与安全区域主义的发展基于“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分析框架和东亚“安全复合体”结构变动(安全区域化)的多层次动力分析,东亚区域安全结构变动将可能出现三种前景:一是保持现状,即现有结构不发生实质性变化;二是内部转变,即内部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或者是因友善     

"东亚地区合作"研讨会综述

2006年3月30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与韩国国际交流财团(Korea Foundation)联合举办了以“东亚地区合作”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韩国有关方面官员以及中国2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代表们围绕东亚安全合作、东亚经济合作、东亚能源合作、中韩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交流。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第一,东亚安全合作整体水平较低,最大的障碍是国家间缺乏战略互信。北京大学朱锋教授认为:在过去5年间,东亚安全总体保持了稳定对话的基本格局,并呈现以下特点:地区安全权力制衡架构进一步向美日倾斜;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的…     

滞后的安全关系及出路

当前中日关系发展顺利,成果显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和密切的经济关系相比,政治、安全关系发展滞后,安全关系尤其是阻碍中日关系深化的重要原因;作为东亚的两个重要国家,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影响东亚形势和地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中日之间未能建立安全互信关系也导致了东亚合作和地区国际新秩序的难产。     

“泛安全化”倾向与东亚军备安全风险

伴随着世界格局的更迭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全问题在国家间交往中被关注的程度愈益加深，新的地缘环境和国际背景催生了“泛安全化”倾向。近年来，以地缘热点问题为中心，东亚地缘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南海问题博弈加剧、朝鲜半岛安全威胁增大、域内领土争端难以解决、日本政治军事大国战略提速、台海两岸关系微妙紧张起来、域外国家频繁插手东亚事务等，致使整个东亚地区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泛安全化”的不良倾向。这种状况在影响东亚地缘格局走势的同时，也给该地区带来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地缘安全风险，并触及敏感的军备安全问题。从东亚地区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军费及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目前东亚部分国家军备发展状况相对合理。不过，由于域内复杂多样化的不确定因素、域外势力介入的不可测性以及东亚军备安全的整体庞杂和结构复杂的突出状况，致使整个地区的军备安全前景面临着多种可能性。东亚国家应开展“去安全化”的新型地区合作，推动建立地区性的军备安全风险管控机制，构建新型军备发展与军备安全关系，共同增进东亚地区的安全与和平。     

东亚安全共同体路径探讨

近年来,东亚各国开始从全球视野关注地区命运,积极推动本地区合作的开展,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更是成为地区主义思潮推动下的一种解决东亚安全问题的思考。东亚区域共同安全局面的生成是一个艰难的利益认同、复杂的社会学习和制度化过程,可以以条件相对成熟的东盟次区域联合为核心建立制度性约束,其他行为体之间通过对话-协商-建立信任-形成条约等步骤,多层次、分三个阶段加入到共同体之中,以期使东亚地区的现实和潜在危机得以转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东亚区域整体安全才是中国和区域内其他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切实保障,以此为出发点,中国应有化解东亚整体安全困境的大视野、大战略和推进地区安全合作制度建设的意志力。     

挑战与机遇:东亚一体化视野中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当前,传统安全威胁较冷战时期大为减弱,而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危害国家和地区安全甚至全球稳定的主要因素。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较为成功,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客观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非传统安全合作增强了东亚国家的相互了解与互信,培育了地区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促进了东亚合作机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为一体化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结构支撑。另一方面,东亚特殊的安全格局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矛盾使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蕴涵了重要机遇。     

东亚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挑战（在第二次新世纪中日亚洲形势与和平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当今世界三个经济共同体，北美、欧洲和东亚，其中东亚经济最为活跃和富有生气。中国与日本是东亚大经济体的骨干力量，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但对中日两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经济繁荣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东亚安全形势与日本安保政策调整

东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日本刻意渲染东亚威胁特别是"中国威胁",迎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安保政策进行战后以来的大幅调整。主要内容包括重构国家安保顶层设计;调整防卫理念,增强自主防卫力量;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步步解禁集体自卫权,颠覆战后专守防卫政策;调整对外安保关系,加强日美安保同盟,构筑地区多层安保框架等。日本安保政策的调整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在重塑与加强自身防卫的同时,打造出战后以来日本最具危险性的政军体制,使日本成为东亚安全中突出的不稳定因素。其次,不利于中日安全互信的建立,复杂和恶化了中日关系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使东亚本就存在的安全困境更为恶化。最后,使日美同盟从防御/威慑的内向型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的外向型同盟。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在加强美国对东亚安全事务干涉与掌控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日本的自主性与主导性,日本不正常的"国家正常化"又前进了一步,最终将破坏日美同盟及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     

韩国与泰国的金融危机比较谈──兼谈东亚经济模式的命运问题

东南亚金融危机产生多米诺效应波及多个国家。然而，韩国与泰国有所不同，东亚经济模式的代表是韩国而不是泰国，只因爆发金融危机而指责东亚经济模式出现危机或东亚经济模式结束，是言过其实的     

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亚安全秩序并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要构建良性的东亚安全秩序,必须把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美国同盟体系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并重,协调处理东亚安全事务。     

困境与合作交织下的东亚安全

当前东亚的安全形势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势：安全困境的延续存在和安全合作的不断发展；传统安全领域中困境的难以解决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合作的加强。从外溢角度看，推动东亚安全状况向积极方向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经济合作对安全合作的推动，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传统安全合作的牵动，主要国家通过多边协调合作缓解安全困境的努力。中国应在推动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方面承担起大国的责任。     

欧洲与东亚安全合作模式的差异评析

迄今最成功的欧洲地区安全合作模式,被认为是东亚安全合作的参考榜样.欧洲模式以共同安全为基础,突出"一国安全与他国安全的相互依赖性";东亚模式以合作安全为核心,强调"确保合作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安全利益".这两种地区安全合作理念反映了欧亚不同的地区安全结构背景及不同的道路选择.本文认为,由于合作理念与发展道路的本质差异,这两种模式在某些关键方面存有内在的冲突而无法相容,因此,东亚在地区安全合作上仿效欧洲模式缺乏坚实基础和可行条件.当前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所面临的困境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21世纪初韩国知识分子的东亚论

韩国人的东亚意识最早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但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关于东亚的主体观念，也未将之付诸实践。随着韩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进入1990年代后，尤其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韩国知识界展开了一场东亚论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民族原型中寻找文明共存之路；地缘文化的东亚和平论；超越中华主义和东洋主义的东亚均衡论；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另外，韩国一些学者还从地域性和民族国家两个方面反思和批判传统的东亚论。韩国的东亚论对我国社会科学界的启示是：有必要在历史的脉络中考察中国的传统天下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研究需要“他者”的眼光。     

东亚合作的进展及发展前景

一、东亚合作的进展近一年多来，随着东亚国家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东亚出现加强地区合作的势头,并取得一定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东亚各国积极要求加强东亚合作，并提出许多建议。东亚各国普遍认为：要恢复和发展东亚经济，迎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挑战，必须加强东亚国家的团结、自主和合作。菲律宾提议建立“东亚论坛”，由东盟和中日韩定期举行首脑和部长级会议，讨论东亚政治、安全保障和经济合作问题。马来西亚重提建立“东亚经济论坛”。韩国在1999年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上提议成立东亚展望小组，对…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日关系及其前景

现代意义上的地缘政治是在对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地理分析的基础上,为维护国家安全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和战略的一种理论.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受两个基本因素制约:一是以发展经济为重心的国家大战略,它决定了中国东亚安全战略的基本指导方针,那就是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与促进协调合作相结合,争取用和平合作的方式消除各种威胁;二是台湾问题的影响,在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中,必须把遏制并随时准备用军事力量阻止外部势力染指台湾或怂恿"台独"分子铤而走险放在重要位置.因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其宗旨是超越差异和分歧,通过对话增进互信,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合作促进安全.具体来讲,中国的东亚安全战略目标主要包括:实现与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睦邻友好,为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争取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从希拉里东亚行看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走向

本文从希拉里东亚行入手分析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走向及影响.希拉里东亚之行为奥巴马政府亚洲外交开了好头.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在继承布什政府亚洲外交遗产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变化,这对美国与亚洲的盟友关系、东亚安全合作以及中美关系将产生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