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一体化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欧洲半个多世纪的区域一体化实践为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合作提供了理论和组织模式借鉴,但欧盟(原15国)是一个"同质"成员结构的区域,其一体化历程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一体化组织模式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制度性安排;而东亚是一个"异质"成员结构的区域,东亚的"异质"结构特征意味着其区域经济合作将有着自己独特的路径,贸易一体化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初级阶段,建立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区域生产网络是东亚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途径.     

东亚区域合作的路径选择

东亚地区合作形式多样.东亚峰会是地区论坛,就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对话与交流,以促进东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东盟-中日韩合作("10 3")是基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合作.建立东亚共同体必须以"10 3"为主渠道,辅之以"10 1"和其他东亚合作形式.中国应与东亚各国一起,坚持在"10 3"的基础上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防范日本等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负面影响和对中国的遏制政策.     

东亚共同体:路径、机制与挑战

基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体制性原因,东亚一体化提上了议事日程,应该说,这是区域合作的政治构想。然而,作为政治构想的东亚一体化是一种"经济增长型政治"的意图,它走出了一条与欧盟完全不同的路径。首先,在欧洲,以"欧洲人"为核心的欧洲主义成为地域统合的原动力,可是,东亚经济统合缺乏"欧洲人"那种主体性意识,这是一种地域结构性的差异。其次,东盟"10+3"模式是东亚共同体的推进机制,然而,与欧盟比较,东亚缺少一个既有共同政治基础、又有法律约束力的推进机构。再次,冷战从欧洲全面退却,但是,在东亚,"冷战"呈进攻态势,"亚洲主义"成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难以跨越的障碍。最后,文章指出,应以自由贸易协定推进东亚机构建设,以机构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并推动东亚共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建设。     

近年中国学界关于东亚一体化的研究述评北大核心CSSCISSCI

东亚一体化进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正式启动,而当前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被认为发展"迟滞"甚至陷入"停滞"。中国学界主要用"互信不足论"、"贸易结构差异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论"、"三心二意论"、"美国阻挠论"、"主导缺位论"等对其进行解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诞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使东亚经济一体化呈现出多重框架并存的格局,其对东亚一体化的影响以及中国的政策应对是中国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并折射出学者们对"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的不同理解。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合作同样步履蹒跚,在几种合作模式间争论与博弈,学者们为此提出了许多新的东亚安全架构和设想。在不断地翻译和推介西方一体化知识之后,中国学术界应该用自己的话语构建中国或亚洲知识,以"互联互通"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合作概念和理论或许是一种不错的尝试。     

东亚安全合作及其模式选择

当前东亚的安全合作呈现出两种态势 :传统安全领域中合作进展缓慢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合作进行顺利 ,对不同的安全领域做出区别分析 ,才能对东亚的安全合作有全面的认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运用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从权力、制度和身份等不同视角对其进行分析 ,可以塑造出对东亚安全合作的整体和理性的认识。东亚的多样化特征决定了它未来的安全合作模式应该是一种考虑共同安全 ,构筑多边安全机制 ,囊括综合安全的多元互补的安全合作复合体     

东亚经济共同体:愿景与现实

东亚地区的复杂现实催生了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多种合作机制,而由东盟主导的东亚合作方式照顾了各方的舒适度,使得区域合作进程得以维持,但在地区国家政治互信不足、大国竞争有所加剧、东盟的中心地位疲弱的背景下,需要新的合作理念和思路来引领地区国家走出合作迷思。以"东亚经济共同体"为长远目标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仍是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当前,首先需要克服固有思维模式对"东亚经济共同体"认识的桎梏,继而在开放地区主义新理念的指引下,积极探索、稳步推进适合地区新形势的理性路径,最终实现真正的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东亚合作进程与中印关系调整——兼谈三角关系分析范式

东亚共同体建设表现为一种地区多边合作进程。该进程涉及地区体系内成员间和成员—体系间两个相互关联的向度,且在孕育具有东亚特性的地区合作规范。在东亚合作背景下,中印之间的正向认同度提高,双边关系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三角关系模式,走出了权力角逐的困境,并成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动力。中印两国在东亚合作进程中建构的合作行为模式具有外溢功效,并对东亚区域合作以外的多边和双边关系具有影响。     

试论合作安全在东亚的发展及其局限性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安全状况错综复杂。一方面存在着冷战时期遗留的安全结构;另一方面也在孕育一种新的安全形式———合作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在冷战后被东亚各国普遍接受,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它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但是,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建立起以合作安全为主体的安全机制,仍将是东亚地区合理的选择。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亚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东亚海洋安全合作指明了方向.目前领土与海洋权益等问题阻碍着东亚区域海洋传统安全合作,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介入和域内国家海洋能力的差异等因素也影响着东亚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为此需要引入信任机制.信任是国家间达成合作的基础,长期的利益互惠有助于信任的构建与维系.东亚区域发达的海洋贸易合作、对航道运输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多领域的非传统海洋安全合作为其构建信任机制提供了可能.可以从利益、制度与情感层面入手,构建起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框架,深化海洋安全合作,从而维护东亚海洋的和平与稳定.     

东亚新地区主义——在政治现实主义的土壤中成长

当今世界有三个主要经济区域和力量中心:欧洲、北美和东亚.欧洲、北美经过多年的发展,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协调能力不断增强,地区主义已基本发展成熟.东亚合作也出现了向地区主义发展的趋势,但东亚合作的远景和速度如何,仍然常常令人存疑.本文试图分析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情形及其特点,探讨这些现象的成因和东亚新地区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改革开放与中国硬软实力的构建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不仅彻底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面貌,而且具有重大国际战略意义。改革开放既解放了物质生产力,也解放了精神生产力;既大幅提升了中国的硬实力,也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了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需要中国特色的硬软实力,而塑造和平和谐的硬软实力则需要永久的改革开放。     

越南对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实践与创新——以越南国有资本投资与经营总公司为中心

作为一支主权财富基金,2005年组建的越南国有资本投资与经营总公司代表了在政府授权下,以完全市场化原则投资与营运国有资本的新模式,是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重大创新。目前阶段,越投总公司是越南加快国企股份制改造和推进国有资本向战略性产业集聚的重要推手,以此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并实现国有资本管理从混合模式向集中模式的过渡。长远来看,越投总公司能否成为像新加坡淡马锡那样备受信赖的机构投资者则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分析汉越词异同与语言教学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经过长期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大量的汉语词汇传到越南，被越南人吸收、融化、形成汉越词汇库，与越南民族文化联系密切。越南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接受各国外语词汇，特别是汉语的一部分词汇已经被越化。大约60％的越语外来词汇有汉语的根源，其中25％的汉语词汇已经完全越化。在越南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汉越词，汉越词汇变化发展涉及面相当广泛，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Globalization

正As a new type of initiative for globalization,the nature of the Belt and Road is to address worldwide problems triggered by Western-led globalization,promote common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a new form of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through a new mode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so as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海盗问题及对策思考

海盗是一种古老的犯罪活动,曾经是影响国际政治的一种重要力量.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海盗活动经历了一个沉寂时期.但是从2007年起,海盗活动又呈猖獗之势.尤其是索马里海盗活动极为猖狂,其打劫行动之频繁,危害之烈,为二战以来所罕见.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审视海盗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就显得尤其必要.     

全球化与国家科技安全

当前,全球化已经进入加速推进的时代.全球化不仅使国家科技安全问题凸显,也对国家科技安全也带来一系列不可忽视的严峻挑战.对于正在融入世界的中国而言,在参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维护国家科技安全,为国家安全提供稳固的支撑和有效的保障,是一个攸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Terrorism and Democracy: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Most observers believe that the 'democratic rules of the game' provide a peaceful means for resolving political conflicts. This may be true but not all groups or even single individuals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need play by these rules. This analysis uses two data sets: one that classifies mos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based on how they were ruled in the mid-1980s, and the other on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their nationals either perpetrated or were victimized by terrorists attack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rrorism and democrac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table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go together. An analysis of the data reveal that terrorist attacks occur most often in the world's most stable democracies, and that, further, both the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of those attacks are citizens of the same democracies.     

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经贸关系：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

自1974年中国和马来西亚建交以来,两国的经贸关系呈阶段性持续发展,尤其上世纪90年代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贸易紧密度不断加强。目前,马来西亚已经取代新加坡成为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无论是中国对马来西亚而言,或是马来西亚对中国而言,其重要性都不断提高。双方政府都致力于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经贸关系,尤其随着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双方的经贸关系将更上一层楼。同时,双方也应正视中马经贸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的问题和可能面临的挑战。本文将就中马经贸关系的发展状况、竞争性和互补性、以及中马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     

Violence and terror and the extreme right

The author begins by examining Sprinzak's theory of ‘split delegitimization’ and finds that although it provides a persuasive account of why some extreme right groups become so radicalized that they perpetrate acts of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ts major weakness is that it fails to explain the emergence and long‐term survival of mass parties of the extreme right. The article briefly surveys some of these mass parties and finds that there is no clea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lectoral success of extreme‐right mass parties and the level of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from small extreme‐right groups. However, the evident ambivalence of mass parties of the far right towards violence, and intensification of the propaganda of violence, racisim and xenophobia are clearly conducive to violence and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