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小泉时代自民党对华外交再审视

后小泉时代自民党三位首相一反小泉急进强硬的对华外交,确立并巩固了友好互惠、谋求互信的对华外交基本框架,其要旨在于追求日本的大国地位和政治正常化,其动因在于小泉对华态势的失败和中日关系战略走向的基本变化,并表现出根本目标与可以变动也必须变动的手段之间的较灵活的协调,从而为日本外交提供了一个务实可行的政策方向。中日关系尽管仍有种种困难,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按照这一框架运行和发展。就日本而言,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都有必要遵循之,以求适应变动了的东亚大局和世界政治经济;就中国而言,需要尤其从对外战略大局与对日政策之间的基本主从关系出发,在中日关系方面加大战略和政策努力。     

后冷战时期日本亚洲外交的布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的亚洲外交可以概括为:小泉强化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安保战略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死胡同;安倍的"价值外交""新基轴"虽然表现出一些灵活性,但没有脱离小泉时期的外交实质。福田康夫上台,可能意味着小泉-安倍亚洲外交路线的终结,但日本的亚洲外交布局总是取决于其国内的政治走向的。     

小泉之后日本的对华政策探析

新世纪以来，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总体上呈现强硬姿态，由于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原因，致使中日高层互访中断数年，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9月的日芩自民党总裁选举被视为扭转中日关系的关键，从目前形势看，预计“后小泉时代”日芩依然鹰派当道，小泉之后日苓总体战略还将朝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方向加快步伐，如何修复日中关系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艰巨课题。     

2006年中日关系乍暖还寒

我国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在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时说,2005年是中国外交丰收年,惟独中日关系是个例外。中日媒体年终回顾文章也为此论断提供了依据。例如,《人民日报》驻日记者的文章题目是"中日关系风雨一年",《中国青年报》驻日记者的文章题目是"在‘中国威胁论’声中度严寒"。日本共同社年底评出的中日关系十大新闻分别是:1.中国爆发针对日本的群众游行;2.小泉参拜靖国神社;3.日本政府批准民间机构开发     

小泉外交的国内基础与内在矛盾

小泉上台以来,一方面继续加强日美同盟,推行亲美外交;一方面在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对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采取不买帐的强硬态度,使日本同中国、韩国等亚洲各国的关系越搞越僵。可以说,在日美与日中等日亚关系上,小泉的外交天平严重失衡。那么,小泉外交何以出现如此失衡状况,今后的走向究竟如何?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本文试就此谈点看法。     

试析安倍“有主见的外交”及面临的挑战

"有主见的外交"的新理念是安倍首相面对小泉内阁外交的困境和僵局寻求突破的产物,既是对小泉内阁外交路线的一种修正,也是安倍首相个人风格特点的一种彰显。其基本内涵包括:加强亚洲外交改善睦邻关系,提升欧洲外交拓宽战略空间,维持日美同盟提高自身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加大"争常"力度。这一理念对新内阁以来的日本外交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受制于国内国际诸多因素,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日本华侨华人与中国对日公共外交

日本华侨华人已逾80万,活跃在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华侨华人一直是中日关系联系的纽带。在中国提倡侨务公共外交的新形势下,他们更加积极地推动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日本华侨华人促进了日本民众对历史和中国现状的了解;改善了日本舆论环境;维护了中国和平统一;推动了中日关系发展;提升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     

中日关系逆境中推进对日公共外交——以日本立命馆孔子学院为案例

紧张的政治关系被认为是中国对日公共外交不畅的症结.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代表,孔子学院在日本也曾遭遇阻力,但最终成功存续.本文以立命馆孔子学院为例研究中日政治关系逆境中如何开展公共外交,得出以下初步结论:第一,中日关系逆境并不必然导致公共外交失败,通过与日方伙伴构筑稳固的合作关系,公共外交可以克服中日关系逆境成功存续;第二,推进对日公共外交应当注重对日方合作伙伴的筛选,避免由政府强力推进;第三,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孔子学院,采取支持或退出机制并用的举措激发日方合作伙伴的积极性.     

小泉执政后日本外交的变化

小泉政府借反恐之机, 在外交上进行了一些大胆的举措:制定一系列派兵法案, 强化日美同盟, 行使 “集体自卫权”, 出台了新《防卫计划大纲》, 并且努力争取“入常”等。同时在历史、领土问题上实行强硬的对外政 策, 引起周边国家的强烈不满。小泉外交给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增加了该地区 的不确定性。研究和分析小泉外交之特点与趋势, 对于如何建立东亚安全机制以及中日外交今后的发展都有较强 的现实意义。     

从"价值观外交"到"积极的亚洲外交"——日本安倍、福田内阁亚洲外交的比较分析

安倍内阁推行建立"民主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提高国际作用,因其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而受挫;福田内阁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的亚洲外交",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安倍、福田亚洲外交的变化,反映了日本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曲折演进,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要求提高外交自主性,却不能忽视美国的影响:重视同亚洲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华认识和对华关系开始出现历史性转折;对华外交的两面性将交替反映并可能牵动中美日关系的调整.     

日本对华环境外交: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新支柱

环境外交是日本外交战略的重要一翼。近年来日本为了改善同周边邻国的相互关系,尤其是为了在争取"入常"问题上能得到东亚各国的支持,企图抓住环境保护与国际合作这个国际政治的"第三重要课题",欲从环境外交入手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在环境保护领域,中日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也存在需要共同面对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社会课题。环境外交正日益成为中日关系调整的平衡器,对促进相互理解与信赖,调整双边关系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也为构筑更高层次的战略互惠关系奠定了基础。日本政府着意改善中日关系、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外交新起点也正是从环境保护合作开始的。     

试论中日关系的新向度——以前首相福田康夫对中外交遗产为中心

近年来,从小泉、安倍、再到福田,日本政府都非常重视构成两国关系之潜流的精神和价值理念领域。特别是前首相福田转变了小泉和安倍的"价值本位"外交方向,并从"回归古典"着手,力图通过重构中日两国的精神、价值大厦,使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利益、利害关系的存在,而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理解、追求并能够互相接受的价值阈值的基础之上。这样,中日关系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其脆弱性的一面,从而走得更远。而中日两国在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就此所达成的共识,即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新向度"。无疑这是前首相福田对中外交的重要遗产。     

“前原外交”与中日关系

前外相前原诚司在位时期的日本对华外交使得新世纪好不容易处于“暖春”状态的中 日关系再次跌入低谷。“前原外交”的背后有复杂的原因，它与前原诚司的政治经历、政治作风、对 华政见及个人野望有关，与日本国内政治需要以及民主党外交经验的缺乏有关，与日本民族主义 情绪及日本右翼对此的不断鼓吹有关，与鸠山内阁留下的政治外交的“负面遗产”有关，与日本民 主党一直所持的对华“军事担忧”有关。“前原外交”使中日关系紧张和消极的同时，还产生了其他 的重要影响。     

从“融冰”到“春暖”2007年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中日关系正经历着十分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21世纪初，小泉执政期间中日政治关系僵冷。继2006年安倍首相访华的“破冰之旅”后，2007年温家宝总理访日的“融冰之旅”和福田康夫首相访华的“迎春之旅”，成为过去一年国际关系中举世瞩目的大事。可以相信，今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日将成为一次“春暖之旅”，继续推动中日关系升温。今年将是中日关系飞跃发展的机遇之年，但也会遇到挑战，需要中日双方继续努力，迎接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实现两国关系的新飞跃。     

新中国的对日公共外交 ——以解决日本战犯问题为例

20 世纪50 年代,尽管中日两国没有恢复邦交,新中国的对日公共外交却已经开始。 中国政府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妥善圆满地解决了日本战犯问题。它不仅解决了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 的战争遗留问题,更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形象传到了日本,推动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发 展。作为新中国公共外交的历史遗产,新中国解决日本战犯问题通过中国官方与日本民间的关系 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将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国际战略态势中的鸠山新外交

当前国际战略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保守政治与外交处于转变时期。日本民主党当政后，选择了与自民党执政时期不同的外交战略与政策。鸠山内阁提出调整日美关系、重视亚洲外交和中日关系、建立东亚共同体等新外交政策主张。这些外交政策打破了日本传统保守外交，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东亚地区局势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鸠山新外交还面临各种挑战与考验。其政策主张能实现多少，仍有待观察。     

安倍再度执政后的中日关系展望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手中握有改善中日关系的机会,但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背景下,其对华政策仍可能受到日本右翼和鹰派的影响。安倍内阁企图通过加强日美同盟,在中国周边开展所谓"价值观外交",构建针对中国的战略格局,在钓鱼岛问题上迫使中方让步。安倍最大政治目标是修改日本宪法,为日本对外使用军事力量铺路。近期在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同时,也会谋求缓解紧张关系,防止局势失控。若2013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很可能推动修改日本宪法。中日关系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前景不容乐观。201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中日双方信守条约,妥善处理钓鱼岛争议,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和东亚和平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新时代,中国对日外交“新视角”——简评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

时值2018年中国进入新时代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也迎来了新的历史转机。在新时代和重大历史新起点上,中日都需要对彼此有新的认识,而中国的对日新认识和新视角则蕴含在中国新一代最高领导人"对日外交思想"的宏大战略运筹中。通过对习近平的"对日外交思想"的梳理、归纳和总结,不仅可以对近十年来的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加以总结,而且将中日关系放到习近平的"对日外交思想"这一宏大框架中加以展望,对认识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也具有十分特殊的战略意义。     

日本外交的“新思维”——论新福田主义

新福田主义是日本在中国迅速发展、亚太地区成为新增长中心形势下的外交构想.它继承了福田主义的精神,是对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亚洲外交实践的概括,也表明今后的政策取向.中国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日本将努力稳定中日关系,提高两国的合作水平,同时也更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动向.新福田主义的提出带有福田个人色彩,也是日本转向重视亚洲外交的历史必然.它的一些原则不会因日本政局的变化而改变.     

安倍2.0时代的日本外交

中日关系因日本野田内阁对钓鱼岛“国有化”而陷入僵局.具有强烈保守理念的安倍上台后,不仅没有积极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反而对华采取更强硬政策.安倍以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为己任,以修宪强兵为目标,其外交路线乃是服务其政治追求.安倍力推联美遏华战略,同时积极致力于建设强权国家,中日关系正被其推向对抗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