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小泉时代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

日本进入后小泉时代。近期日对华外交尽管出现了积极变化,但中日关系总体形势仍不容乐观。9月份日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小泉为延续其外交路线如何谋篇布局以及此后如何调整对华政策将影响中日关系未来走向。为此,我编辑部于2006年6月6日召开研讨会,请有关专家学者就后小泉时代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现将部分与会人员的发言整理摘录如下。     

国际战略态势中的鸠山新外交

当前国际战略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保守政治与外交处于转变时期。日本民主党当政后，选择了与自民党执政时期不同的外交战略与政策。鸠山内阁提出调整日美关系、重视亚洲外交和中日关系、建立东亚共同体等新外交政策主张。这些外交政策打破了日本传统保守外交，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东亚地区局势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鸠山新外交还面临各种挑战与考验。其政策主张能实现多少，仍有待观察。     

大选后的岸田文雄内阁:执政基础与政策取向

日本岸田文雄内阁的诞生,是执政的自民党为应对大选而"临阵换帅"的结果。执政联盟利用广大选民对新内阁的"政策期待",加之国内疫情趋缓、在野党势力孱弱以及选举对策缜密,从而赢得了大选。大选后岸田内阁的执政基础虽暂且趋稳,但在权力交接、路线调整及国政选举等层面上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其政治稳定性不容乐观,实现长期执政的难度较大。随着岸田内阁施政渐次展开,其在防控疫情、强化日美同盟与推进印太战略上将保持较强的政策延续性,而在经济增长方式与国家安全保障上将实施政策调整。岸田内阁提出构筑"建设性且稳定的中日关系"并奉行现实主义对华外交方针,但其对外政策取向仍将保持涉华指向明显的惯性,经济安全保障、"人权外交"等政策主张或将加大中日关系摩擦几率。     

安倍路线与中日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软化日本对华姿态,力图摆脱其前任小泉纯一郎造成的日本外交严重困境,同时大力推进日本"国家正常化"与政治文化的民族主义改造。这与他在政策实践方面较之于小泉颇为突出的灵活性和策略性相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安倍路线"。"安倍路线"是一种内涵复杂的意愿方向和政策纲要,各种内涵既有本质上的连贯和统一性,又有显著的外在矛盾和深刻的内在紧张。透视"安倍路线"的性质与政策实践,是准确把握和预料日本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一个关键。鉴于"安倍路线"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中国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复合"战略。     

日本政局变动及其内政、外交政策的走向

2009年8月，民主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执政权力，众议院选举后的日本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自民党惨败的原因既有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等自外向内地从多个方面推进了日本国内变革的因素，也有自民党自身政策僵化、理念陈旧、应对失误、制度疲劳、政治世袭、腐败严重等原因。民主党执政后急需处理的内政问题有：能否兑现承诺、巩固政权基础；妥善处理与自民党的关系；提高自身政策制定能力并处理好与文官系统的关系以及解决虚假政治献金等问题。其对外政策主要为：“友爱”的政治外交理念；对美、对亚并重，回归重视和保持平衡的日本外交传统；重视对亚洲与对华外交。     

安倍2.0时代的日本外交

中日关系因日本野田内阁对钓鱼岛“国有化”而陷入僵局.具有强烈保守理念的安倍上台后,不仅没有积极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反而对华采取更强硬政策.安倍以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为己任,以修宪强兵为目标,其外交路线乃是服务其政治追求.安倍力推联美遏华战略,同时积极致力于建设强权国家,中日关系正被其推向对抗状态.     

小泉之后日本的对华政策探析

新世纪以来，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总体上呈现强硬姿态，由于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原因，致使中日高层互访中断数年，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9月的日芩自民党总裁选举被视为扭转中日关系的关键，从目前形势看，预计“后小泉时代”日芩依然鹰派当道，小泉之后日苓总体战略还将朝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方向加快步伐，如何修复日中关系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艰巨课题。     

日本对华环境外交与中日关系

战后日本在迈向“政治大国”进程中，凭借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和成熟的经验积极推进环境外交。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环境保护是日本开展对华援助和同中国发展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华环境外交作为加强和改善两国关系及合作的重要领域和行动方式，成为日本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的基轴之一。但日本对华环境外交的实质是为了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其欲从环境问题入手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并作为其大国化战略的一部分扩张日本文化，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环保领域对其形成依赖进而有控制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意图，对中日关系发展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安倍晋三的政治与思想脉络

今年9月,日本自民党总裁小泉纯一郎任期届满,将卸任自民党总裁及日本首相。小泉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被视为小泉接班人的最热门人选。了解和分析安倍晋三的政治与思想脉络,对研究日本内政外交走向特别是中日关系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安倍两次执政期间对华政策的调整 演变及影响

随着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后,中日两国由此进入了战略磨合期与相互适应期,如何塑造与中国的关系成为日本外交中至关重要的课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次执政的经历及其前后对华大相径庭的外交政策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安倍第一次执政期间积极改善对华外交,主张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然而时隔5年再次执政,却不断展现强硬的对华态度和立场。安倍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两面性、依赖性、务实性,为日本国内和中日关系带来了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对比研究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对我国认识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特征、本质、动因,正确把握和处理中日关系有重要意义。     

对冲的迷思：结构压力、战略认知与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研究

2010年是二战后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节点，中日在国际政治中的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关键转换，这种变化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冲击，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特征和形态及其战略抉择背后的国际政治逻辑逐渐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搭建新的分析模型，提取出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两大核心变量，结合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历程，从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分析层次阐释了日本对华外交战略产生及演变的机理。通过前景—威胁理论的分析可以得知，自2010年以来，日本并没有在中美两国之间对冲，结构压力的增强和战略认知的变化促使其采取了明确且坚定地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国家战略，获得美国安全保障超过了日本对中日经贸合作收益的期待。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和中国的迅速发展刺激了日本所谓的地缘恐惧感，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协调日本“对冲”空间存在的条件并不充分。在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进程下，中日需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求同存异，努力构建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日本大选后的政局与中日关系

2005年9月11日，日本举行了第四十四届众议院选举，首相小泉纯一郎所领导的自民党以15年来首次单独获得过半议席赢得选举。小泉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对党派的控制力也得以加强。大选后日本的内外政策将做出一些调整，但中日关系“政冷”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福田丸扬帆起航观日本欲向何方

福田康夫高票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出任日本首相,反映了自民党内外和广大民众在日本混乱的派系政治下的人心思定。但是,维系日本派系平衡的政治局面也是福田内阁无法超越的。今后福田内阁的内外政策可能更加稳健,日本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可能会有进一步改善。然而,福田的执政前景仍将经受派系政治的严峻考验,且直接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     

日本安倍内阁的外交走向

安倍内阁提出“有主张的外交”的新理念后,日本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出台“亚洲通道计划”、“自由与繁荣之弧”、“价值观联盟”等一系列新举措。然而,这并非日本改变其以日美同盟为主的外交基轴,而仅仅是日美同盟战略框架内的政策调整。日本对欧、对俄的基本外交政策也不会改变,争取“入常”仍将是今后日本外交的重点。     

试析安倍“有主见的外交”及面临的挑战

"有主见的外交"的新理念是安倍首相面对小泉内阁外交的困境和僵局寻求突破的产物,既是对小泉内阁外交路线的一种修正,也是安倍首相个人风格特点的一种彰显。其基本内涵包括:加强亚洲外交改善睦邻关系,提升欧洲外交拓宽战略空间,维持日美同盟提高自身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加大"争常"力度。这一理念对新内阁以来的日本外交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受制于国内国际诸多因素,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日本第24届参议院选举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第24届参议院选举被称之为"战后日本政治史的转折点"、"历史性突破"等,意指通过这次选举,所谓"修宪势力"在参议院已经达到法定修宪门槛的"三分之二"。加上由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众议院议席已经超过"三分之二",所以"修宪"已经"成为现实可能"。但实际上,"三分之二"在当下日本政坛所具有的真实内涵是复杂的。"安倍经济学"虽然是这次自民党胜选的重要依托之一,但与其说已经被选民普遍认可,不如说是对安倍政权的"缓期执行,以观后效"。此外,本次选举进一步印证了日本政治生态的发展趋势,即总体右倾化使自民党重获"一党优位"地位,以及在自民党内形成"安倍一强"的状况。通过本次选举,执政基础进一步得到巩固的安倍政权,其对华外交必将更加强硬,也意味着中日关系将有新的变数和面临新的严重挑战。     

日本对华战略与中日经济关系

当前中日两国间呈现的"政冷"、"经热"现象,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造成中日政治关系长期低迷的症结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日本对华战略偏差。日本只有改变对华战略,抛弃对华"威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日经济关系才能稳步发展。     

后冷战时期日本亚洲外交的布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的亚洲外交可以概括为:小泉强化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安保战略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死胡同;安倍的"价值外交""新基轴"虽然表现出一些灵活性,但没有脱离小泉时期的外交实质。福田康夫上台,可能意味着小泉-安倍亚洲外交路线的终结,但日本的亚洲外交布局总是取决于其国内的政治走向的。     

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与日本对华决策

近年来，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推动日本“正常国家化”，日本国会亲台议员频频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等涉华问题上挑起事端，恶化中日关系氛围，使中日关系复杂化。日本国会议员虽然不是日本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和实施者，但其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处于基础地位，其中的亲台议员又具有“幕后性”、“跨党派性”、“组织性”、“秘密性”与“两面性”等特点，正是他们常常干扰日本对华理性决策，以至于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和历史问题上的分歧日益突出。中国必须理性应对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警惕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及“亲台议联”幕后活动及其不良影响，以便为拓展对日外交、促进日本对华友好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条件。由此，研究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及其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关系，就有了重大的政策意义。     

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日本的对华外交深受国际体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影响。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竞争加剧,以2017年为分水岭,第二次安倍内阁领导下的日本的整体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从"战略制衡"向"战术避险"方向的转变。在2017年以前,日本为了联美对华实施"战略制衡",在外交方面,以"印太战略"孤立中国;在安全方面,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和强化日美同盟;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冷淡态度。在2017年以后,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对华实施"战术避险"。在外交方面,加强印太战略的开放性、领导人互访和对华自制;在安全方面,继续强化国防上的内部制衡;在经济方面,有条件地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并对华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展望未来,令和时代的日本将是一个拥有部分战略自主的中等强国,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维持与中国有距离的交往,力图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角力中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