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若干问题的法理考察

本文以法理学原理为基点对国际人权的历史沿革、法律界定、运作限度以及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作了全方位的探讨。作者认为，国际人权作为一种新的权利机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少数西方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相互合作、长期斗争的产物，是人权理论与人权实践国际化的产物，是对传统的权利框架的一种突破和发展。国际人权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法律的范畴，它依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双重结合而存在，且由两者的双重限约而生效。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相互协调和双重保障使国际人权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运作有效的权利形式一基于对美国“人权外交”理论依据的考察，作者认为，“人道主义的干涉”这一国际“例外”主义原则就是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而这一原则实际上并没有为现代国际法学家们所接受并纳入国际法的正式条文中，所以它不具备国际法的效力和权威。因此，美国“人权外交”实际上是一种非法的国际外交实践。     

国际人权问题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人权问题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战后，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利益需要，赋予人权以新的内容，形成了与西方国家人权观不同的特点，而赋予人权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内涵，是发展中国家实践人权的根本所在。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人权，维护和实行社会主义人权。中国坚持尊重主权与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积极谋求现代国际人权的实现     

国际人权公约:人权价值和制度的普适化

国际人权公约体现了人权价值与制度的普适化。人权普适化经过了从话语人权到 国际人权的历史演变。国际人权公约蕴含的人权普遍性包括人权主体的普遍资格、人权价值的普 遍信奉、人权规范的普遍适用。当今国际人权公约的理论视野与西方关于人权与社会的价值预设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理论背景主要为普遍人性尊严的哲学基础、自然权利理论的智识背景、自 由民主的普遍理想。     

国际人权公约与人权保护——国内司法实施的分析

国际人权公约设定了国家对个人的义务。在国内层面上 ,缔约国应采取立法、司法等措施履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缔约国国内层面的实施是国际人权公约实施的基础和关键。国际人权公约能否在缔约国国内法院得到直接适用 ,是由各国国内法予以决定的。按照我国法律 ,国际人权公约基本上不能在国内法院得以直接适用。     

大赦国际

冷战后，在人权国际化大潮的推助下，人权组织的影响迅速扩大。目前，国际上这类以维护人权为已任的非政府组织约有2300个，规模从几个人到上百万人不等。其中，大赦国际①(Amnesty Intemational)是规模最大的非政府人权组织。     

人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

在二战以来的国际人权政治发展中 ,人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已形成了日益紧密的合作关系。一方面 ,人权非政府组织积极地借助联合国来扩大自身的影响 ,并对主权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 ,联合国为拓展人权事务在资源、信息和机构运作等方面也积极地倚重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支持。人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的这种紧密合作 ,导致了人权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人权事务和人权机构的渗透、联合国人权机构人事上的交叉任职以及复杂的国际多边人权干预 ,从而形成了包含人权非政府组织、主权国家与联合国在内的复杂三角政治关系     

冷战后国际人权法的不平等适用

“人权”在法律上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权利”①，当人权问题超越一国国内法界限上升到要由国际法来调整时，国际人权法就应运而生了。国际人权法产生于１７世纪中叶，而真正发展起来是在二战之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４日世界上最大的普遍性国际组织联合国成立，出于对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惨痛经历的反思，《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和增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作为该组织的基本宗旨之一，并把人权提高到和国家主权同等重要的地位。从此，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保护人权的国际法律文件，国际人…     

人权发展与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

软实力是国家形象塑造与竞争的基础，国家形象与软实力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的互构关系。人权是国家权力的源泉，人权为具体的国家制度创新奠定了价值基础并指出了发 展方向，是国家软实力的内核。人权发展在经济发展、文化吸引力、国家形象塑造、国际议程设置、媒 介传播效应、行为合法性等方面推动软实力提升。对中国来说，在人权软实力建设方面要想“有所作 为”，走向世界，必须凸显“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加强与国际社会包括人权交流在内的各个层面 的合作     

论国际人权条约实施的国际监督制度

国际监督制度对于人权条约的实施在实体和程序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人权条约实施的国际监督制度主要由条约机构的缔约国报告程序、缔约国间指控来文程序以及个人申诉来文程序三种国际监督程序所组成.在实践中,条约机构主要依据缔约国报告程序和个人申诉来文程序对缔约国实施人权条约进行经常性和具体的监督.国际监督制度在促进缔约国实施人权条约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冷战后国际政治中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国际政治，尽管纷繁复杂、曲折多变，但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的较量，始终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冷战结束后，权利政治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变得更为突出。主权与人权是紧密相连的两大政治权利，两权并重，应同时充实和完善，不可偏废；两权相辅相成，既相互依托又相互制约，不可分割，更不能相互对立；两权内外相交(即主要属于国内问题，又具有国际性)，既一致又有区别，不可混淆，更不能相互排斥。正确处理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除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外，同时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在此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揭露“人权高于主权”错误论调的用心。     

西方非政府人权组织

西方非政府人权组织近年来在国际人权保护中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它们的倡议下,一些世界人权公约的实施与监督机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工作也因它们的参与而得到加强。西方非政府人权组织的人权思想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社会市民人权道德价值观的反映,同时,它们在人权标准上与西方大国政府的人权政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通过发布人权信息、游说等活动,“羞辱”那些被它们认为有侵犯人权现象的国家,在实施国际人权保护的同时,也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中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可以说,西方非政府人权组织已成为西方人权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一、西方非政府人权组织概况     

国际人权保障机制中的“保护责任”研究

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相互依赖的加深，尤其是世界范围内新媒体推动不同文化 融合与冲突，使得个人权利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固化，国际社会在保护最基本人权的责任方面存在 一种最低限度的连带一致性，使“保护责任”的强度和宽度不断增加。     

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述评

2006年7月,非洲人权法院正式成立。它是在特定背景下成立的,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与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相比,非洲人权法院既有其共性,又有其特性。非洲人权法院享有诉讼管辖权和咨询管辖权,可以适用所有相关的国际人权条约,在法官组成上注重女性比例和对所涉国家时的回避制度。新成立的非洲人权法院能否成功履行其预定职能,主要取决于非洲人权法院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程度,以及非洲人权法院自身如何运作。     

人权观察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①与大赦国际并称为两大最有影响力的人权组织,但二者在组织机构和活动方面有所不同.     

论非洲艾滋病人的人权保护

非洲的艾滋病人占全世界艾滋病人总数的70 %以上。艾滋病的蔓延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滞后。关注非洲艾滋病人的人权保护,对抑制艾滋病在非洲的进一步蔓延具有重要意义。非洲国家,特别是南非和乌干达采取有力措施,保护艾滋病人的人权,抑制艾滋病的进一步蔓延,不但完善国内有关立法,注重妇女、儿童权利的保护,而且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不断加强对艾滋病的防治。但就非洲整体情况而言,诸多国家仍普遍存在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以及妇女、儿童的权利经常遭到侵犯等违反人权保护的现象。为此,非洲国家有必要不断提高人权保护意识,建立和完善人权保护的国内法律制度,振兴国民经济,以切实保护艾滋病人的人权,有效抑制艾滋病的蔓延     

浅析小布什政府的对华人权外交

小布什上台后, 继续推行人权外交, 并把人权外交与反恐结合起来, 在对华政策上, 小 布什一方面继续保持对华的人权攻势, 另一方面也强调与中国保持良好的伙伴关系, 尽量不让人权 问题干扰中美关系的大局。小布什对华的人权外交从根本上说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是美 国力图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工具。在新世纪, 美国对华的人权外交是长期的, 但由于中美两国的共同 利益和国际国内因素的制约, 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有减弱的趋势。     

试析日本人权外交

近几年来,日本人权外交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动向,比如2005年12月日本内阁决定设立“人权大使”,2006年6月日本参议院以多数票赞成通过《朝鲜人权法案》,等等。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系统考察日本人权外交可以发现,它深受日本社会文化、历史、战略和国际环境影响,表现出明显不同于美国的特征。本文通过对日本人权外交流变、特征和原因的分析,认为日本人权外交政策正在从模糊走向制度化。     

美国在非洲的“人权外交”

“人权”是美国推行其价值观、维护国家利益的一个有效武器以及实现其全球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非洲作为美国全球战略大棋局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托，也是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重点区域之一。本文从人权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人权与非洲民主化、人权与非洲经济发展三个方面的联系来剖析美国对非政策中“人权因素”的两面性本质，指出美国对非“人权外交”的出发点和实质是捍卫其价值观和国家利益。     

日本人权外交的强化及其困境北大核心

自2020年以来,人权议题在日本外交政策讨论中备受重视。人权派议员团体以及执政党高层着力推动相关立法和制度准备。岸田文雄上台后不仅设置人权问题首相辅佐官,还在外务省专门设置负责人权外交机构。在日本人权外交叙事中,通过人权外交补齐日本外交的短板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地区以及国际影响力是其主观动因,而以人权问题为抓手配合美国开展全方位对华战略竞争则是其外交战略布局的应有之意。日本所推行的人权外交不仅无视自身国内的人权问题,同时将其作为外交政策手段选择性地应用,以此牵制中国的政治意图。日本输入人权规范的双重标准以及输出人权外交的区别对待,显然已经偏离了普遍人权理念的轨道。     

第八届中德人权研讨会

今年金秋十月，恰逢中国和德国建交34周年，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李北海率团赴德国首都柏林参加第八届中德人权研讨会．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法院、司法部、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等单位的专家，与德国议会、政府、联邦宪法法院等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学者共50多名代表与会．就人权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中德人权研讨会由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于1999年共同发起主办，每年举办一次，2001年该研讨会被正式纳入中德两国政府间《法律交流与合作协议》长期项目。第八届中德人权研讨会的主题是“人权与司法”，与会代表围绕中国和德国（欧洲）在维护和实现人权方面的国际合作、司法在实现人权方面的作用以及对国家决定是否符合人权标准的审查、司法人员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