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金融权力与美国的“软霸权

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 各国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进一步加深, 而资本 的跨国流动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这种情况下, 货币金融权力成 为与传统的陆权、海权一样但更为重要的政治或战略影响力, 同时传统的IMF 在国 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拥有强大货币金融力量和实际控制IMF 的美国形成了 不同于政治或军事等传统霸权形式的“软霸权” 。美国利用其货币金融权力和IMF 对其他国家进行货币战、金融战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特点。     

权力、软权力与国家形象

本文综合考察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问题。文章指出,现实主义权力观因过度强调权力的“强制性”和“物质性”一面、忽视非物质性及非强制性一面而具有内在的缺陷。军事、经济力量并非权力的全部,文化、价值观上的吸引力、设定国际议程的能力等“软权力”也是权力的重要维度。如果一国的对外政策过度倚重“硬权力”而忽视了“软权力”的运用,那么在很多时候,它有可能在国际舆论中陷入被动地位,危害本国的国家形象,最终危及本国的对外政策目标。     

美国信息战略探析

冷战后美国政府凭借雄厚的国家实力率先在世界上提出并实施了国家层次的信息战略,目标是塑造新时期美国的信息霸权和整体权力优势。具体地说,就是美国通过信息技术优势与传统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相结合,使国家软硬力量同时实现巨大增值,以实现保持国家经济活力、维护绝对军事优势及促进自由民主社会模式全球扩展等三大战略目标。尽管美国信息战略的推行具有“柔软性”、“隐蔽性”等特征,但是从长期看,其侵犯别国主权利益的实质必然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对。     

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安全化动向

拜登政府按照安全化逻辑不断充实美国太空战略的既有内涵，形成了覆盖战略指南、优先次序、基础设施、军事能力及至国际合作的完整体系。其动力从表面看来自两个方面：为了节约资源而优先追求太空规范霸权，为了提升威慑效能而强化太空军事霸权；从深层看来自美国重振国际体系霸权的意图。由此，拜登政府太空战略实现了间接—直接目标、规范目标与军事—政治—经济目标的有效整合。其中，拜登政府着重加强两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一是围绕太空军控规范、太空和平利用及规范建构联盟建设等提升美国的太空规范能力，二是聚焦优化太空作战体系、强化防御能力和开发前沿战力等巩固美国的太空军事能力。今后，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规范化、军事化和系统化特征将进一步强化，可能会对太空治理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     

相互依存式霸权：“第二世界”和金砖国家的崛起透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金砖五国等新兴国家为代表的“第二世界”崛起对全球产生广泛影响,并由此带来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变迁。葛兰西的核心理论框架——“霸权”概念以及以考克斯为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学派对探究新兴国家崛起的问题是有启发作用的,但是全球化与跨国资本主义的深化对新葛兰西主义学派提出了挑战。在整合新葛兰西霸权理论和后霸权批判理论,并将“第二世界”和“相互依存”加入分析框架之后,理论界提出一种新观点,即新兴国家作为一种新型反霸权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尚不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独立霸权,而“相互依存式霸权”将主导当今这个时代。“相互依存式霸权”定义为根植于金砖国家的崛起所带来的基于地区合作所形成的联盟型关系,这一联盟型关系的形成主要为了牵制并超越由单一国家或单一权力中心（西方）所产生的霸权。届时在国家利益、地区走向、共同政治议程、政治联盟以及潜在危机管控等方面,“第一世界”（西方国家）和“第二世界”（新兴国家）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重塑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国际货币体系的双重困境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安全状况出现新的特征和问题。在体系演进的不同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核心逻辑不同。在运行之初和体系修正时期,制度变迁是核心逻辑,而在霸权护持和体系重构时期,权力政治是核心逻辑。由此,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从制度逻辑而言,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困局、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与调整不力、汇率波动与失调持续加剧、全球货币治理组织低效等,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均衡困境”持续存在。同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步入霸权护持期,权力博弈和大国竞争更加显著,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又陷入新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无意或无力修正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和解决其结构性矛盾,转而运用多种方略维护美元霸权,但这些霸权方略的反噬效应,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和权力政治博弈逻辑下的新旧困境交叠,维护国际与国家货币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论文化软权力的边界

约瑟夫·奈提出的“软权力”概念在政策和学术领域已受到广泛关注。文化软权力是其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但他并没有细致地界定文化在哪些条件下可以成为软权力。本文认为,文化的软权力化需要三个条件:文化的传播能同化他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人观念的同化有助于本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在通过文化同化实现本国目标的过程中,国家的控制力得以增强。奈所引为例证的美国流行文化的某些内容确实可以软权力化,但其他种类的文化大多不符合这些条件。中国应以积极姿态推动国际文化交流,而在构建自身文化软权力的问题上则应当持谨慎态度。     

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基于美国的个案分析

衰落是霸权的宿命,但霸权国既不会主动放弃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会静待霸权体系崩溃。处于衰落阶段的霸权国期待维持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以延长霸权的寿命。然而,权力转移等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导致离岸平衡和军事打击等传统手段难以在衰落阶段奏效。相比之下,“安全化”为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行动与选择——如领域撤退或强制惩罚——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由于霸权的同心圆特性,核心利益被触动会引发霸权国在核心和外围领域的全方位的打压,进而泛化议题和对象。衰落中的霸权国通过“危机感知”—“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泛安全化”的传导路径,将维持霸权地位的诉求以泛安全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然而,美国霸权衰落的经验事实表明,泛安全化作为衰落阶段的霸权护持手段不仅与理论预期相反,而且成效也不尽人意。面对美国霸权的泛安全化,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守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新布什主义与美国外交

“新布什主义”概括起来就是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将通过进攻性外交、军事、经济等手段向全球推广“民主”“、自由”来“保卫”和扩大美国全球霸权的一种战略。它在本质上和第一任期的“布什主义”是一致的,其目的在于更好地获得美国内的认同和争取国际支持。由于“布什主义”造成的高成本和对国际格局冲击太大“,新布什主义”的推行也同样会遇到多方面的制约。     

透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与政治、经济、军事相比, 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显得更为隐性。文化作为一种无 形的软力量纽带, 对国家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既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 又 是引发国际冲突的根源之一。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应该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在外交中的作用, 发 掘其特有的潜能, 使其更好地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形象--兼对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思考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博弈不仅仅是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较量,国家形象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变量。国家形象对于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意义表现为国家形象既是一种“软实力”,又同国家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之间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国家形象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实现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影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参与程度以及凭借自身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能力。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谋求和平发展,必须与国际社会建立开放、温和的良性互动关系,欲达此目的,中国必须重视“国家形象”建设。     

试析《评估中国军事能力》

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研究中心”中国军事问题专家理查德·费舍尔和《航空周刊》编辑比尔·斯卫特曼联合撰写的《评估中国军事能力》文章出炉,在美国国内引起巨大反响。该文无视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军事能力在过去基础上有所提高后在参与各国军队应对各种安全威胁、打击海盗、展开国际救援等方面做出的贡献．极度夸大中国军力,竭力渲染中国军事能力对地区乃至对美国形成威胁,宣称美国需针对中国军事能力在军事战略和军事投资项目上做出调整。文章引起的反响反映了美国人那种强烈危机感、民族优越感和以权力为中心的思维特点,或许也是美国政治斗争和军队利益的需要。     

西方文化霸权与伊斯兰文化认同及其重构——评《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

虽然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但对国际关系学中的文化研究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才真正地在国内学界兴盛起来。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论述了伊斯兰文明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挑战。此文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深入和持久的论争,国内学者也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和文章,或参与讨论,或加以批驳。一些学者透过“文明冲突论”敏锐地观察到,文化霸权正在构成当前国际关系领域中霸权政治和强权政治新的表现形式。“经济和政治军事力量强大的西方国家,运用文化强力来强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国际行为,甚至国内…     

网络时代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析

在网络时代的当今世界,网络安全已成为严重威胁国家主权、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安全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始终将其摆在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位置,网络时代的国家安全利益已是国际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新焦点.本文通过分析网络对国家主权、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影响,探讨网络时代的国家安全问题.     

中国的软权力——以国际制度与中国的关系为例

本文首先从关系性权力角度界定软权力的含义,认为软权力是区别因果性权力的一种关系性权力.文章认为,对国际制度的投资(制度设计、议程设置、政治动员、承诺)可以为国家带来重要的社会资本.文章进一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制度建设、议程设置、制度内的政治动员以及对制度的可靠承诺等角度,概述了中国软权力的国际制度层面意义.文章最后还从对制度的战略认识、社会性有组织力量的培育以及关于制度知识的增长等方面思考了中国软权力积累中存在的问题.     

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一种理论分析

主权国家存在一种整体性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最高利益,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对整体国家利益的界定,构成了国家制定外交战略的基本依据,也是衡量安全、经济、文化等具体国家利益重要性的基本依据.本文从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来界定其整体国家利益,并将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分为两类:霸权国和一般性大国.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巩固和提高霸权实力地位与霸权制度地位,而一般性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则从长期和短期的视角来界定.从长期来看,一般性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获取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制度地位;从短期来看,一般性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应该限定在获取霸权实力地位,以及在条件下允许的情况下获取地区主导地位.和平发展、先融入后适度改变国际制度体系,应该是一般性大国崛起、霸权地位和平转移的合理路径.     

反恐时代的美国军事制度改革 ——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到罗伯特?盖茨

九一一事件以后,面对风谲云诡的国际环境,小布什政府开启了一个军事制度改革的时代。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罗伯特?盖茨持续不断地推动美国军事制度的改革,试图满足美国反恐战争的要求。拉姆斯菲尔德在就任国防部长期间,积极推动美军转变军事学说,改革美军组织结构和国防部的制度形式,调整军政关系,强化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另外,美国还广泛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大力推动网络中心战。盖茨就任国防部长后,致力于处理拉姆斯菲尔德遗留的问题,继续推动美国的军事制度改革。他推动美国军事力量的再平衡,调整陆军的官僚体制,革新陆军文化,改革国防部的商业模式,并针对中国和伊朗等国家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提出了“空海一体战”理念。尽管在拉姆斯菲尔德和盖茨的军事制度改革过程中遭遇了一些阻力,但是其改革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军事制度,影响到未来美国军事制度变革的趋势。     

从软实力角度看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思考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和说服他人的力量。在国际政治中，衍生软力量的资源很大程度上产自一个组织和国家的文化所表达的价值观、其国内惯例及政策所树立的榜样及处理与别国关系的方式。     

国际制度中的霸权

霸权、国际制度是今天我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焦点.国际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是长期规范性的惯例通过具体原因固定下来的制度;二是关于国际社会中资源、金融、安全等核心领域的利益分配的制度.而霸权则主要存在于后者之中,表现为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强大到能按其意志创建、维持和修订准则,也可能表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强大国家按其均衡利益制订、维护和修改准则,即"集体霸权".霸权与国际制度如此紧密的联系究竟源于何处?本文从理论、历史、现实三方面相结合的角度对之进行了集中剖析.     

金融危机与美国霸权战略的调整

战后以来,强大经济实力始终是美国霸权政治的基础,金融则扮演了美国经济"晴雨表"的角色。2007年后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削弱了美国霸权的经济"实力",使美国霸权战略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调整:在经济领域,奥巴马政府实施了经济优先战略,推动美国霸权战略的"国内化"转向,力图夯实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霸主基础;在国际政治领域,加速推进"转型外交"进程,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协作;在军事领域,采取相对收缩的军事战略,适时调整海外军事布局,全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