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如何影响政策?——基于国际关系学的分析

"理论服务政策"这一命题以两个假定为基础:一,理论研究可以转化为合格的对策报告(假定I);二,决策者从善如流,认真对待学者们的对策建议(假定II)。假定I高估了国际关系学者的普遍能力,跌入了低概率陷阱;假定II则忽视了决策者的政策选择是观念先行这一事实。由于上述两个原因,理论无法独立地对政策产生直接和即期影响。学者的对策建议被决策者采用,并不是因为建议本身"正确",而乃由于其恰恰符合决策者的偏好。尽管如此,国际关系理论可以通过教育和大众传媒两种途径塑造未来决策者的世界观,间接地对将来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为了有效地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对高校和智库进行专业化分工。     

国家能力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国家（汲取）能力对国内冲突复发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和条件性的。这个关系受到方向相反的三个机制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国家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反叛者军事挑战政府的难度和机会成本；但在短期内，强化汲取能力的努力会增加纳税人的经济负担，导致他们对政府的怨恨和对潜在反叛者的同情；大量增加税收会降低国家和平承诺的可信度，危及冲突后的和平局面。作者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基本假设。经验检验还发现国家能力对冲突复发的影响基本上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前一轮冲突结果对之的影响尤其强烈。相反，国际维持和平行动和外来援助不仅无助于巩固国家能力对和平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抑制国家能力独立的积极影响。     

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     

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基于美国的个案分析

衰落是霸权的宿命,但霸权国既不会主动放弃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会静待霸权体系崩溃。处于衰落阶段的霸权国期待维持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以延长霸权的寿命。然而,权力转移等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导致离岸平衡和军事打击等传统手段难以在衰落阶段奏效。相比之下,“安全化”为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行动与选择——如领域撤退或强制惩罚——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由于霸权的同心圆特性,核心利益被触动会引发霸权国在核心和外围领域的全方位的打压,进而泛化议题和对象。衰落中的霸权国通过“危机感知”—“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泛安全化”的传导路径,将维持霸权地位的诉求以泛安全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然而,美国霸权衰落的经验事实表明,泛安全化作为衰落阶段的霸权护持手段不仅与理论预期相反,而且成效也不尽人意。面对美国霸权的泛安全化,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守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家能力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国家(汲取)能力对国内冲突复发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和条件性的。这个关系受到方向相反的三个机制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国家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反叛者军事挑战政府的难度和机会成本;但在短期内,强化汲取能力的努力会增加纳税人的经济负担,导致他们对政府的怨恨和对潜在反叛者的同情;大量增加税收会降低国家和平承诺的可信度,危及冲突后的和平局面。作者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基本假设。经验检验还发现国家能力对冲突复发的影响基本上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前一轮冲突结果对之的影响尤其强烈。相反,国际维持和平行动和外来援助不仅无助于巩固国家能力对和平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抑制国家能力独立的积极影响。     

略论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一种理论的视角

在学界和政界,关于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主要有"多极格局"、"一超多强"、"正在向多极化过渡"、"单极格局"等观点.究其原因,一是对冷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评价不同;二是对有关国际格局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理解有别.本文以对基本概念的界定为切入点,对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做一些尝试性的理论探讨,力图证明现有的国际格局既不是"多极的",也不是"一超多强",而是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     

“冲突陷阱”研究述评

国内"冲突陷阱"的影响因素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冲突性质,主要由族群、领土争端和意识形态等来判定;二是冲突历史,指前一(几)轮战争的结果、持续的时间、伤亡人数等;三是冲突解决方式,常用解释变量包括协商解决和以维和行动、第三方监督为主的国际干预;四是战后的发展,涉及政治和经济—社会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民主化、权力分享、领土分裂、军事重建和转型正义;后者则集中于经济增长和妇女参与。从内容上看,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拓展空间主要有六个:一、混淆了冲突复发和冲突扩散在概念和经验上的区别,削弱了关于冲突复发知识增长的质量;二、掐断了冲突发生和复发的联系;三、需要大力扩展关于"冲突陷阱"形成的"机制"分析;四、建立解释"冲突陷阱"形成的统一模型;五、对于社会的和平建设作用探讨不足;六、严重缺乏对"积极和平"的探讨。     

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选择

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选择有三条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路径。一是逻辑路径,即逻辑地拓展现有的研究纲领,主要通过理论批判、方法批判和跨学科批判来实现。它的优点是有助于循序渐进地增进知识的增长、研究效率较高,不足之处在于可能把严谨的学术研究变成与历史和现实无关的逻辑游戏,同时研究的边际贡献往往呈递减趋势。二是历史路径,强调在现象世界中发现研究问题,具体的问题来源包括研究者经历的当代历史、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国际关系学最具原创性的贡献通常都是走历史路径的学者做出的,但理论的普遍化较为困难是这一路径主要的缺点。三是逻辑—历史路径,即当发现理论与历史(现实)不符合时,通过修正现有理论或创造新理论来做出更好的解释。这是问题选择最理想的途径,但对研究者的理论和历史素养要求最高。     

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与应对

进入新世纪以来,非洲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仍面临着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政治治理能力不足和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等因素的制约。要突破发展瓶颈,非洲国家应该致力于寻找新型工业化道路,创建胜任的发展型国家,积极寻求与外部世界的合作,培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内在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