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特征、动因及限度

拜登执政初期，美国对俄政策出现新变化，呈现明显的双轨特征。一方面，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引领继续对俄保持强硬；另一方面，美国一度寻求构建“稳定且可预期”的双边关系，积极推动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然而，乌克兰危机迫使拜登政府不得不二次调整对俄政策，联合盟友通过全面制裁和政治孤立实现“弱俄“以“遏俄”的战略目标。传统建制派回归及两党执政理念差异，对俄战略“三观”的延续与调整以及中国、欧洲等第三方因素是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主要动因。乌克兰危机长期延宕导致美国战略界逐步出现对俄政策反思，国内民众也更不愿承受对俄强硬的代价，美国对俄政策存在一定回调空间。但由于美俄面临地缘政治和战略认知冲突、结构性矛盾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束缚，美国对俄政策演进有其限度，美俄关系难以本质逆转。同时，乌克兰危机引发美俄欧新一轮剧烈互动与博弈，深刻塑造大国关系格局，中国应在变局中抢抓机遇，为自身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战略环境。     

美国对以色列军援政策的变化及其成因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维护其生存和安全是美国历届政府一直不变的承诺,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就是保障其安全的重要举措。美国主要从现实主义出发,根据其全球战略的需要来决定它对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的力度。由于美国在不同时期内对全球目标特别是中东战略目标有所不同,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政策也随之变化和调整,经历了一个限制——积极——以军援为施压手段——制度化——强化的演变过程。从未来发展看,美国与以色列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互有所需,战略盟友关系不会变,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政策也基本上不会变。     

特朗普政府伊朗政策评析 ——兼论其在中东的逆动

伊朗作为中东大国,在该地区的能源、地缘、宗教等方面拥有重要的影响力,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构成巨大挑战。当前,特朗普政府正以应对伊朗问题为核心推进其中东政策,并在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的大环境下,寻求以较低成本继续维持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通过调整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体系来应对伊朗崛起导致的地缘格局新变化。本文试图通过较为系统地阐述特朗普政府伊朗政策的宏观背景、战略目标、核心内容及实施效果,揭示其本质特征和优劣得失,勾勒当前美国中东政策的基本图景,并尝试对其未来走向进行展望,为中国与伊朗发展面向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提供参考。     

欧美关系重塑: 构建从盟友到伙伴的新平衡

欧美关系发展和转型将对世界格局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拜登政府重新重视盟友、重回多边主义的对外政策,为欧美关系的修复带来新希望。但是,国际格局变化和秩序重塑、欧美各自内部政治和社会分化等结构性力量,决定了双方关系转型进程不可逆转。欧美战略日益疏离、利益不断偏移、认同逐渐弱化,决定了大西洋关系整体走向弱化,将从盟友关系向更加平衡的伙伴关系转型。     

拜登政府对外战略中的南亚要素: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拜登执政后,美国的南亚政策有望保持较大连续性,也会因形势所需而出现某些调整。美国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将继续升温,双方对"印太"接触的兴趣和能量也将不断放大,但节奏、程度和性质将受两方利害差异及其他外部因素的调节。从务实的战略利益出发,拜登政府有意改善美巴关系,而美巴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阿富汗政策和印巴关系的稳定。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目标不会改变,但拜登政府的政策选项与阿富汗及地区的不确定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脱节,新提"和平计划"仍受到挑战并会有所调整。这些区域性要素并非孤立发展,而是以多种方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影响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基本面。     

安全化操作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适

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施政伊始就推动了一系列关于供应链的新政策,特别是以“国家安全”为叙事手段强化国内产业政策,扶持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技术研发,并联合安全盟友构建关键产业国际供应链联盟。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新供应链政策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并重的原则。对于这种政策转变的本质,相关研究出现了战略性转变和功能性转变等两种观点。从理论逻辑看,经济政策的安全化分析路径,可以剖析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效应,明晰经济和安全策略组合的类型,从而进一步揭示美国新供应链政策“混合式安全化操作”的生成机制。从政策实践看,拜登政府针对供应链问题的安全化操作主要呈现两个新的特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的兼顾供应链安全与大国战略竞争,二是以国内投资重塑产业链,并配合国际运作以形成关键产业供应链联盟,从而对战略对手实施经济权术。这些新政策面临着战略利益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张力,存在诸多制约,其带来的政策冲击也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     

土耳其新中东政策辨析

自2003年埃尔多安政府执政以来,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新中东政策尤为引人关注。埃尔多安政府一改此前土耳其不介入中东事务的立场,积极改善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充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调解者。同时,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则出现了裂痕。但是,埃尔多安政府的新中东政策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外交战略重心的东移,而是对此前一边倒的亲西方战略的修正,旨在更有效地维护土耳其国家利益。     

拜登政府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框架及其内在缺陷北大核心

拜登总统上台后,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逐渐成型,特点日益明晰。该战略聚焦于意识形态和网络安全领域的竞争态势,以国际机制和盟友为抓手打造新兴技术与全球规范层面的美式霸权,以国内网络安全和新兴技术政策助推国际政策实践。然而,拜登政府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有其内在缺陷,有违历史潮流。意识形态攻势在数字时代已成冬箑夏裘,美国江河日下的国际规则制定权与其网络霸权之间的落差一时难以弥合,美国国内政治的掣肘与过度安全化和地缘政治化的理念更使得其网络空间政策进退失据,但是拜登政府的网络空间政策对中国技术、经济和政治发展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必须审慎应对。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

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小多边机制落地,加强对华围堵。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发现拜登政府利用“印太战略”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技术领域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倡议,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创设竞争性的小多边机制,在价值观层面构建功能性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扩大“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掌握引领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尽管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掣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安全风险,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发展轨迹、影响及趋势

文章通过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对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所采取的东南亚政策的影响和轨迹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未来东南亚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合理推测，对中国及东盟国家的应对之策进行分析研究。文章认为，相较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冷处理”和“边缘化”，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有了较大调整，其执政显著加强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投入，提升与东盟国家外交关系，强化在东南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重塑地区规则秩序。受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影响，当前东南亚地区多边合作遭受冲击，和平安全隐患显现，现有经贸秩序也受到冲击。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关系积淀深厚，东盟国家“不选边站”立场韧性较强，拜登政府执政首年对东盟国家的接触拉拢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为此，拜登政府通过《印太战略报告》作出一定政策调整，着重强化长期影响力渗透力。未来拜登政府将在《印太战略报告》方针指导下持续加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构筑并强化遏华阵线。然而，拜登政府政策执行仍面临国内外多重因素掣肘和挤占资源，同时中国坚定携手东盟国家维护地区开放合作主基调，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导致美国难以达成其战略意图。     

拜登政府的全球水资源安全战略

水资源安全是拜登政府关注的重要领域,充当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平台。拜登政府的全球水资源安全战略以水资源安全相关领域为切入点,以多层级参与扩充行为主体,以盟友参与深化国际影响力,意在强化美国的水资源治理模式,以塑造水资源治理为战略抓手,降低因水而起的美霸权治理成本。同时,拜登政府借水资源安全议题参与全球战略博弈也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如美国对全球水资源情况的了解程度有限,美国目前的实力也限制了其全球水资源安全治理能力,美国的盟友也可能在全球水资源治理方面构成一定程度的竞争或产生不利影响。     

拜登政府对外援助政策调整及影响北大核心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双边援助国，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回归对外援助政策传统，相比特朗普时期进行了明显调整，主要表现在：提升对外援助的政策层级，增加政策效力；增加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加强资源保障；强调对外援助的价值观属性，突出意识形态色彩；重视对外援助的多边渠道，发挥规范性力量的作用；调整对外援助的优先目标，加强援助议题设置。拜登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统筹了国内国际政治经济议程，通过加强意图与能力、目标与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其内外影响初步显现：大幅提升对外援助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力促全球国际援助的战略化、政治化、工具化趋势，并推高全球发展合作领域的对抗性风险。但受制于对外援助“内顾”倾向、美国国内矛盾激化、舆论严重极化等因素的影响，拜登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无法完全实现其预期目标。     

中东大变局对美国战略的影响

中东变局对美国的冲击可谓一少(即阿拉伯盟友减少)、一升(即来自伊朗的威胁上升)和一降(即最重要盟友以色列的安全感下降),加上利比亚局势持续恶化引发国际石油价格明显上下波动,伊拉克局势尚未完全实现稳定和美国尚未完全脱身。这些变化使美国推行民主价值观的理想主义的利益与维护经济和安全的现实主义的利益发生了严重冲突,而且使利益目标和政策实施两个层面都面临协调和取舍的巨大困难。为尽力降低这场变局造成的损害,美国已开始调整其中东战略和政策,这种调整将进一步牵动中东地区格局的演变。     

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诱拉与地区回应

为更好地开展对华战略竞争，拜登政府从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方面对东南亚国家实施全方位诱拉。出于维护国家政权安全、推动经济发展、平衡大国关系、维护地区安全与促进区域合作的考量，东南亚国家一方面积极对接拜登政府提出的各项合作倡议，另一方面也对美国诱拉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诱拉的可持续性问题担忧加剧。从东南亚国家的回应来看，拜登政府在塑造对美有利的地区环境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和进展，但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有限，尤其是极力诱拉并未改变地区国家大国平衡的战略取向，美国诱其遏华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     

拜登政府拉美政策的特点及走向北大核心

拜登执政以来,全面纠偏特朗普内外政策,对外重置美国外交战略,在拉美高举“美国归来”大旗,加大战略关注和资源投入,着重推行“民主善治”、治理移民、助力抗疫、帮扶复苏等议程,力求修复美拉关系。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的排华思路,并将这一理念贯穿在对拉美政策调整全过程,变换手法破坏中拉关系、阻扰中拉合作。俄乌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变本加厉地排挤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域外力量,谋求重掌后院。虽然拜登政府来势汹汹,且在缓和美拉对立情绪、修复西半球盟友体系方面有所进展,但受内外因素的制约,其重塑美拉关系的努力遭遇挑战,距离实现重振领导力和影响力、完全管控拉美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美国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

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界定了本国的核心战略意图，并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及其实践。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策略手段信念与安全战略动员，能够塑造国家安全战略实践的政治过程。领导人所受结构约束的程度与战略情境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其国家安全战略塑造能力的重要因素。拜登对美国国家安全环境持有负向认知，将国家安全威胁来源主要界定为“挑战现状”大国与全球安全议题，并因此力图实现美国在安全、经贸与价值观维度优先的目标，进而倾向于采取低安全议题、价值观外交以及后发制人式与多边合作式的安全战略手段。拜登不仅在战略议程设置和安全团队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而且当前美国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也确保其得以高效输出自身的战略理念。通过将拜登对俄罗斯、中国的安全信念与当前美国对外政策进行匹配，可以验证领导人塑造安全战略能力的推论。系统分析拜登总统的安全观，并对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现状与趋势以及思考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具有启示意义。     

欧盟中东政策的特点

欧盟中东政策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变化，呈现以下鲜明特点：以“欧阿对话”机制确立欧盟与中东的整体关系；以“欧盟-地中海战略”和建立与海湾国家战略伙伴关系作为欧盟中东政策的核心内容；以多种形式的多边合作促进欧盟中东关系的全方位发展。笔者通过研究将欧盟中东政策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欧阿对话”为中心，“欧盟-地中海战略”和欧盟-海湾国家的战略合作是两大支撑。欧盟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同时，再辅佐“欧洲-中东多边合作机制”的战略，以全方位、多层面地建立与中东的合作关系。     

模糊盟友:联盟体系视角下的美国与土耳其关系

联盟是美国二战后维持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外交工具。在其诸多盟友中,土耳其极为特殊,在两国正式的盟友关系背后是脆弱多变、充满矛盾冲突、似乎随时崩裂而又难以割舍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在美国的传统盟友当中罕见,与美国中东战略伙伴相比也显得与众不同,因此研究美土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模糊盟友”概念构建的综合分析框架既突出地缘战略、全球化、地区力量分化重组等结构性因素对美土关系的制约,也强调两国政府和领导人的战略和政策选择在美土盟友关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在结构性因素与过程性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土关系从传统盟友向“模糊盟友”转变,产生的后果广泛而深远,不仅重塑美国和土耳其的地区战略,影响到地区安全秩序,也为美国的联盟体系带来不确定性。     

拜登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及其对中国的生物安全“竞赢”战略

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了《新冠应对和大流行防范的国家战略》《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和实施计划》等聚焦生物安全的系列文件和倡议,标志着生物安全战略已经上升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议程。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生物安全危机,拜登政府通过调整国内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加大生物安全领域的投资和开展卫生外交三种路径来推行其生物安全战略。该战略呈现出“全社会”“伪多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化”等特点,其目标在于：以促进美国生物安全强化美国整体国家安全、以生物安全为议题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以发展生物产业巩固美国生物技术霸权。在美国已确立对中国实施全面“竞赢”战略的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竞争的场域。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制度和生物技术经济两个方面。拜登政府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和以“竞赢”为基调的生物安全战略使得中美生物安全合作前景黯淡。     

大国博弈背景下的俄罗斯中东政策

2010年12月以来,伴随西亚北非国家局势不稳定,在世界政治版图中位于欧亚非交汇处的中东格局开始再现动荡,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地区博弈依次上演。自从俄罗斯以叙利亚危机为切入点深度介入中东局势后,中东战略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将从俄罗斯与阿拉伯国家、伊朗和土耳其、以色列等维度来评估其政策现状及其政策得失及对局势的影响,继而分析美国、欧盟等大国的中东战略:俄美、美欧、俄欧之间在具体利益博弈上均有分歧,这导致了中东格局中的变量增加。俄罗斯在博弈中采取"实用主义"外交,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地缘、利益协调、民生压力等多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