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执政以来的美欧数字基建合作：特征、动因与影响

拜登执政以来，美欧通过“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和“全球数字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等计划形成数字基建合作的全新态势，呈现以西方价值观渗透数字基建规则、以“印太”为重点区域、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和机制化的鲜明特点，针对中国的指向强烈。美欧开展数字基建合作有抓住数字治理领域有利条件提前布局的考虑，也是双方希望加强对华竞争和主导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的谋划结果。展望未来，美欧数字基建合作对跨大西洋同盟、国际数字合作和全球数字治理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也会抬升美欧针对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博弈烈度，但其成效仍受到美欧自身能力与各方意愿的限制。中国应充分把握美欧全球数字基建合作的逻辑，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世界各国数字基础设施良性健康发展。     

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动力与前景北大核心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中国与东盟开展数字经济合作正当其时。近年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与东盟在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数字技术研发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丰厚成果。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的活力,东盟自身发展需求的拉力以及东盟市场对中国的吸引力成为双方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动力。当前,双方的数字经济合作还面临着地区企业数字化水平不足、地区数据本地化不够、跨境物流与支付体系不健全、域外大国恶性竞争以及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等因素的挑战,需统筹应对。未来,在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的推动下,双方在数据安全保护与政策沟通协调、数字抗疫以及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合作将具有广阔前景。     

美国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认知与应对

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战略界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负面认知突出,认定"数字丝绸之路"在经济利益、技术发展、军事和情报安全、国际标准和规则、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其构成挑战,反映了美国战略界日益从"数字地缘政治"视角审视对华政策。为应对"数字丝绸之路",美国从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强化对中国企业打压、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国协作等方面多管齐下,并通过推动"经济议题安全化"、挑弄意识形态分歧等方式压制中国的"数字影响力"。美国将东南亚视为制衡"数字丝绸之路"的首要区域,不断细化充实"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相关机制和举措,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和网络安全等领域与日本等国协同推进对华竞争。尽管美国的制衡措施会对"数字丝绸之路"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受限于国内国际各方反对因素,美国难以实现其压制中国经济和技术影响力的目的。     

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现状与前景北大核心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发展复杂多变的今天,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较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持续保持发展活力,"新零售""新制造"等也在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日常,并逐渐影响着人类社会治理领域一系列的价值观念。金砖国家通过不断完善合作机制,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数字金砖已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鉴于数字经济发展本身特有的规律特点,金砖国家在深度合作方面也面临现实挑战,特别是有必要重新认识技术突破国界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问题以及数字巨头权力过度扩张对国际格局带来的影响等。在今后合作路径方面,金砖国家间可通过开展功能性合作,不断磨合彼此的差异和分歧,共同探寻数字利益增长空间,携手开启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数字经济新未来。     

全球数字治理的多元挑战与中国对策研究

有效的数字治理是数字经济时代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全球性跨境运营模式、各类信息的数字化以及数字平台治理责任的不确定性等导致与传统治理相比,全球数字治理难度增大。从经济、技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层面来看,全球数字治理面临多元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不断扩大,领先国家在数字领域的规范和标准之争加剧,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和破坏性技术的社会影响加深等。面对上述挑战,中国作为倡导者和先行者,应积极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变革,构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全球数字治理体制。中国应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借助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积极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合作,实现数字治理与国内发展战略的深度融合。     

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中国策略

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全球经济治理也因此进入新的历史时代。从治理客体上看,数字技术拓展了全球经济治理空间,使全球产业治理、贸易治理、货币金融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从治理手段上看,数字技术带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创新,并从全球经济信息交换、风险防范、危机应对和政策效能评估等方面引发了全球治理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把握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改革和创新进程中面临的新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国际合作,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     

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基础、挑战与路径

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对“一带一路”建设和提升中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意义重大。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各国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电子商务发展方兴未艾,电子政务能力不断提升,但各国数字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有着良好的基础,双方已建立起较为稳定持久的互信关系,都提出了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已有多层次合作机制,中亚国家对双方合作的内在动力较强。但双方合作也面临不少挑战,中亚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数字人才紧缺,网络安全和地缘政治风险亦不断增加。中国和中亚国家可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治理、电子商务、数字人才培养等路径入手展开合作,因国施策,共建数字丝绸之路。     

数字霸权与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影响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美国面临数字技术领域的激烈竞争,中国在数字科技领域的地位提升,极大挑战了美国的数字霸权。为维护和巩固其霸权,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措施。通过将数字技术政治化、安全化和壁垒化,进一步加大技术封锁、打压竞争对手的行业和企业,强化数字供应链管理、巩固数字治理规则制定权优势,加强对技术研发和能力提升。美国人为制造"数字铁幕",对华发动技术冷战,强化保护主义政策,这种恶性竞争破坏了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国际环境,不利于世界各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缩小数字鸿沟、数字技术产业的开放性合作,最终也会削弱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中国须充分认识美国数字霸权的严峻性、破坏性和持久性,主动谋划、积极施策应对。     

能源转型背景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电力合作分析与展望

电力供应保障是一个国家民生和工业的基础，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印度尼西亚尚未完全实现电力普遍供应，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电力供应作为保障，电力供应短缺仍是印度尼西亚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这也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开展电力合作提供了契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煤电、水电领域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当前，印度尼西亚电力产业对煤炭依赖程度较高，仍面临着能源转型的严峻挑战。中国宣布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能源转型背景下的电力能源合作具有历史基础和现实机遇，伴随着印度尼西亚政府加大对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放宽对外资进入的限制，明确电力能源领域合作范围和不断拓展电力能源合作空间，为推动更多的中国直接投资进入印度尼西亚电力合作领域提供了制度保障。随着印度尼西亚能源法律政策的调整，中资企业可将水电、地热发电、光伏发电及电网建设等领域作为电力能源合作重点，合作方式可从电力工程承包扩展到电力项目投资，从而在国际竞争中拓宽与印度尼西亚电力能源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并促进印度尼西亚能源转型。     

“数字金砖”的机遇与挑战

作为国际社会中颇具影响力的多边机制,金砖国家是中国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平台。"数字金砖"是指关于金砖国家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合作的构想,它既由金砖国家在整个国际体系数字市场中的份额及重要性所致,也缘于全球经济发展数字化的需要,更是"棱镜"等美国绝密监控项目被披露、网络空间能力和治理机制失衡以及"金砖褪色论"频频出现等背景下的必然。然而,由于各国对"数字金砖"态度各异和"数字金砖"本身的性质,这一构想也面临着诸如各方价值观的差异、参与意愿与利益诉求各不相同、成本分摊和资金筹措困难、关于何方主导考量、整合度有限、美国的态度等一系列挑战。     

全球金融空间变化趋势与国际协调

目前,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金融脆弱性加剧,全球金融空间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体现为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地理的影响、全球金融空间功能性分化、全球金融中心的多极化与生态化。这些变化趋势推动着全球金融空间内主体多元化与功能结构的改变,随之而来的风险包括全球金融治理效率低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空间被挤压等。为此,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应敦促国际社会以新型网络化治理增加国际协调空间,以帕累托改进化解国际金融监管协调困境,并在"一带一路"建设与金融开放进程中,做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营造出具有区域特色的金融生态,以便在全球金融空间变化过程中,对本国在空间中的定位与伙伴国的选择进行清晰的预判。     

中国人工智能治理的理论构想：基于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的思考

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随着中美两国之间竞争和博弈的愈发激烈,在美国的科技封锁和制裁之下,中国当下的人工智能发展备受掣肘,人工智能治理理论亟须进行重构。新加坡是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协定的先行者之一,自2020年以来陆续和5个国家完成了4个数字经济协定的谈判。同时,新加坡还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倡导者,通过对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中人工智能规则的梳理和先进发展经验的总结,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借鉴与启示。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中人工智能规则的共同目标可以概括为“搭建一个国际性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实现目标的方式是以《英国—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第8.61-R条为参照范本,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力量,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道德、可信、安全和负责任”地发展。对中国而言,今后应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出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在国内层面,正处于研究制定中的《人工智能法》可以考虑采用“促进型立法”模式,以更好地推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国际层面,应继续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同时积极申请加入“人工智能全球伙伴关系...     

欧盟数字治理:理念、实践与影响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近几年来欧盟加速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数字主权"的战略理念,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欧盟在规范数字市场发展方面持续发力,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新的监管规则,成为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制定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依托于庞大的数字经济市场和先进的技术基础,欧盟将数字治理理念推向世界,产生的影响值得重视:一是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中的"欧洲色彩"愈加浓重;二是欧盟数字单一市场对全球数字经济格局的塑造力不断提升;三是"消费者主权"正在成为全球数字治理领域的新特征。     

中国—东南亚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地区经验、秩序重构与战略再定位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以来，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双方合作硕果累累。以2018年“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提出为分界点，共建“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是重点完成战略对接并启动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第二阶段的特征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率先转向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高质量发展的新领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共建过程中形成的包括加强发展共识、利用多层次合作机制、有效平衡发展与安全双目标等地区经验，对于其他地区具有示范作用与借鉴意义。未来，虑及中美博弈深刻影响地区与全球环境，尤其“一带一路”倡议已被美国视为主要“威胁”并加以遏制，中国应从地区秩序重构的战略需求出发，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东南亚的实施方案，以期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国际数字经济竞争新态势与中国的应对

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已有的竞争秩序,加速国际经济竞争格局的重塑,跨国公司与非跨国公司、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竞争优势有可能出现重大变化。西方发达经济体从抢占国际数字市场、争夺数字科技优势地位、主导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强化自身的竞争力,谋求在国际数字经济竞争中抢得先机。中国应通过“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助力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一道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妥善处理与西方发达经济体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与分歧,推动各国共享数字经济红利。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

中国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布局中是面向北部开放的窗口。"一带一路"把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战略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推动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的强大动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积极开展跨境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互联互通,建立陆海联运国际交通走廊,扩大经贸和投资领域合作,深化能源领域合作。在此基础上,中俄两国还将打造"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欧亚大陆交通走廊和能源运输大动脉。这将会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中俄两国经济合作空间,为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合作创造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东盟减贫合作:特点及深化路径

东盟部分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贫困,农业人口的贫困、高失业率、贫富差距大是相对集中的问题,基础设施不完善、科技及教育水平落后是致贫的主要原因。中国—东盟减贫合作一直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发展等方面。与美日相比,中国的减贫项目不附带任何政治、经济条件,推动了受援国的减贫和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减贫项目主要通过政府推进,在直接惠及受援国民众方面略显不足。面向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必将为中国—东盟减贫合作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应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多种机制在减贫合作中的作用,加强对直接惠及贫困民众和社会团体的项目的投入。     

数字技术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

地区安全秩序是相应区域内国家维持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互动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逐渐呈现出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互动模式,即地区国家通过有上限的竞争和有底线的合作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稳定。不过,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美国自2018年以来全面打压甚至遏制中国数字技术的实力发展和全球影响。在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东亚安全秩序虽面临新的冲击,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并未脱离既有的安全战略模式。在进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东亚安全秩序展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形成基础并未弱化甚至有所巩固和强化;二是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和实力特点,使得东亚国家深化与美国的数字合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东亚国家维持既有战略模式的倾向。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对数字时代东亚秩序和国际秩序转型的理论认识,同时也对进入数字时代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及“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的路径

佐科就任印度尼西亚总统以来,高度重视该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推进了一些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面临土地征用、人力和机构能力、资金、投资环境及地区平衡发展等方面的挑战。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下的重点合作领域,根据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以及两国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选择切合实际并行之有效的合作路径是两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关键。     

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理念与对华外交思维初探

特朗普总统本人的政策偏好对研究美国新政府的整体外交和对华政策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通过对其撰写的著作中有关外交部分的解读来定义和理解其"美国优先"理念的具体内容,可以勾勒出特朗普的外交理念和施政重点,并且通过其内阁成员的任命和施政加以佐证。特朗普将极端伊斯兰势力视为美国军事上最大的威胁,而将中国视为美国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同时对诸如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合作予以否定。未来的中美关系将受到来自美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压力,而中美两国之间有望在诸如基础设施建设和全球反恐领域开展新的合作,稳定并发展双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