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新趋势与中国的应对方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政治经济与生产格局深度调整，触发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与重构。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五大领域：大型区域协定规则制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外资安全审查、数字领域投资治理以及可持续发展。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有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动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组、国际投资格局变化、西方技术民族主义盛行、数字经济治理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都影响着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变革。参与国际投资规则构建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中国需要加强国内规制建设、扩大内外投资市场空间、构筑投资协定伙伴网络、提高议题设置能力以争取规则制定话语权，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外资安全审查协调、数字经济领域投资治理、可持续发展导向方面积极作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投资治理提出具有“全球价值”的“中国方案”。     

“携手前进”与推动绿色、数字经济发展——新加坡2023年回顾与2024年展望

2023年,政治方面,尚达曼当选新加坡第9任总统,新加坡政党多元性得到强化。以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黄循财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团体通过《新加坡携手前进》报告,逐步明确新加坡未来发展蓝图。外交方面,新加坡坚持“大国平衡”和立足东盟的外交政策,与中国建立了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经济方面,受制造业和货物贸易增长放缓的影响,新加坡经济增速趋缓,仅实现约1%的增长,但旅游业稳健复苏,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加坡仍坚持贸易立国,与中国签署《关于进一步升级〈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南方共同市场—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织密了自由贸易网络。文化方面,通过《新加坡文化遗产计划2.0》、“年轻变革者文化遗产启动津贴”等实现了文化遗产的创新开发利用,增强了新加坡国民的身份认同。展望2024年,新加坡将稳定推动领导权力的交接,第四代领导团体将继续通过“新加坡携手前进”议程进一步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并凝聚共识,助力下一届大选;将继续坚持“大国平衡”和立足东盟的外交政策,积极拓展国际合作空间;经济方面预计将实现1.0%～3.0%的增长。     

从《美墨加协定》看美式单边主义及其应对

相比其前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的主要变化包括更加严格的汽车业原产地规则、适度放宽的乳制品和农产品市场准入、大幅限缩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新增的日落条款。《美墨加协定》充分体现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立场和单边主义倾向:协定相关条款反映出在"美国优先"的基本国策下,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强化美国规制权的总体态势;协定架构特点体现出美国以双边取代多边、以"互惠"取代"最惠"的贸易谈判新思维;美式单边主义的最终目标并非"去全球化",而是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实现符合美国利益和需求的新一代"全球化"。作为应对,中国在多边层面应当积极维护多边经贸体制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并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对区域贸易协定中不公正的恶意条款加以约束;在区域层面应当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并考虑在适当条件下加入《全面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国内层面应当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高水平经贸法制、高质量营商环境应对和突破美国的"规锁"。     

拜登执政以来的美欧数字基建合作：特征、动因与影响

拜登执政以来，美欧通过“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和“全球数字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等计划形成数字基建合作的全新态势，呈现以西方价值观渗透数字基建规则、以“印太”为重点区域、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和机制化的鲜明特点，针对中国的指向强烈。美欧开展数字基建合作有抓住数字治理领域有利条件提前布局的考虑，也是双方希望加强对华竞争和主导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的谋划结果。展望未来，美欧数字基建合作对跨大西洋同盟、国际数字合作和全球数字治理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也会抬升美欧针对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博弈烈度，但其成效仍受到美欧自身能力与各方意愿的限制。中国应充分把握美欧全球数字基建合作的逻辑，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世界各国数字基础设施良性健康发展。     

全球数字治理的多元挑战与中国对策研究

有效的数字治理是数字经济时代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全球性跨境运营模式、各类信息的数字化以及数字平台治理责任的不确定性等导致与传统治理相比,全球数字治理难度增大。从经济、技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层面来看,全球数字治理面临多元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不断扩大,领先国家在数字领域的规范和标准之争加剧,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和破坏性技术的社会影响加深等。面对上述挑战,中国作为倡导者和先行者,应积极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变革,构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全球数字治理体制。中国应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借助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积极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合作,实现数字治理与国内发展战略的深度融合。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会议和2019年马德里气候会议大体上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迎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行动转向",转向全面执行法律制度的行动阶段。这是全球气候治理30多年"法制化"演进的历史性成果。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不断普及和深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紧迫性的不断增强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驱动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这种"行动转向"。这种"行动转向"在全球层面上意味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等机构的职责、功能与角色将随之变化,主要是要发挥好贯彻、监督、政治动员、搜集处理和公布各种信息等功能,同时还要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转变成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发动机和总动员处;在国家层面上意味着各国的核心任务和行动也要随之改变,主要是要切实履行好《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下的各项职责与义务,同心协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低碳发展)的"转型点"早日到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中国要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落实,在立足国内的前提下,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宗旨,通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统筹协调好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气候治理行动,积极构建全球气候命运共同体、地区气候命运共同体和国家气候命运共同体,并努力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及中国的策略选择

近年来,受世界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全球贸易体系重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影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各方尽快达成谈判意愿明显提升,而印度临阵退出又使得RCEP能否如期签署充满变数。RCEP与《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部分国家重合,涵盖范围、生效时间、国际地位、开放程度、合作难度和融合发展等不同,将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在应对RCEP策略选择上,中国应未雨绸缪、积极争取主动,包括争取RCEP尽快签署生效,坚定维护东盟主导地位,继续发挥大国稳定器作用,有序推进RCEP优化升级,推动RCEP与CPTPP互动发展,密切关注日本合作动向,重视与CPTPP、“印太战略”联动效应,加快打造区域融合发展合作典范。     

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研究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为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带来了积极效应。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在朝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变，这也是实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途径。当前，推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实现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着直接投资规模有待扩大、直接投资国别有待平衡、直接投资行业结构有待优化，以及民营企业参与度有待提高等问题。为此，可以从积极完善和利用经贸合作平台，加强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合作规则与政策的宣传，推动金融机构创新开展境外金融服务，加大对老挝、柬埔寨、文莱等东盟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力度，推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走出去”，以及积极引导民营企业“走出去”等方面着手推进，不断提升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效率。     

RCEP框架下新加坡的不同价值链活动及其发展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新加坡是东盟区域内重要的经济体,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主要成员国之一。高度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促使新加坡深度嵌入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体系,国际投资和贸易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新加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本文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在新的全球价值链(GVC)分解框架下对新加坡的价值链活动和上下游主要经济体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新加坡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高度活跃,并主要表现为投资驱动型价值链。投资相关GVC活动主要通过上下游均为跨国公司的生产模式进行,但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分工合作的生产模式正在逐步加深。新加坡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相对集中,上游经济体主要分布在西欧、北美和日韩地区,下游经济体则主要包括中国、东盟和其他RCEP成员国,中国已经成为新加坡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探究新加坡价值链活动的特征及其上下游关系,对于了解RCEP协议下东南亚区域价值链的发展,优化中国与新加坡在RCEP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和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国家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更为复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家决策和国际形势增加新的变量。世界之变促全球治理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为全球层面治理机制的革新、区域层面治理的深化与整合、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先削弱再增强的过程、大国国内政治与国家政策变化导致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发生改变。中国一直以来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开创全新的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并广泛参与多领域治理进程。当前,为应对大变局,中国创新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包含以“合作共赢”为驱动探索理念创新、以“开放包容”姿态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促共同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和以“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并率先在认同度高的领域发掘合作新契机。     

如何认识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体系约束?

当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和平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经济体系约束也越来越明显.在周边层面,以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为导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正在改变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在全球层面,以美欧"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为导向,世界经济秩序面临重大调整.国际经济体系的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针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应对措施.其结果必然会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评析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谈判是欧盟与美国两大经济体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和战略诉求而进行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TTIP谈判于2013年7月启动,美国政府认为TTIP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Trade Partnership,TTP)都是美国构建全球新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可以预想,如果THP按照规划在2016年底达成初步协议,那么美欧所设定的高标准,将会深刻影响全球贸易体系的规则制定.     

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应对

当前,亚太区域合作正进入一个新的"框架重构"阶段。由TPP所引发的东亚地区秩序或亚太区域合作格局的变化势必会对中国的东亚一体化战略和东盟为中心的渐进性一体化原则形成新的挑战。同时,以TTIP和TISA为代表的欧美新贸易投资协定正在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的重大外部因素。因此,着眼于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的最新发展趋势,中国有必要在深化国内改革的基础上,加快完成更高标准的自贸区战略布局;在世界经济规则的重构中提出新的战略议程,以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美墨加协定》的目标、原则和治理机制分析

《美墨加协定》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因为它很可能将深刻改变全球贸易规则。本文以世界贸易组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分析参照,基于文本和历史分析《美墨加协定》试图构建的国际贸易体系的目标、原则和治理机制。《美墨加协定》属于自由政府间主义一体化,很大程度上是对世界贸易组织倡导的功能主义一体化规则的根本性颠覆。目标方面,《美墨加协定》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缔约方的利益诉求,受缔约方影响而特别重视环境与劳工保护,强调市场经济规则的一体化。而世界贸易组织由于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为关注中心,导致上述两个目标在实践中被虚置。原则方面,《美墨加协定》框架下,对等原则成为缔约方遵循的基本谈判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的基石地位由此得到进一步强化,公平竞争原则也得到更大的重视。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使得这些原则被相对弱化和边缘化。治理机制方面,《美墨加协定》不像世界贸易组织那样涉及主权让渡,不建立超主权国家机构来行使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坚持契约自治,不寻求第三方提供争端解决方案。     

美国主导IPEF数字贸易规则构建：前瞻及应对

美国通过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回归印太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旨在占据印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高地，同时获取印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为兼顾IPEF数字贸易治理谈判效率与成员多元性，美国预计采用“整合谈判”与“零散谈判”双轨并行的方式，且优先着眼于与核心成员达成“早期收获”。IPEF数字贸易规则将根植于“美式”和“新式”数字贸易治理理念，也会回应新兴趋势和技术发展所需，并与美国“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相契合，还将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中美数字贸易治理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其中，“跨境数据流动和存储规则”“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规则”和“新兴技术规则”是美国推动IPEF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重要抓手。中国将面临在印太地区数字贸易便利化系统构建、新兴技术标准制定以及中小企业合作中被边缘化的风险。对此，中国应理性务实加入印太地区既有数字贸易安排，并依托数字服务市场制度型开放，积极提供数字贸易治理的“中国方案”，提升数字贸易治理话语权。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利益考量与政策冲击——基于扩展利益基础解释模型的分析

在全球变暖问题所引致的国际利益冲突中,美国因为其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受到举世瞩目。正因如此,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才会在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引发巨大反响,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热议,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运用修正的利益基础解释模型,纳入了三个重要的分析因素,包括生态脆弱性、减污的经济成本以及国内政治因素,分析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背后考量,并重点分析了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导致《巴黎协定》的成效大打折扣;《巴黎协定》履约中的领导力赤字问题显著恶化;引发不良示范效应,重创国际气候合作信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压力增加;导致全球减排这一紧迫问题遭受重大影响。在未来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博弈中,中国需要做到长远谋划、审慎决策。     

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新趋势

《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由上至下的减排义务分配体系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免责优待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京都模式"的主要特点。由于这两大制度安排与实际需求的矛盾,全球气候治理很快陷入困境之中。《巴黎协定》对"京都模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是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共同推动的结果,将有效地化解"京都困境"。一方面,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在多个层次上对治理实践的创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从以国家减排为重心转向以经济低碳化为重心。另一方面,随着多边气候谈判僵局的持续,发展中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认知逐步更新,而发达国家推动的"自愿减排原则"的传播也为南北气候治理规范的再融合创造了条件。为有效利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这一机遇期,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发展低碳经济,并主动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中国策略

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全球经济治理也因此进入新的历史时代。从治理客体上看,数字技术拓展了全球经济治理空间,使全球产业治理、贸易治理、货币金融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从治理手段上看,数字技术带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创新,并从全球经济信息交换、风险防范、危机应对和政策效能评估等方面引发了全球治理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把握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改革和创新进程中面临的新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国际合作,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