暹罗曼谷王朝时期的鸦片问题

暹罗曼谷王朝在鸦片问题上施行的是一种比较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历代国王都试图限制乃至消除国内的鸦片吸食习惯;另一方面,暹罗政府又力图从鸦片销售中汲取税收。这种政策上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迄今为止毒品问题在泰国仍难以根除的原因所在。     

暹罗华人秘密会社的兴衰及其原因分析

本文以暹罗华人秘密会社为研究对象,阐述和探讨了暹罗华人秘密会社的兴衰及其原因。华人组建和加入秘密会社是在异国他乡生存的需要。包税制的发展为华人秘密会社的存在提供重要经济支撑,使秘密会社在暹罗得以迅速发展。随着暹罗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包税制的废除,华人秘密会社存在的经济基础倾倒。暹罗政府的打击和新型华人社团的兴起也加速了秘密会社的衰落。     

华侨与暹罗曼谷王朝时期的包税制度

本文以暹罗曼谷王朝时期的包税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华侨在包税制度的缘起、发展和走向衰弱的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指出，华侨经济始终是暹罗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17世纪末法国与暹罗外交的斡旋者-塔查尔

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让欧洲君主的视野由陆地面向海洋，而在整个扩张过程中，法国作为在西、葡、荷之后崛起的欧洲新势力，从17世纪逐步向亚洲渗透，并希望取而代之。法国抓住暹罗主动示好的机会首次向其派遣了使团，虽未取得预期的成功，但在塔查尔的推动下，路易十四决定继续坚持下去。塔氏怀着使整个暹罗改宗的理想，脱离了赴华传教团，一生5次往返于欧亚大陆之间以推动两国外交，最后他的事业却以失败而告终。虽然17世纪末法国在暹罗的种种活动已经体现出了它的殖民主义野心，但从塔查尔的主观来看，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依然只是为了传播福音，拯救生灵。     

《清史稿》列传三百一十五《属国三·暹罗》正误

《清史稿》有诸多错漏舛误之处，其列传三百一十五《属国三》暹罗部分亦是如此。本文就其十三处谬误加以考证。     

暹罗王室在垄断贸易中重用华侨的原因

一、暹罗①王室实行垄断贸易制度的原因在封建专制国家里,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集团,拥有处理贡赋和集中商业资金的大权,是惟一有能力进行大规模交换活动的群体,而“皇商之霸权乃是最终迈向垄断贸易制度”②。因此,王室垄断贸易是封建专制国家的普遍现象,世界各国大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过以国王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贸易制度。从王室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角度看,暹罗实行王室垄断贸易制度具有深刻的经济动因和政治动因。从经济角度看,暹罗十分落后的封建经济是实行垄断贸易的基础。暹罗素可泰王朝进入封建社会,很大程度上是已进入发达的封建社会的亚洲大…     

17世纪法国和暹罗邦交过程中的巴黎外方传教会

法兰西第一殖民帝国的势力在17世纪80年代曾扩展至阿瑜陀耶王朝统治下的暹罗,一个隶属于罗马教廷的法国天主教传教组织于17世纪中叶最早抵达暹罗,它的全名叫巴黎外方传教会,这个组织的传教士开拓并且引领两国邦交,不过由于暹罗纳莱王身边的宠臣华尔康以及耶稣会士塔查尔的介入使得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两国结盟谈判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致使法国当局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因而鲁莽出兵暹罗,最终导致1688年的暹罗政变使得除巴黎外方传教会以外所有法国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都被驱逐出去。     

暹罗华侨的暹化

一、早期暹罗华侨的暹化中暹两国人民自泰汉以来已持续不断地交往。隋朝派常骏出使赤土(暹罗南部),此后两国使者来往不断。使者来往或贸易交往需要通晓两国语言的人,这种人多半在两国间居留过,他们大都是航海者、商人和水手,以后便成为最早的华侨。华侨最初在暹罗只是寓居,但随着时间推移,寓居渐渐变成定居,通婚融合亦自然而然地产生。唐宋时已有不少华侨在暹罗定居,到元时暹罗各地都有中国人的足迹。广东客家先民在元初已到暹罗。据西人记载,元时普吉岛已有华侨定居通婚。素可泰王朝罗摩坎亨(1275-1319年)时,北京南     

清代中国和暹罗的友好关系

１６６４年（清顺治元年）九月，清世祖从沈阳到北京，十月，在北京即皇帝位。从此，偏居东北一隅的清朝入主中原，成为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１６８１年（康熙二十年），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继而统一台湾，实现全国空前的统一。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的休养生息，到乾隆年间，清王朝达到鼎盛时期。当时，中国幅员广阔，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口由清初的五千三百万迅速增加到两亿多人，成为当时亚洲东部最强大的封建国家。因此，中国与琉球、暹罗、安南、苏禄、南掌等周边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迅速恢复与发展，其中中国与暹罗友好关系的发展尤其…     

明清时期的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

东南亚语种人才的培养最早可追溯到我国明朝时期专门翻译边疆少数民族及邻近国家语言文字的机构——四夷馆。本文论述明清时期我国培养东南亚语种人才的途径及其特点。     

“朝贡”与“条约”之间

本文根据暹罗方面的史料,围绕两国间有关"朝贡"与"条约"的交涉,重新探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国与暹罗的关系。     

权力欲望中的主权想象——试论1863年《法柬条约》的历史意义

柬埔寨历史的编纂中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学界普遍认为1863年的《法柬条约》的意义乃是标志着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本文将从《法柬条约》的文本人手，重新释读该条约的历史意义，以揭示出该条约的签订曾在法国、柬埔寨和暹罗3国之间掀起一场话语权争端。并且在争端的背后，柬埔寨固有的空间话语系统开始被严重摧毁，法国殖民者的主权想象通过权力机制的运作不断折射在柬埔寨。     

克劳福德的东方观——克劳福德《出使暹罗和印度支那王朝日记》的研究

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为重新解读克劳福德的名作《出使暹罗和印度支那王朝日记》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本文通过重新审视书中蕴含的前提和假设，揭示出了克劳福德的东方观。克劳福德认为东方总是低劣的、野蛮的和感性的，其东方观是在他的作品与殖民主义制造的总体政治语境之间进行交换的过程中生成的。克劳福德的个人体验和对东方的传记描述最终向权威的东方学发生了转移，他的东方观随之也带有东方学浓厚的气息。今天，重新审视那些貌似客观公正，实际上却蕴含着西方文化霸权的著作是历史文化非殖民化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萨迪纳制与暹罗华人的文化适应

早期暹罗华人相当程度上填补了萨迪纳制对依附民的需求，华人与当地人相互依赖、和睦共处，生理层面的同化——族际通婚普遍发生。在萨迪纳制实施过程中，政治与商业、宗教相互联姻，促成了泰、华心理层面的高度同化，华人认同当地的政治统治和宗教信仰，也被当地的政治、文化大大接纳。早期的文化适应为后来泰、华人更高程度的同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明与安南关系初探

南明初期，安南仍与南明政权保持了较好关系。随着清军逐步南进，安南开始改变对南明的态度。清军进入广西、云南后，虽然南明仍有永历政权，安南各政权已开始建立了与清朝的宗藩关系。这段历史反映了古代中越关系史中，不是正统观念，而是政治实力才是双方建立朝贡关系的基础。     

危机与机遇：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中国帆船的东南亚贸易

自18世纪末中国帆船对吧城、马尼拉的贸易逐渐衰退之后,到19世纪初期依然没有摆脱持续衰落的困境。与此同时,暹罗及安南的王朝兴替,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国帆船对两国贸易衰退的势头,并促使彼此间贸易往来在19世纪初期再度兴旺起来。19世纪初期英国在据有新加坡之后所采取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得中国帆船的东南亚贸易又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对于中国帆船的东南亚贸易而言,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可谓是一个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时代。     

Book reviews

Philip Towle, Enforced Disarmament: From the Napoleonic Campaigns to the Gulf Wa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x + 268 pp., £35 (hb), ISBN 0-19-820636-4.

Paul K. Davis, 100 Decisive Battle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Oxford and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2000), 474 pp., £59.95 (hb), ISBN 1-57607-0751.

David Nicholls, Napoleon: A Biographical Companion (Oxford: ABC-Clio, 2000), 340 pp., £29.95 (hb), ISBN 0-87436-957-6.

The Satow Siam Papers: The Private 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Ernest Satow, vol. i, 1884-1885, introduced and edited by Nigel Brailey (Bangkok: The [Thai]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97), iv + 203 pp., price not obtainable, ISBN 974-89918-7-3.

Ernest Satow, C.M.G., A Diplomat in Siam: H.B.M. Minister-Resident, Bangkok, 1885-88, introduced and edited by Nigel Brailey (Bangkok: Orchid Press, rev. edn. 2000), 208 pp., price not obtainable, ISBN 074-8304-73-6.

John Lukacs, Five Days in London, May 194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viii + 236 pp., £12.95, ISBN 0-300-08030-1.     

明代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演变

兴于唐、发展于宋、完善于元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市舶制度,为明王朝所继承。然而,明代市舶司在机构设置、职能发挥、选官制度等方面较之前代均有明显的变化。随着朝贡贸易的衰落和私人海外贸易的兴盛,市舶司的政治性职能逐渐减弱,经济性职能日益增强;其管理海外贸易的方式相应地由官方贸易为主体演变为以民间贸易为主体。明代中叶以后,不仅私人海外贸易势力直接冲击着明代的市舶制度,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亦直接瓦解着市舶制度所维系的朝贡贸易体系。面对着东南海防与财政危机,迫使明政府不得不调整其海外贸易政策,而主持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机构,也不得不改弦易辙,在职能方面有所转换。明代后期将打击走私贸易的防海机构——海防馆改为督饷馆,督饷馆的设立对我国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由市舶司向海关转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