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国的“通胀阻击年”

一切经济数据表明：2011年中国经济将与通胀伴随，2011年，亦是中国中央决策者和全体国人的“通胀阻击年”。首先，我们不得不顾及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2008年年底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虽涉险过关，但其带来的低迷走势仍在发酵。隧道仍看不太出尽头。中国受到的隐性负面影响仍不明朗。美国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将全球经济再次推向危险边缘，     

2011年韩国经济展望

韩国经济预计在2010年取得5.9%的增长率的基础上,2011年有望取得3.8%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复苏势头有回落的趋势,欧洲的财政危机仍有可能持续,使得韩国主要产业的出口和投资增幅预计都将回落,民间消费也因政策效果和资产效果的萎缩等原因很难期待继续保持上升势头。因此,韩国经济要在2011年复苏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比较困难,这就要求韩国政府在制订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战略时更加慎重。     

美国对台政策的战略意图探析

中关建交后，美国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竭力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寻求平衡，形成了所谓“双轨政策”。依照常理，美国与中国建交后，应该遵守承诺与中国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但美国仍然与台湾在实际上藕断丝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自认为在台湾有着无法放弃的“特殊利益”。从对华战略而言，美国力图通过一个精心策划的平衡的“双轨道”政策以保护它在中国与台湾的利益。其根本政策目标是希望维持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使两岸保持不独不统的状态，从而牵制中国，最大程度地实现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但是这种“双轨”政策的两面性，决定了其必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可能承担的风险。     

韩美经济合作新动向及其对华影响

尹锡悦政府上任以来，基于双方共同的战略需要，韩美经济关系加速朝着全球化和安全化方向迈进，双方重点推进在供应链和关键技术、各自“印太”经济政策对接以及第三方市场等方面的合作。客观上，有利于强化美国在科技经贸关键领域对华“脱钩”布局，增加美韩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博弈筹码，助推美国全球基建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竞争。但与此同时，韩美经济关系中存在深刻的利益冲突，双方合作存在限度；中韩经济关系中也拥有巨大的利益交集，双方合作具有韧性。中国可采取积极对接、主动塑造的对韩经济外交策略，稳定中韩两国合作基本盘，创造更多的共同利益交汇点。     

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及对我国的影响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对美国的对外战略进行了明显的调整。一是外交政策调整，改变布什时期单边主义政策，采取“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结合的“巧实力”外交手段：二是军控政策调整，调整核裁军、军控与防扩散政策，宣示“无核世界”主张。抢占道德制高点：三是调整中东战略与反恐重心东移，以期集中力量解决阿富汗、巴基斯坦恐怖主义问题和改善美国同穆斯林的关系；四是“重返亚洲”，巩固美日、美韩同盟，积极介入东亚一体化进程，循着“巧实力”思路影响亚洲的“问题国家”：五是对俄政策调整，从国家层面到东欧防御计划、防扩散等各方面着手回暖美俄关系。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调整，并未改变美国的对外政策实质，对中国的影响是利弊并存。     

美国强大的原因及发展趋势

美国强大的原因可以从势、道、制、术、器与士（即国际格局与国际力量对比、美国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科技与战略政策制定、经济与军事硬实力、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由于新兴国家崛起，美国单极体系已经终结，美国霸权相对削弱，但是美国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维持“一超”的地位。从劳动生产率、基础科研实力及研发投入、高等教育体系、外资投资环境、人口结构以及新兴产业等因素考察，美国经济长远来看仍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未来美国霸权依然存在，美国二战后所确立的以“结构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秩序是美国霸权能够持久的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二战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超越“零和”博弈格局的重要原因。美国对华战略并非遏制，而是“对冲/两面下注”。中美之间存在超越历史上传统大国“零和”博弈的可能，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反映了这种战略远见。     

奥巴马治下美国“大中东”政策前瞻

奥巴马治下的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仍将是“大中东”。从伊拉克撤军，与伊拉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协议方面作出规划，以解决美国在伊拉克长期利益和军事存在；可能与伊拉克进行谈判．但难度很大；中东和平进程有可能取得进展；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将成为美国的反恐重点地区；中国因素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克林顿政府的内外政策调整及其前景

一、对克林顿施政半年多的初步评估克林顿执掌美国总统大权已近7个月,他以“变革”的精神,围绕“恢复国内经济”和“重振美国”这一中心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其内外政策已基本成型。 (一)把解决经济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推出被称为“克林顿经济学”的经济振兴纲领。其长期经济政策是,加强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加强职业培训,改善     

克林顿政府对台政策言论选编

一、关于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美虽宣称继续坚持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却又为李登辉访美辩解。 美国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这是适合美国的政策的。但这并不妨碍同台湾建立我们享有的那种牢固的经济关系。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美国经济政治生态特点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当前的经济复苏势头虽有所增强,但仍处于结构调整转型的中间阶段,中长期发展取决于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政策的成效.这也决定了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将继续其“内政为主”的执政理念,聚焦增加就业和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等发展议题.美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社会生态一方面使得美国社会继续看重中国发展给美国经济复苏带来的机遇,另一方面美方也日益关注中国竞争能力升级及其对美国的多重挑战.中国应把握机遇,进一步增强对双边关系议程的塑造能力,加快中美经贸关系的升级版建设,并推动美国社会形成更加客观理性的“中国观”.     

美国“出口倍增计划”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出口倍增计划"已经实施近5年,它是以扩大美国出口规模并促进就业为目标,对"再工业化"战略进行辅助,重振实体经济,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追求平衡的经济增长新模式的战略。1文章比较了1980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美国两次出口促进政策与此次"计划"的差异,着重分析了此轮促进出口的措施及进展,从GDP贡献率、产业结构、高科技出口、就业和中小企业等5个层面解析了"计划"实施的效果。虽然"出口倍增计划"难以实现总出口翻倍的预期目标,亦对美国经济的改善有限,但其对就业产生了强劲的带动作用。然而,随着美元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等新政的实施,"计划"结束后美国出口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中美经贸受"计划"影响,调整了两国贸易格局,加剧了贸易摩擦并加大了人民币汇率波动,中国应从产业结构、市场多元化战略、接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等方面提升自身硬实力。     

克林顿政府以经济为中心的内外政策

振兴美国经济,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已成为克林顿政府内外政策的中心考虑。美国这一重大政策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克林顿执政后,以经济为中心,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建立国家经济委员会,提出振兴国内经济的全面计划,明确“加强美国经济安全”为对外政策的第一支柱,提出“公平贸易”的原则,在对外关系中开始把亚太作为地区重点,等等。克林顿的这些措施从长期看,对美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会起推动作用。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经济仍将领先于日本、德国,美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不会发生逆转。在美、日、德经济实力的对比中,现在似还难作美国相对削弱的趋势将永远继续下去的定论。美欧日的经济矛盾与摩擦将继续加深,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可能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     

泛美危机与争取进步联盟的形成

经济援助是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政策的重要内容。 1960年代美国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援助行动。美国政府及与官方关系密切的学者都声称 ,发起这一计划的起因是对拉美经济社会状况的关心。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林肯·戈登是联盟的设计者之一 ,在 60年代曾先后担任美国驻巴西大使、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在 1980年代中期回忆这一计划的出笼时仍认为当时美国主要是出于积极的动机 :“希望这一对美国具有长期利益的地区取得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对我和联盟的多数发起人来说 ,这些积极的期望是我们的行动背…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能源计划”探析

特朗普上台后不久便发布了“美国优先能源计划”,该计划的内容包括:废除“有害且无用”的政策,例如,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法案》等;大力推动页岩革命,增加国内就业机会;振兴传统能源行业;推动能源独立等.与奥巴马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显得尤为保守,是利用本土能源优势的“实用主义”政策.①“美国优先能源计划”及相关能源新政的核心内容便是一系列振兴传统能源行业的政策,其宗旨在于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是由当前美国能源状况与共和党保守派当政等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这些政策目前在美国的实施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和国内就业方面,但这种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并且该政策对未来美国内和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对2010年中美两国博弈的思考

2010年的中美关系较2009年相比，可谓明显的“暖转冷”，摩擦、冲突不断。主要表现在美国不顾中国的核心利益，挑战中国南海主权、对人民币升值施压、在中国周边制造紧张局势等，这些做法理所当然遭到中国的坚决回击。美国对华示强，除了固有的不适应中国崛起的心理因素作怪外，还有着其亚太政策调整、国内对华强硬派得势、中期选举等原因。美国对华强硬并不意味着其“两面下注”的对华战略政策的调整，只是对华防范领域扩大。未来中美关系仍是合作对话、防范遏制与反遏制同时并存。     

试论美俄"新战略框架"关系

以美俄确定建立“新战略框架”为标志,两国关系中“去冷战化”进程加速,并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传统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实力对比不平衡性加剧,美进俄退的基本态势将长期存在,核战略优势进一步向美国倾斜。普京对外政策出现重大调整,进一步实行战略收缩。反恐战争和普京对外政策的变化使美国对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与角色有了新的思考。中国以“平常心”看待美俄关系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成熟。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以其鲜明的特点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作为仅存的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为了保证其战略目标的实现，适时调整其亚太战略。无论是布什政府的“扇形结构”，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新太平洋共同体”，都是要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主导权。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作为美国亚太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华政策也相应地发生一系列变化，“制裁接触”和“全面接触”分别为其两个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影响了中美关系，但是，中美关系作为冷战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仍将继续向前发展     

析2008年美国大选的政治生态及其影响

2008年美国大选在即，经济问题仍将是选民的首要关注点。美国的政治版图和力量格局正在经历新的调整，党派政治分裂的局面难以改观。这种政治生态中的两极化与选民期待的“超越党争”的大选气氛相互交织，将会对美国政府的未来政策以及美国对外关系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新经济”为什么出现在美国?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内涵、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称之为“新经济”。令我颇感兴趣的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和科技发达国家不在少数，为什么“新经济”偏偏率先发生在美国？这问题过于浩繁，远非千余字可释解，但仍觉得有必要浅谈一二。 国内许多研究者十分强调政府调控和干预对美国“新经济”的促进作用，如政府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制定和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规划”，即所谓“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等。然而这种论点无法解释，为什么政府同样进行了大量科技投入且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性更强的欧洲和日本没有出现“新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