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现收现付制到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俄罗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分析与借鉴

俄罗斯自1992年5月起开始采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虽然这一制度的养老金替代率在理论上基本符合国际公认的替代率水平，但由于这一制度固有的缺陷也将导致双重风险：贬值的风险和养老金在绝对数额上的减少。实际运行情况显示，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起不到社会和经济波动内在稳定器的作用，为此，俄罗斯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7年—2001年，“新精算公式”改革；第二阶段，建立由基础养老金、保险养老金及积累养老金三个支柱构成的养老保险制度。同为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经验对中国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智利和秘鲁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比较

在人口老龄化加快和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之后养老金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1981年智利养老金制度私有化改革是这次改革浪潮中率先彻底变革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的重要创举,1993年秘鲁养老金公营计划与私营计划并行的改革模式也在拉美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两个拉美国家在养老保险改革的主要原因、基本内容、进程和存在的问题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改革模式与细则、投资组合和实施效果上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两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展现了个人账户积累型养老金制度的优越性,也暴露出很多问题。通过对这两个国家养老金改革情况的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可以为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中国亟须强化养老保障制度的多支柱建设,特别是应该尽快建立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同时尽快完善养老基金的投资管理与监督体制。     

墨西哥养老金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在智利模式取得的成就和国内经济、人口压力的影响下,1997年墨西哥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转向了个人账户制。尽管10余年来墨西哥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所管理的资产份额与日俱增,但该制度逐渐暴露出两大问题:一是覆盖率偏低,二是碎片化严重。在墨西哥非正规就业居高不下的局面下,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这一问题依靠当前制度自身几乎没有可以改善的空间。为此,墨西哥采取了引入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举措。实践表明,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在降低老年贫困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玻利维亚养老金改革探讨

继阿根廷之后,2010年玻利维亚宣布对养老金制度进行国有化再改革,此时距玻利维亚把养老金制度改为个人账户制度只过去了13年.在国有化改革中,玻利维亚大幅度提高了养老金待遇并降低了法定退休年龄,这种改革方向与已有的改革均不尽相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个人账户制度更深层次的思考.文中作者就玻利维亚养老全制度从国有到私有,再从私有到国有的两次改革过程,分析了两次改革的背景和进程,并对国有化之后玻利维亚养老金制度的前景作了展望.     

智利养老保险基金对资本市场的推动作用

在有效的制度安排下,养老保险基金能显著地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得到了证明。智利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一方面成功地实现了现收现付制向个人账户积累制的转轨,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有效地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俄罗斯新一轮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解析

1990～1997年,在苏联国家保险型养老保障制度基础上,俄罗斯建立了现收现付制①的养老保险制度。2002年,又对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根本性变革,建立了三支柱②型养老保险制度。该制度采用包含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二者特点的混合型财务模式,养老保险的缴费形式以统一社会税③形式缴纳。2010年1月1日,以取消统一社会税、实行强制养老保险缴费为标志,俄罗斯新一轮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又正式启动。本文拟对此次改革的深层次原因、改革目标、改革内容以及改革在制度设定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社保改革"智利模式"25年的发展历程回眸

在现代社保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1981年智利的养老金私有化改革无疑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智利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传统现收现付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建立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完全积累制模式养老金计划的国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智利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保私有化改革的激烈争论。本文旨在回顾“智利模式”25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和运行成效,并对其作出评价。     

阿根廷养老金改革相关政治行动者利益博弈分析

阿根廷养老金私有化改革运行14年以后,于2008年重新回到完全的现收现付制,这在拉美地区属于首例。本文试图从政治学角度探讨阿根廷养老金私有化和再次国有化改革过程中不同政治行动者的利益博弈。在养老金私有化改革过程中,执政党拥有绝大多数席位,行政权力较大,国际金融机构和国内私人金融部门极力支持改革,虽然工会组织基于维护劳动者利益强烈反对改革,但工会能力不足和财政资源匮乏弱化了私有化改革阻力。在养老金国有化改革过程中,执政党和工会的目标不谋而合,极力推动改革,但由于国内重要否决点的缺失,反对力量相对较弱,使得国有化改革方案比私有化改革方案更易通过。     

俄罗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由于遭遇人口与经济的双重危机，俄罗斯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内容是由单一的现收现付制度转变为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尽管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对储蓄率、消费率、投资率等宏观经济指标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从总体来看，俄罗斯已经建立起了基本适合国情的养老保险制度。     

编者的话

社会保障通常被称为社会的“安全网”,是收入分配的“调节器”,它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能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使社会逐步走向和谐。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1981年智利的养老金私有化改革无疑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智利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传统现收现付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建立以个人账户为基础完全积累制模式养老金计划的国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智利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的激烈争论。无论这个模式将会产生或已经产生什么困难,它毕竟是一个崭新的实验,就目前来…     

阿根廷私有化社保制度“国有化再改革”的过程、内容与动因

1994年阿根廷对传统的DB型现收现付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建立起一个多支柱混合型社保制度.2008年11月阿根廷突然宣布对其Dc型完全积累制的私有化社保进行"国有化再改革".本文对1994～2008年阿根廷私有化社保制度的运行状况进行了总体评价,对2005年以来尤其是克里斯蒂娜总统2007年12月上台以来实行的改革取向作了评介,在此基础上对2008年11月国有化改革的过程、改革方案及其相关立法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析.对阿根廷社保国有化改革的反响不尽一致,国际舆论普遍持批评的态度;而在国内方面,工会和参保人则持坚决的支持态度.本文认为,阿根廷社保私有化改革之后存在的问题在拉美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它虽然基本解决了制度可持续性和政府财务负担等问题,但却始终存在着养老基金管理公司手续费较高而利润却"旱涝保收"、社保制度碎片化状况没有得到根治且特权制度依然存在等很多具体问题,特别是覆盖范围狭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绝大部分就业人口被排斥在外,广大国民没有得到实惠,于是,社保制度合法性危机便逐渐显现,这既是拉美私有化社保模式的致命缺陷,也是阿根廷社保制度成功实施"国有化再改革"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印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印度社保市场规模的扩大、人口转型期的考验和增加财力,缩减赤字等都要求印度对现行社保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虽然印度建立了较为全面的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该制度存在过分以福利导向、忽视公共行政改革、社保福利呈现二元特征、覆盖面不足、管理专业性不强和缺乏统一监管等问题。印度社保制度改革的总体原则是坚持专业性、系统性和过渡性三个原则,涉及公务员养老金改革、新型自愿社保计划、雇员公积金计向l改革和引入私人养老保险基金等四项改革内容。印度社保制度改革对我国社保制度的改革也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巴巴多斯首创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历史与借鉴——从制度创新的视角

巴巴多斯是英国殖民地中第一个建立非缴费型养老金的地区,也是"五支柱"养老金体系中的"零支柱"的重要典范。从制度创新的视角考察巴巴多斯首创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背景及过程,可以发现养老金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巴巴多斯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不仅鼓励了英国其他殖民地同类福利制度的建立,还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催生剂。本文认为政府在养老金制度创新中具有主导作用,人民是养老金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养老金体制需要根据国情不断创新。     

韩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特点、问题及与中国的比较分析

韩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从 2 0世纪 70年代开始建立的 ,80年代养老金的覆盖范围得到扩大 ,90年代后期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韩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种缴费制的社会保险方案 ,由国家承担最后担保的责任。韩国的国民养老金覆盖率明显高于中国 ;韩国老年人的社会经济保障收入来源是多渠道的 ,中国应该向多渠道的社会保障途径发展。但是 ,韩国养老基金的来源也受到了挑战 ,社会保障费用迅速上升给韩国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社会保障正遭遇财政危机 ,这是我国需要汲取的教训。     

日本养老金危机与政党走势——以2003—2007年国会选举为视角

2003—2007年日本国会选举,在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的竞争态势下,养老金制度改革与危机成为影响日本政党走势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党支持结构已经由传统模式向业绩投票模式转换,可是,"中位投票者"偏好的政策构想,基本相同的养老金制度致使投票人无所适从;投票人希望候选人成为能确保投票人偏好的政策代理人,然而,5 000万份年金记录丢失,致使养老金危机转向政党危机。构筑让国民信赖的养老金制度是走出政党危机的路径。日本养老金危机对中国有重要借鉴意义。     

俄罗斯养老金制度改革评析

俄罗斯养老金制度起源于前苏维埃时期。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了国家集中管理的养老保险制度,实行了资金来源多样化的、重视效率并兼顾公平的社会保障模式。新的养老金制度支付体系的实施,表明俄罗斯基本建立起了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框架。政府预算开支已经显著降低,依靠社会集资占据主导地位。但是2000年以前的养老金制度实质上仍是前苏联时期的现收现支体系的翻版。从2001年12月起,《俄罗斯联邦强制养老保险法》、《俄罗斯联邦国家养老保障法》和《俄罗斯联邦劳动养老金法》同时开始生效。这标志着俄罗斯的养老保障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更加完备的有法律保障的发展阶段。     

阿根廷的可治理性危机分析

整个20世纪,特别是1983年民主转型以来,阿根廷多在政治不稳和经济乏力之间摇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迟滞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度,从而削弱了统治的合法性,以致阿根廷多次出现可治理性危机。危机的总根源可以归咎于"制度脆弱性",具体表现在政治文化和历史传承形成的路径依赖、权力制衡机制的失灵,以及政党职能异化导致利益表达渠道受阻而激起的大众抗议。2001年危机无疑是阿根廷问题的总爆发,使阿根廷的政治精英意识到必须注重平衡不同利益群体和不同部门的差别化利益,努力通过扩大公民社会参与政治决策来谋求发展共识的新道路。"阿根廷对话"正是探索这种新道路的一次尝试。     

Interdependent and Domestic Foundations of Policy Change: The Diffusion of Pension Privatization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striking correlations in the location and timing of structural pension reforms have raised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the kind of information used by policy makers in their decisions to adopt such measures. This study tests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adoption of pension privatization is shaped systematically by an interdependent logic, wherein the decision to privatize pensions in one country is systematically linked to corresponding decisions made by governments in relevant peer nations. Duration analysis with time-varying covariates of data from 59 countries between 1980 and 1999 reveals that the decision to adopt a private pension reform in one country increases systematically as the proportion of peer nations that have adopte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rises. Importantly, the effect of this peer dynamic varies across groups of nations, with the most powerful impact of peer decisions being found among Eastern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nations. Peer dynamics likewise contribute powerfully to the adoption of private pension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but do not significantly shape the hazard of privatization among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ember nations. Even controlling for diffusion mechanism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pension reform decisions remain subject to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including demographic pressures, financial costs and incentives to reform, and constraints delimited by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each nation.     

The Sources of Pension Reforms in Western Europe: Domestic Factors,Policy Diffusion,or Common Shock?

Existing research has linked the adoption of pension reforms to demographic pressures, party ideology, and the diffusion of social policy ideas. We argue that pension policy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 is also related to the “shock” of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EMU). We use a Spatial Autoregressive Probit model with event-history features to test whether the decision to reform can be best explained by domestic factors, diffusion dynamics, or similar exposure to a common shock. We find that EMU made pension reform more likely for low and moderately indebted countries in the early 1990s but delayed reform in the late 1990s. Demographic pressures and policy diffusion also mattered for reform adoption, but not more than the EMU sh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