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中国与欧盟

中国和欧盟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关键参与者.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京都进程中,欧盟扮演了领导者角色,而中国是一个积极而谨慎的参与者.在后京都进程中,中欧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既有共同立场,也有政策分歧,但总体上进行着更为频繁而积极的互动.     

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分析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气候博弈是当今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在气候政策上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力图重塑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既存在诸多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多重挑战。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排放大国，应对气候变化是国家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国际层面，中国要积极开展全球气候外交，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新机制的创建。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欧盟领导能力的弱化

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领导能力的弱化,具体表现在欧盟对新一轮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和结果的影响力在下降,并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从领导者沦为旁观者。影响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领导能力发挥的三个因素是气候变化谈判立场或者政策、谈判策略和欧盟的国际行为体特性。哥本哈根会议后欧盟围绕上述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但这些努力的作用有限。     

美欧气候变化政策差异与合作前景

欧盟和美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最重要的行为体,双方气变政策取向以及竞合态势对全球气变治理趋势有重要影响。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在气候政策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美欧在气候政策上趋于协调与合作,有望给全球气变治理注入更多动力。然而,美欧长期以来在气候变化相关经济利益、国内政治环境以及外交与安全层面认知上具有结构性差异,因此双方在气候变化的治理方式、目标、决心、意愿方面分歧明显,这将限制双方合作程度,双方气变政策趋同性也面临不确定性。中国应积极谋求气候合作机遇,同时妥善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地缘政治和发展权益挑战。     

俄罗斯气候政策转型的驱动因素及国际影响分析

作为世界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和世界最大能源出口国,俄罗斯在国际气候协议谈判中的地位极其重要。自从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以来,俄罗斯政府一改过去的冷漠态度,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出积极的政治姿态,被国际社会解读为俄罗斯的气候政策出现了惊人的转型。分析俄罗斯气候政策转型的各种驱动因素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影响,对研究未来国际气候体制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欧盟国际气候政策中的消极因素

欧盟的国际气候政策存在诸多消极因素，主要包括：提出的减排目标相对保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采取一种内外有别的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在技术转移问题上过于强调知识产权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虚多实少；其相关产业政策导致排放转移，某些环境和技术标准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消极因素与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新形势一起，共同决定了欧盟难以重返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的领导者地位。     

东亚区域气候治理合作困境分析

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谈判进程缓慢背景下,区域层面的气候治理显得日益重要。然而,气候变化形势严峻的东亚地区并未能形成类似于欧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气候治理合作机制。东亚国家因领土争端等安全议题使国家间关系相对紧张与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区域性合作;域内国家发展现状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差别导致针对发展性问题的关切不同;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治理机制中,分属不同气候谈判集团,所持立场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加之外交传统惯性和域外其他行为体的影响,使得东亚区域气候变化治理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造成区域合作困境。在构建和推进东亚气候治理合作机制时,应注重在域内大国引导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一致以体现不同个体的利益诉求,并借鉴其他地区的治理经验,促使区域治理机制同国际层面的制度接轨。     

落实《巴黎协定》：制约与超越

《巴黎协定》是国际气候合作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是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纲领性文件。在主要缔约方的共同努力下，《巴黎协定》达成一年内即正式生效，转入执行阶段。但因该协定本身法律约束力较弱，加之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转变恶化了履约环境，其落实进程势将面临重重挑战。长远看，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趋势不可逆转，《巴黎协定》中的原则、规定、理念等具有深远政治、经济意义，将影响各国气候、能源、环境等政策取向，塑造出新的全球气候治理模式。     

浅析中印气候变化合作

在全球环境变化日趋严峻的今天，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政治中最具挑战性的议题之一，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成为必然的选择。中印两国由于在气候变化政策方面原则和立场接近而开始进行气候变化合作。中印两国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合作，既有助于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取得实质性成果，也有助于双边关系的长远发展和新的国际治理与全球权力中心的形成。     

欧盟2020年能源新战略

一、出台背景 欧盟是世界能源电力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也是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主要倡导者。1997年，欧盟发布白皮书，制定可再生能源供应达到12％的欧盟能源战略。2001年，欧盟在《京都议定书》中作出承诺，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提高到21％，但这一目标不具有约束力。受国际能源价格飞涨以及全球变暖的影响，为确保欧盟国家能源供应的长期安全，从2005年起，欧盟开始设计共同能源政策。     

俄罗斯实用主义气候政策探析

气候变化议题在今天的全球治理中居于核心地位。俄罗斯的气候政策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开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气候实用主义"是当前俄罗斯气候政策选择的核心。本文分析了近年来俄罗斯"气候实用主义"的内涵特征、政策特点、选择动因以及造成的影响。本文指出价值观、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是决定俄罗斯实用主义气候政策选择的三个关键变量。这些变量通过观念、利益和身份的路径影响了俄罗斯气候政策的理念框架、国内偏好以及国际合作参与。对于气候变化起源的"怀疑论"、对碳氢能源企业的重点保护,通过气候政策对内增强治理合法性,吸引投资和技术以缓解美欧制裁是当前俄政府实用主义气候政策的突出特点。俄罗斯的这种气候政策为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加强提供了新动力,也为中俄区域合作开辟了新领域。但却难以弥合俄罗斯与美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也不会对俄罗斯依赖能源经济的发展模式造成实质影响。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分析

美国为了维护其现实利益,在现阶段不会以承担温室气体强制性减排义务为代价来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合作。从长远利益考虑,美国需要利用气候变化政策为其能源安全战略服务。在石油替代能源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后,美国可能调整其气候变化政策,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政治压力和经济影响。     

美欧气候领导权博弈背景下巴西亚马孙政策的转变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美国与欧盟这两个关键的国际行为体围绕不同类型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亚马孙地区治理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欧围绕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的博弈促使双方竞相在亚马孙问题上表态和介入。这使巴西对亚马孙地区的治理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巴西的亚马孙政策从对抗外界干预、维护亚马孙自主权转向主动作为和积极开展多边合作，以增强亚马孙地区治理的合法性和灵活性。通过政策调整，巴西既维护了自主，又在国际社会得到一定范围的理解和支持，极大地提升了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成为亚马孙地区治理的主导国和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利益攸关方。美欧未来围绕气候领导权的博弈将长期存在，巴西也将持续面对美欧双方的共同施压。卢拉再次就任总统后，将联合气候立场相近国家，尤其是团结雨林国家，通过开展更积极的多边合作应对美欧的压力。从这一维度看，中巴双方在热带雨林保护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欧盟和亚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欧盟与亚洲国家就气候变化问题在全球层次、地区间层次和双边层次上进行着积极的互动,形成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状态。本文旨在对欧亚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关系进行分析,首先追溯了它们在全球多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关系发展,然而分析了它们在地区间层次和双边层次上的关系,最后对它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关系特征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及合作机制分析

金砖国家建立的初衷是为了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应对金融危机;但随着各成员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不断增强,金砖国家在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及其逐渐形成的合作机制开始引人注目。此外,气候问题与各国经济及能源领域的密切关联也使气候合作得以成为金砖各国深化合作的重要动力。本文将根据金砖国家各自的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状况等客观因素,具体分析它们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和具体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气候合作机制的构建及影响。     

G20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力、议程与影响

近年来,二十国集团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作用日益不可或缺。这种重要性是由其内在属性决定的:一是机制内包含诸多主张减排的欧盟国家;二是集团内国家派别的划分与UNFCCC框架内谈判的阵营高度相似,具有谈判的连续性;三是气候变化问题被反复嵌入经济议题,成为制度化进程的一部分。在外部关系上,全球气候治理的延续性为G20机制提供了讨论和形成减排行动的不同时空条件;与UNFCCC的互动,保持了G20内基本相同的气候议题,责任、资金等问题。正是由于这种内在属性和外在关系,G20获得了持续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动力,其影响体现在:以UNFCCC框架下谈判为基础的政治再承诺;通过规范或政策倡议为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与原则。     

欧盟-东盟地区间的气候合作

气候合作在欧盟与东盟正式的地区间对话合作框架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边缘地位 到重要议题的发展历程,总体呈现出独立前沿性、内生动力为主性及软机制强化性三个特点。这种 地区间气候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互动层面和功能向度：在横向上有利于实现全球气候 谈判中的绿色权力平衡,在纵向上增加了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的密度,并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 设定的可控性和合理性,特别是增进了地区间学习认知进程并强化了一种绿色身份认同。     

美欧碳关税合作动向、动因与影响

欧盟提出碳关税调节机制后，起初美国并不积极，且多有质疑和批评。然而，近年来，美欧在碳关税问题上开始走向合作。美国转变了对欧盟碳关税调节机制的态度，国内相关立法活动异常活跃，推出了“清洁竞争法案”，而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正在加快审批程序，即将落地；双方频繁互动磋商，协调立场；推动创建国际碳俱乐部，谋求建立西方气候联盟。美欧合作加速推进碳关税合作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掌控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挤压新兴大国的发展空间。美欧碳关税合作将对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官方的认知及其影响

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它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后果,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新挑战。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酝酿、萌芽和完善阶段。促成美国对该问题的战略认知与政策实践的原因复杂,涉及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内的科学议程以及国会的影响等因素。当前,美国的安全体系不仅正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而且已经开始制定战略性方针不断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该体系的战略规划和日常实践。在国际层面,美国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国家就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问题达成共识甚至采取行动。本质上,这是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博弈中增加筹码的一个重要抓手,希望以此来影响和主导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预计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后果的政策走势趋强,将对美国气候政策、对外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将给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带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