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湄合作五年：进展、挑战与深化路径

澜湄合作机制成立五年来在机制建设、各优先领域务实合作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澜湄国家关系愈发紧密。该机制基于成员国坚实的合作基础和共同愿望,以发展为先、民生为本,受到政府高层大力支持,并践行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理念,广泛吸纳各方发展资源。目前,该机制进入全面发展期,但也面临域内各国利益诉求多元及积极性差异、湄公河国家对外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次区域机制间竞争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挑战。未来,澜湄合作应加强规范建设,保持开放包容,丰富合作内涵,加强支撑体系建设,更好发挥地方的内生动力,开启澜湄合作新的"金色5年",不断推动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澜湄合作与大湄合作的比较及启示

"澜湄合作"与"大湄合作"是湄公河地区最重要的合作机制,两者各有千秋。当前,澜湄合作尚处于路径摸索阶段,而运营20余年的大湄合作经验相较丰富,对两者的比较能为澜湄合作提供借鉴。基于SWOT分析,澜湄合作水平更高、辐射范围更广,短期内就成绩斐然,但存在参与主体单一、机制赋权有限、发展理念不统一的问题。诚然,大湄合作不乏结构性缺陷、约束力较弱和内聚力不足等缺陷,但其在资金管理、形象建设、机制运营方面的经验,对于澜湄合作颇具参考价值。新时期,澜湄合作可以充分借鉴前者的有益经验,积极发挥中国的引领作用,加强内外关系协调,完善机制建设,强化澜湄共同体意识,切实推进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     

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澜湄地区的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涉及跨境犯罪、社会公共卫生、水与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犯罪等广泛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联动性的结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自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多视角研究,但对于该机制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相对缺乏。长期以来,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属于“碎片化”治理模式,机制拥堵,治理政策、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分散,且缺乏持续性,导致安全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从合作治理内容、结构、参与主体等方面,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步向“平台化”模式演进和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澜湄地区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已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点合作内容,未来澜湄合作需要在治理范式创新、多层平台搭建、早期项目设计和收获等方面完善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持续推动澜湄合作拓展和深化。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动力、特点和前景分析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简称澜湄合作机制)从提出到形成经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却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合作架构。澜湄合作机制是在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关系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新增长点,反映了各国的外交理念、政策和重点发展方向,以及优化次区域外交环境和架构的愿望,必将促进各国扩大合作的范围、议题和功能。澜湄合作机制符合本地区合作的现有规范,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相互包容和补充,将更趋完善和健全。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具体实践,但需要妥善处理与现有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和中国—东盟(10+1)合作框架等合作机制的关系,其他大国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之间合作机制的关系以及澜湄合作机制内部各成员国之间在合作议程选择上的差异等,显示出澜湄合作机制的独特优势。澜湄合作机制建设不断取得新成绩,将推进命运相连、政治互信、经济共进、社会文化共生的澜湄共同体不断从构想成为现实。     

澜湄合作框架下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研究

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是促进澜湄国家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有益补充,澜湄对话合作机制对构建开放公平的营商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加快构建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推动澜湄合作应充分依托"10+1"、"10+3"框架下形成的合作成果,有效衔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委员会"、"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等现有机制,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双多边协定的指导下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通过增强政策透明度、降低准入门槛、加强贸易和投资政策对接、简化投资手续、提高通关效率、强化监管等措施推动澜湄合作迈向新台阶。     

澜湄水合作的守正创新与包容性次地区秩序构建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倡导、澜湄六国共同推进的澜湄合作机制渐趋成熟，成为次区域层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典范之一。在水资源合作领域，富有澜湄次区域特色的治理叙事与实践正在形成。澜湄水资源合作的治理叙事融汇古今中外和地区特色，统筹发展与安全，兼顾上下游国家利益，践行“共生、共治、共享”的真正多边主义；与之相应的治理实践则形成兼顾开发与治理、自主与开放并重的特点。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守正创新有助于打破西方竞争性的叙事模式和偏狭的实践模式。面向澜湄合作“金色5年”，中国宜以水资源撬动多领域合作，加强应对澜湄水问题的战略定力和话语建设，构建包容性次地区秩序与高质量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澜湄合作进展与未来发展方向

澜湄合作是新时期中国与湄公河国家进行次区域合作的一个成功典范。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建立了多层级合作机制体系,形成了"高效务实、项目为本、民生优先"的澜湄模式。各方发扬"推土机"精神,取得了丰硕成果。澜湄合作从一开始便得到东盟的大力支持,也成为中国与东盟升级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生因素主要在于区域大市场的驱动,也是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倒逼的结果,此外还与本地区非传统安全特殊性密切相关。正如其他成长机制一样,澜湄合作也面临挑战,包括机制赋权、能力建设和内外协调等问题,未来需要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横向联系,注入可持续动力。     

“双循环”背景下陆海新通道与澜湄合作对接

陆海新通道与澜湄合作对接是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可能突破口。作为国际机制的陆海新通道与澜湄合作匹配基础好、对接难度小。但在对接过程中,仍面临着区域互联互通不畅、合作机制重叠低效,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机制成员国和东盟对中国影响力扩大有疑虑等挑战。由此,可通过加强互联互通建设、增加与其它国际机制的合作、开展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等路径,推动陆海新通道与澜湄合作实现高效对接,进而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中国西南方向实现突破,使中国与中南半岛乃至东盟国家实现联动发展。     

澜湄水资源合作:矛盾与解决路径

澜沧江—湄公河沿岸6国虽然在水资源开发中涌现出各种矛盾,但由于彼此间存在现实利益的交织,所以合作是大势所趋。澜湄合作机制建立后,中国可在这一机制框架下积极倡导推动澜湄水资源合作机制的建立,以实现流域国家间公平合理的水资源利用、分配和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寻求水资源合作治理的道路上,中国应深化与下游国家在防洪、灌溉、航运和水电等水资源开发领域的互利合作;还可通过高层交往、技术合作、合作开发、民间交流等方式,推动与下游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建立并维持良好的周边水资源外交关系。     

湄公河多边合作机制下越南与韩国、印度的合作

近年来,越南重视湄公河合作机制建设,以积极的外交姿态,在继续保持与美国、日本下湄合作的同时,不断加大与韩国、印度的下湄合作力度,成为韩湄合作、印湄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在诸多湄公河合作机制中,越南与韩国、印度的下湄合作与其参与的其他湄公河合作机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既是韩国新外交政策、印度东进政策的战略需要,也是越南自身发展社会经济、加强与域外国家关系的需要。韩湄、印湄合作的发展,为湄公河合作的国际关系增添了新因素,使区域合作与竞争形势复杂,对中国与湄公河流域5国正在开展的"澜湄合作"机制的推进,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澜湄水资源安全与合作:流域发展导向的分析视角

进入21世纪,澜湄流域的人口增长、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增加了各国用水需求,而各国对水资源的非协调性开发以及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极端天气频发,导致水安全问题凸显,流域可持续发展面临压力。当前,澜湄流域水安全处于中等脆弱状态,但已建、在建和计划建设项目的累积影响将进一步加剧水资源脆弱性。为保障水安全,湄公河国家迫切期望加强彼此之间及与上游的中国在水资源问题上的磋商、协调和合作,其共同水安全需求从低到高可分为四个层次: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及水—粮食—能源协同安全。这四种安全需求是同时存在的,但在流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亦有不同侧重。澜湄水安全合作既要满足流域各国水安全需求,又不能脱离流域的整体发展,因此应正确把握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和深化:尽早建立风险防控协调机制,开展流域国家联合勘察和应对气候变化协同研究;2030年左右建立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合作机制;到21世纪中叶开展全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实现水—粮食—能源协同安全。     

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社会治理的机制研究

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国际化,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实施发挥着积极的支撑作用,是一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大量参与区域性国际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中,国际化程度得到不断提升,同时对本国的外交和国际战略的实施形成重要支撑。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社会治理的成效显著,建立了国际公共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协调的有效机制。本文以现代国家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伙伴关系为理论基础,系统分析美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在国际合作中的机制,详细阐述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活动的实践方式,为我国社会组织提升国际化水平,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澜湄合作中更好地与政府协调共进提供经验借鉴。     

澜湄流域防控跨境犯罪联合执法路径构建：反洗钱的视角

澜湄流域地缘政治复杂,跨境犯罪形势严峻,防控犯罪需要完善联合执法机制。当前澜湄合作机制因其关注安全问题和执法合作,从众多机制中脱颖而出,但如何搁置争议,形成共识,依然需要找准切入点进行路径探索以明确方向。文章从遏制各类严重跨境犯罪资金清洗的反洗钱合作楔入,以此为共识平台,结合实证研究和思辨分析,检视当前澜湄流域联合执法需求与供给,深入剖析当前防控跨境犯罪合作机制利弊,并在完善路径构建方面提出国际、区域、中国3种方案,尤其强调中国路径所倡导的呼吸与共,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越经济合作:现状与展望

越南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邻国之一,也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越两国的经济合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不仅"一带一路"倡议与越南"两廊一圈"构想达成战略对接,"澜湄合作机制"下的中越合作也卓有成效。尽管近些年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一直影响着中越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但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依然使中越合作存在巨大的空间。特殊的地缘和多重合作机制又保障了中越经济合作的长期稳定性,经济合作的成效又反过来会进一步促进双方关系的全面稳定。     

“一带一路”建设的七年回顾与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大抉择,旨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进程,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七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完成顶层设计的"大写意",正在绘制聚焦重点和项目建设的"工笔画",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方面成就卓著,并形成一系列合作理念和机制规范,推动沿线国家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涵盖经济贸易、政治外交、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保驾护航下,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造健康丝绸之路以推进全球公共卫生平台建设,并展现出美好前景。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新阶段、新挑战与新思路

在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中东欧国家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经历60多年的曲曲折折之后,当前已经进入网状式全面发展阶段。中东欧16国是不同国家类别的组合体,处理与发展好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是建构新型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创举,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中国发展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积极探索互信合作、机制建设、平台搭建、软实力建设以及加强智库研究等方面的新思路。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新阶段、新挑战与新思路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中东欧国家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经历60多年的曲曲折折之后,当前已经进入网状式全面发展阶段。中东欧16国是不同国家类别的组合体,处理与发展好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是建构新型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创举,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中国发展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积极探索互信合作、机制建设、平台搭建、软实力建设以及加强智库研究等方面的新思路。     

第四届中国-东盟智库对话会在柬埔寨举行

正9月21-23日,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ASEAN-ISIS)联合主办,柬埔寨合作与和平研究所(CICP)承办的第四届中国—东盟智库对话会在柬埔寨暹粒举行。苏格院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会议就中国—东盟对话关系、中国与东盟澜湄合作机制与次区域合作、共同应对区域性海上安全挑战等议题展开讨论。     

金砖国家合作的动力:国际认知及其启示

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一直高度关注,尤其是在金砖国家合作动力问题上的论争尤为突出,出现了来自悲观派的动力匮乏论、来自乐观派的动力充足观和来自观望派的动力不稳定说三种认知,而这些认知大致反映出权力政治、利益和谐、身份政治、功能"外溢"和全球治理五种不同分析视角。全面把握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国际认知,对在新形势下推进金砖国家合作有重要意义。为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可持续合作,我们不仅需要讲好金砖故事,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还要在国际认知分析中寻求新的合作增长点,即通过创新合作机制和推进共识行动,将金砖国家建设成更大范围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     

浅析“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国农业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农业外交是一种古老的外交形式,也是一项崭新的研究议题。当前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开展与沿线国家的农业外交提供了新契机——为加快中国农业的国际化经营及农业外交注入了内动力,沿线国家对于发展对外农业合作的强烈需求为中国的农业外交提供了外推力,中国与沿线各国资源的契合为中国推进农业外交搭建了牢固的桥梁。当然,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开展农业外交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包括对象国的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中国与对象国之间在农业合作中的技术层面问题、自然灾害与动植物疫情风险以及国内部门利益竞争等。要搞好农业外交,中国需要做好农业外交的顶层设计,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有效的双边及多边农业合作机制,扩大与涉农国际组织与相关金融机构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