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安全共同体的特征及中国在其建设中的作用

在2003年召开的第9届东盟峰会上,东盟第一次提出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的目标.2004年,东盟通过了《东盟安全共同体行动计划》,提出建设东盟安全共同体的五大战略重点,即政治发展、形成和共享规范、冲突预防、冲突解决和冲突后和平建设.2006年5月,首届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召开,明确提出这一会议机制将致力于在2020年前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启动标志着东盟在地区安全合作上朝前迈进了一大步.中国在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从柬泰边境冲突看东盟冲突管理的困境与出路

东盟自成立以来,在地区管理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冲突管理机制。这一机制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柬泰冲突中东盟的无力表现则凸显了东盟冲突管理机制的困境。文章在四个方面提出提高东盟冲突管理能力的途径。     

2014年东南亚政治、安全和外交形势综述

2014年,东南亚的政治、安全和外交形势发生了一些引人关注的变化。在国内政治方面,印尼、泰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围绕即将到来的大选做积极的准备。在地区安全方面,伊斯兰国组织(ISIS)给地区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和挑战,各国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在外交方面,大国平衡外交继续在东南亚各国外交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区域一体化方面,东盟共同体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东盟地区作用在变化中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是一个成功的第三世界地区性组织,对于这一点,几乎没有一个观察家会表示怀疑。的确,在这个习惯于冲突和破坏性混乱的世界里,东盟不仅能生存下来,而且实际上提高了其国际地位和增强了对其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汶莱)的约束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迹。东盟已向东南亚的非共产党国家提供了地区安全的保证,因为东盟的建立意味着印度尼西亚愿意维持领土的现状。鉴于1967年8月东盟成立时,其成员国共同认识到冲突将威胁到成员国政府的安全,东盟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被看成是地区内部冲突的明智结束。为了减少地区内部冲突的毁灭性后果,东盟各国领人便设计出一种进行对话和定期协商的机制,以此作为“对抗后”时代地区安全的基础。东盟成员国在维持领土现状方面意见是一致的,这     

打造东盟身份：必须确立共同命运

东盟制定了一项关于10个成员国实现一体化的计划,并要求它的人民接受一种地区身份。本文提出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东盟如何能制定一些战略来使其人民得以从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心理状态转变为地区公民和可能是文化公民的心理状态?地区和国家的统治机构将如何促使不同国家的人民得以形成一种东盟身份?什么样的关系将导致必要的社会资本使关心公益事业的民逐渐形成一种共同属性意识?教育如何能在这个过程中起一定的作用?提出上述问题是基于这样的理由:要确立东盟身份,就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机构和拥有足够数额的社会资本。潜在的假设是,建立一种地…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发展趋势

本文评估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安全关系发展方向,认为东盟不会发展为军事联盟,东南亚形势总体将保持和平稳定的局面,以合作求安全将继续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安全关系的主线．中国将继续加强与东盟的战略合作,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支持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越南与东盟合作的收益及存在的问题

越南在1995年正式加入东盟后，迅速摆脱了政治孤立的困境，获得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并与东盟其他成员国共同建立相关的安全机制，为越南发展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本文在阐述越南加入东盟的背景和历程基础上，对其与东盟合作过程中获得的收益进行分析，并试图探讨越南与东盟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安全—发展联结”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关系脉络、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东南亚地区新近的安全问题和挑战蕴含着多元“安全—发展”知识背景。长期以来,安全和发展基于“安全—发展”事实本身,由早期的二元分割上升为联结整体,使安全和发展摆脱了原有的抽象分离的样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引领,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和发展互动迎来契机,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日益形成联结并进的新形态。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迈向安全合作,安全合作又助力经贸合作,成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为东南亚地区重要行为体,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发展联结”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然选择,为区域合作提供了积极的示范效应,有利于消解东南亚地区的矛盾、分歧和不确定性风险。这种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和东盟积极互动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调适、升华的产物,超越了纯粹中国—东盟双边范畴,为包容、开放、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建立提供了强大引擎“。安全—发展联结”和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存在理念、目标、功能和手段四维内在逻辑“。安全—发展联结”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采取如下布局和策略进行实践探索：加强战略互信、拓展制度合作...     

大国的东南亚战略及其影响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格局的变动，美、日、俄、印、澳等亚太大国纷纷加大对东南亚的战略投入。东盟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也积极推行大国平衡战略。东盟与大国的战略博弈对中国周边安全稳定、中国与东盟关系以及中国与上述大国关系均将产生深远影响。     

印度尼西亚的非政府行动者在东盟：东南亚的地区主义新议程？

本文分析印度尼西亚的非政府行动者对东盟及其活动的态度。尽管印度尼西亚非政府行动者对东盟有点漠不关心,但其中的大多数还是积极评价了东盟的存在。然而,如果东盟想要赢得更加广泛的支持,那么它就应该放弃它所采取的那种孤傲态度。尤其是这一点,将使非政府行动者得以更多地参与东盟的主要活动和决策过程。在印度尼西亚这个现今比较民主的国家,其国内的非政府行动者将继续要求东盟更加开放和透明。 引 言 自1967年成立以来,东南亚国家联盟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它的地区一体化议程已扩大至包含诸如安全和经济合作等…     

国家间协调与区域安全治理:理解东盟安全机制

东盟安全机制以"东盟方式"著称,基于东盟的经验事实,本文认为,国家间协调是理解东盟安全机制的恰当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评估了东盟安全机制的绩效:在抑制成员国内部冲突、化解东南亚地区国家间争端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同时,由于东盟国家利益分歧,安全合作领域数量少、程度浅;东盟安全机制是中小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其治理能力有限,无法单独解决地区重大安全问题,需要与外部大国相配合;东盟国家对主权独立格外重视,在安全领域缺少制裁机制,导致领土争端无法在区域内得到解决。面对本地区的复杂安全形势,东盟对内需要拓宽、深化安全领域的合作,对外需要加强与大国的安全合作。     

中美东亚冲突管控:第三方的角色与选择

第三方在中美东亚博弈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政策选择对于管控中美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主要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推演,第三方通过在一定条件下的选边站、推动制度构建和协调、促进双方间良性认知,能够在管控中美冲突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间实力对比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背景下,基于实力考虑的"选边站"政策容易导致新的安全问题,第三方在中美间扮演制度推动者和观念沟通者的角色更加值得倡导,东盟系列机制以及新加坡的实践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当前的问题是,日、韩等国对与美同盟体系的坚持,东盟系列机制效能的降低以及新加坡一度将重心转移到实力平衡者而非观念沟通者的角色,都反映出许多东亚第三方的选择正在与管控中美冲突的目标背道而驰。为了地区的和平与自己的长远利益,东亚国家需要采取更加明智和有远见的政策。     

发展中的东盟“中国观”：从威胁到机会？

本文旨在分析为何东盟国家曾经将中国视为威胁，如今却转变观念，将中国视为促进地区稳定和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第一部分将阐述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官方立场的变化，即从“中国威胁论”向“中国机会论”的转变。在80年代，当中国的经济开放促进了其与南部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这种观念的转变尤为突出。第二部分认为，在欧美日经济发展呈现出保护主义趋势，并遭遇发展瓶颈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为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契机。同时，笔者着重分析了中国从地区的不稳定根源向地区安全保障者转化的原因。第三部分指出，尽管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建立起了特殊关系，但中国无法排斥其他大国，尤其是日本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东盟国家问领土边界争端及解决思路

从非传统安全视角看，东盟国家间领土边界争端与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生态安全等因素密切相关。资源储量丰富的区域、文化古迹和无国界的生态体系都成为引发东盟国家间领土边界争端的因素。从安全角度讲，建构东盟“安全共同体”是一条解决东盟国家间领土边界争端有效可行的途径。     

冷战后东盟地区安全机制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

安全机制是当今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本文中，“安全机制”将被界定为“容许国家相信其他国家将予以回报，而在它的行为上保持克制的那些原则、规则和标准。这一概念不仅指便于合作的标准和期望，而且指一种超出短期自我利益追逐的一种合作形式”。而所谓东盟地区安全机制，在文中则主要指的是以下两类机制：一是东盟组织框架内、涉及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二是由东盟主导的、有区域外因家参加的、     

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与中国的对策思考

本文主要从南海争端方国家、非南海争端方国家、东盟3个层次分析了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对于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南海政策；对非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新加坡和泰国的南海政策；对于东盟的南海政策，本文指出协调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南海问题的立场，直接就南海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通过东盟地区论坛讨论南海问题构成了东盟对南海问题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在对策思考方面，本文指出中国未来的南海政策应该侧重以下几点：继续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坚持“双边协商”的具体策略，力避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保持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沟通，确保东盟不致形成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不利的一致立场；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和海洋安全维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Form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lessons from ASEAN

At its Ninth Summit in October 2003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announced its intention to createan ASEAN Community based upon three pillars: ASEAN EconomicCommunity, ASEAN Security Community and an ASEAN Socio-CulturalCommunity. A year later ASEAN established the Vientiane ActionProgramme to realise this goal. The official discourse of communitybuilding is complemented by a vibrant academic debate over whetherASEAN's norms indicate that it is a nascent security communityready to transform itself into a fully-fledged security community.In this article I argue that ASEAN has never been a nascentsecurity community but has instead been a security regime andtherefore its norm compliance does not provide evidence of communitybuilding. If ASEAN is to form a security community then newsocialising norms will need to emerge, which will need to includethe active involvement of regional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in order to bring plurality to ASEAN decision making. Only thenwill the people of ASEAN be able to take ownership of the communitybuilding process. Received for publication December 14, 2005.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July 13, 2006.     

东南亚安全合作构想

本文着重对东南亚安全合作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就我国在东南亚安全合作背景下面临的挑战提出相应对策，认为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应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主动融入和积极推动地区安全合作的发展，为新时期我国国家目标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经济外交与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内涵、实践与效用

经济外交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中国与东盟共同获取"正和"经济利益、化解地区内矛盾的一种新途径。本文从中国对东盟经济外交的实践着手,分析其对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构建中国和谐周边的作用,并探索性地指出中国在对东盟实施经济外交过程中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后冷战时代”东盟安全观的变化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全球安全环境发生重大转变.安全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传统安全意识逐渐让位于新安全意识.东盟也形成自己的新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在安全要素、安全重心和安全范围等方面相对于传统安全观都发生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