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国家领土与边界纠纷的安全视角分析(下)——非传统安全因素

从非传统安全视角看,中东领土边界争端与资源安全、经济安全,以及恐怖主义等因素休戚相关.中东重要的石油和水资源的来源地或储藏地通常位于有争议的边界地区或近海经济区内,从而导致中东地区的资源冲突和经济要道争夺往往与边界领土争端相互交织.恐怖主义不仅激化了中东国家间的仇恨,造成边界领土争端进一步复杂化与国际化,而且常常阻断边界领土争端和平解决的进程.从安全视角讲,解决中东国家领土与边界纠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变国家安全观念与确立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     

中东国家领土与边界纠纷的安全视角分析(上)——传统安全因素

安全是影响中东国家领土与边界纠纷的一个重大因素.从传统安全视角来讲,领土边界争端不仅同国家的军事安全患息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安全也有密切联系.就军事安全来讲,国际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安全边界、地缘政治因素是导致中东边界领土争端与军事安全休戚相关的3个重要因素.就政治安全而言,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制度安全是影响中东边界领土争端的两大要素.     

国家间协调与区域安全治理:理解东盟安全机制

东盟安全机制以"东盟方式"著称,基于东盟的经验事实,本文认为,国家间协调是理解东盟安全机制的恰当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评估了东盟安全机制的绩效:在抑制成员国内部冲突、化解东南亚地区国家间争端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同时,由于东盟国家利益分歧,安全合作领域数量少、程度浅;东盟安全机制是中小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其治理能力有限,无法单独解决地区重大安全问题,需要与外部大国相配合;东盟国家对主权独立格外重视,在安全领域缺少制裁机制,导致领土争端无法在区域内得到解决。面对本地区的复杂安全形势,东盟对内需要拓宽、深化安全领域的合作,对外需要加强与大国的安全合作。     

试论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东盟国家间关系的推动作用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促使区域层次开始凸显为国家间安全合作的主要平台,安全地区化态势使地区合作成为一种新的安全、发展和战略思维。东盟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进展以金融危机为分界线,随后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爆发促使该领域的合作在地区层面展开。通过对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东盟国家合作的多层面分析,可以推断,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在广泛领域内推动东盟国家间合作,而不仅仅局限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文化生态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生态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具普遍性的存在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都与生态问题有关,文化也不例外。当全球进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时代的时候,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构成了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认知系统的新生态特征。文化生态安全是这一现代性的表征。文化生态构成的多重二元结构是文化生态安全构成的结构方式。内部性与外部性文化关系冲突是引发文化生态危机和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的原因。塑造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文化环境是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文化生态保障。文化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的存在形态与结构样式,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机制,文化多样性安全是文化生态安全实现的前提。中国要实现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在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安全的同时,实现从单一时空领域里的文化安全走向系统整体范畴的文化安全,在生态文明系统整体安全观的基础上,建构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产生、演进与建构

研究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产生、发展的演进历程,是我们把握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演变的关键主线,也是了解同期地区主义与区域安全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途径。安全复合体的出现为开展地区安全合作创造了条件,也是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起点。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在构建过程中遵循了安全连续统一体的演进规律,地区安全结构经历了从冲突竞争为基调到对话合作为主旋律的显著变化。东盟国家一方面借此调解和缓和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冲突,达到团结和整合地区安全力量的目的;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推动"地区中立化"的安全机制,实现冷战两极体系下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平衡和稳定。从寻求"共同安全"到地区"合作安全"的最终建构,东盟把一个分裂对抗的东南亚逐步发展过渡成为一个团结互助、相互依存,愿意为了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而共同奋斗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合作典范。同时,冷战时期培育"合作型"安全复合体的实践培养了东盟国家间的政治安全互信,增强了对地区的认同,这为冷战后东盟地区安全结构向更高一级的"安全共同体"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从最初寻求生存的领土安全，到扩大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扩张战略，再到确保其独特欧亚大国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因素已经渗透到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领域中。地缘政治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脉络，对于我国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国家安全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基于边境安全特殊性的思考

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泛安全化”倾向与东亚军备安全风险

伴随着世界格局的更迭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全问题在国家间交往中被关注的程度愈益加深，新的地缘环境和国际背景催生了“泛安全化”倾向。近年来，以地缘热点问题为中心，东亚地缘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南海问题博弈加剧、朝鲜半岛安全威胁增大、域内领土争端难以解决、日本政治军事大国战略提速、台海两岸关系微妙紧张起来、域外国家频繁插手东亚事务等，致使整个东亚地区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泛安全化”的不良倾向。这种状况在影响东亚地缘格局走势的同时，也给该地区带来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地缘安全风险，并触及敏感的军备安全问题。从东亚地区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军费及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目前东亚部分国家军备发展状况相对合理。不过，由于域内复杂多样化的不确定因素、域外势力介入的不可测性以及东亚军备安全的整体庞杂和结构复杂的突出状况，致使整个地区的军备安全前景面临着多种可能性。东亚国家应开展“去安全化”的新型地区合作，推动建立地区性的军备安全风险管控机制，构建新型军备发展与军备安全关系，共同增进东亚地区的安全与和平。     

跨文化翻译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策略研究

全球化进程既是机遇亦是挑战，世界格局也因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机遇意味着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也随之愈演愈烈。在不同文明的交融和碰撞中，国家文化的安全问题凸显出来。国际格局呈现出多极化趋势，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是时代的潮流，但是国际环境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威胁世界和平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国际因素依然活跃。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要求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跨文化翻译涉及文化间的交流，对文化安全负有责任。跨文化翻译工作者应当树立起文化安全意识，并将其与跨文化语境意识结合起来，从国家文化安全的立场出发，提升翻译的语言水平，尊重文化差异，灵活运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英语表达模式。跨文化翻译事业要重点塑造和维护国家形象，积极参与国际对话，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要吸收其他国家优秀的文化成果，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打破“沉默的螺旋”。跨文化翻译要始终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先进性。在推进翻译事业的过程中，维护中国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从而全面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坚定中国模式和文化产品的自信心。跨文化翻译事业将融入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通过对精品文化的内外流通严格把关，为国家的文化安全建设保驾护航。     

东盟管理争端规范及其作用

东盟的产生源于减弱地区安全不确定性，缓解各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与领土争端。东盟发表了一系列文件，并制定了相应的行为规范，建立了管理和解决成员国间冲突的机制。东盟在克服诸多挑战的过程中，在制定冲突管理规范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东盟在建立安全共同体的过程中强调应对和管理冲突的东盟模式，虽然其贡献和作用受到质疑，但在管理东南亚地区冲突方面却得到了普遍认可。     

东盟安全机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东南亚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向来是大国政治和军事角逐的焦点地区。东南亚国家为了保障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安全机制"东盟方式",这一模式在稳定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78 年东盟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展现出东盟安全机制的有效性;但在 2008 年 7 月以来柬埔寨和泰国发生的边境争端中作为不大,则反映出东盟安全机制的局限性。"东盟方式"在这两次重大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截然不同,正反映出东盟安全机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与中国的对策思考

本文主要从南海争端方国家、非南海争端方国家、东盟3个层次分析了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对于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南海政策；对非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新加坡和泰国的南海政策；对于东盟的南海政策，本文指出协调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南海问题的立场，直接就南海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通过东盟地区论坛讨论南海问题构成了东盟对南海问题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在对策思考方面，本文指出中国未来的南海政策应该侧重以下几点：继续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坚持“双边协商”的具体策略，力避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保持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沟通，确保东盟不致形成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不利的一致立场；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和海洋安全维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及其影响

东盟国家安全合作的目的是借助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以镇压内乱和加强边境联防,共同抵御边界和海上的各种威胁。东盟成员间的安全合作主要围绕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建立信任措施、南中国海争端、地区低烈度威胁及军事和防务等领域开展。东盟的安全合作是积极防御性质的合作,它将有利于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东南亚安全合作构想

本文着重对东南亚安全合作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就我国在东南亚安全合作背景下面临的挑战提出相应对策，认为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应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主动融入和积极推动地区安全合作的发展，为新时期我国国家目标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东盟国家失业保障制度研究

本文首先对东盟国家的失业保障制度进行分述,内容包括就业服务与职业技能培训、失业救助、失业保险、失业福利等;接着概括出东盟国家失业保障制度具有发展不平衡、就业导向性强但保障功能弱、学徒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及把遣散费看作一种失业福利等特点;本文提出了东盟国家失业保障制度由失业救济向失业保险并最终向以失业保险为主体,商业保险与社会援助为补充的多支柱的就业导向型的失业保障制度过渡的发展趋势。     

Recent Sino-ASEAN Cooperation and Its Regional Impact

Since the year 2000, China and the ASEAN countries have promoted mutual trade and investment, strengthened political trust and increased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economic aid, security, and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realizing that China poses no threat to other countries. With China 's growing influence in ASEAN, the U.S., Japan, and other big powers have increased their strategic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to try to maintain their long-standing strategic advantage in the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ASEAN countries are trying to play off these big powers against each other to maximize their own advantage.Ma Yanbing is Research Professor of CICIR.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东亚区域合作外交

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中,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前,东亚区域合作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外交中一个日益凸显的亮点。在新地区主义理论的视野中,中国提出新安全观,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出并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思想,为新地区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积极推进“10+3”合作,着力发展“10+1”;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支持东盟为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所作的努力;以“10+3”机制为契机,深化中、日、韩三国合作。在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中国应在加快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让东盟国家从中切实受益;继续坚定不移地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挥大国作用;切实按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处理同有关国家的海上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大力发展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切实推进三国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建设性的合作精神发展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