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的对澳大利亚政策——基于“中等强国”行为逻辑的认知

在国际关系中,中等强国是一类值得关注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作为典型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在外交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且在西太平洋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国对澳政策的传统思维受历史经验和意识形态所限,对澳大利亚重视不够。澳大利亚在二战后的对外行为中存在一个"中等强国"的行为逻辑,认知这一行为逻辑有助于打破中国对澳政策的思维定式,开拓中澳关系的新局面。在中国外交中,中等强国应当被纳入到战略布局的思考当中来。     

联盟困境、理性选择与澳美同盟的有限升级

任何联盟内部都存在联盟困境(即"被抛弃"与"被牵连")。在"美主澳从"的澳美同盟中,澳大利亚也面临着联盟困境:如果强调战略自主性则担心"被抛弃";如果强化澳美同盟则担心"被牵连"。在中国快速崛起、美国战略收缩和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澳大利亚认为有限升级澳美同盟——对美国欲"距"还迎——是其缓解联盟困境的理性选择。首先,有限升级澳美同盟不仅可以大大降低"被抛弃"的风险,而且有望提升地区影响力,同时有助于提升澳在中美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其次,由于中美两国仍将长期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澳大利亚"被牵连"至中美军事冲突中的可能性很小,而当下澳美同盟的有限强化对成熟稳定的中澳关系冲击总体有限。澳大利亚为了缓解联盟困境、提升外交地位,有限升级澳美同盟,不仅使澳大利亚收益颇丰、成本可控,收益大于成本,而且中澳关系保持有限紧张是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     

澳大利亚外交新走向

由于战略合作的需要,澳大利亚和美国仍然保持着冷战时期建立的同盟关系.与此同时,随着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不断增多,澳大利亚越来越重视亚太地区,其外交重心愈益向亚太地区倾斜.现在澳外交上处于由只有对美关系一根支柱向对美关系和对亚太关系两根支柱过渡的时期.     

从租借达尔文港看澳大利亚的中美平衡外交策略

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推行平衡外交策略,欲达到三个目标:一是重构澳美同盟,提升自身政治话语权;二是化解双重忧虑,保障本国的经济利益;三是发挥战略主动性,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达尔文港的租借问题集中反映了澳大利亚的策略意图。澳大利亚的国家实力、地缘优势和国际环境等因素,为其推行平衡外交策略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中美两大国的关系走向和亚太地区的格局演变也直接影响其平衡外交的效果。此外,澳大利亚还要面对国内舆论压力。在中国周边国家中,澳大利亚的地位和影响既典型又特殊,洞察其外交策略和利益取向,对中国走出周边困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借力”与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

太平洋岛国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为了克服自身实力弱小、与地区霸权国气候立场严重相左等困难,太平洋岛国借助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和域外大国的权力资源,利用澳大利亚开展"中等强国外交"对太平洋岛国外交需求上升的局面,形成了有利于地区气候治理的外部条件。在此过程中,太平洋岛国采取构建治理框架、利用机制竞争与设置地区议程等策略与举措,促使外部权力资源在具体情境下成功转化为实际成果,从而推动了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不过,这一进程可能面临全球治理重点偏离气候变化、太平洋岛国地区被进一步纳入"印太战略"、澳大利亚在疫情背景下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等制约因素。     

越南战争时期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缘由析

越南战争时期,澳大利亚不仅支持美国的战争政策,而且派军队参与美军侵略越南.同时,澳对华政策愈趋强硬,仇华、反华达到顽固不化之程度.当时,我国政府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外交政策予以猛烈抨击,痛斥澳为美帝的"走狗"和"仆从".澳大利亚之所以固执反华,是由其国防与外交战略决定的,是其内政、外交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冷战后澳大利亚对东帝汶政策的评析

在东南亚地区，随着束埔寨问题的解决，东帝汶问题就成为该地区最主要的安全问题之一。东帝汶问题自1974年印尼入侵东帝汶以来一直是地区热点之一。在东帝汶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外部大国特别是澳大利亚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东帝汶独立过程中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来探究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强国的外交逻辑。     

澳大利亚公共外交探析

澳大利亚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系列公共外交品牌活动.就发展动因而言,澳大利亚发展公共外交是其中等强国地位尤其是顺应地区战略格局演变的内在要求,是其树立积极正面和负责任的国家形象,以及增进国内社会对世界了解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全球公共外交间激的结果.在发展局限上,澳公共外交的全员参与意识不足,其组织体系、运作机制、战略规划力和执行力都有待提高,传播体系和品牌活动还有许多缺陷和亟待解决的挑战,当然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其国家外交战略的内在缺陷.     

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日本的对华外交深受国际体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影响。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竞争加剧,以2017年为分水岭,第二次安倍内阁领导下的日本的整体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从"战略制衡"向"战术避险"方向的转变。在2017年以前,日本为了联美对华实施"战略制衡",在外交方面,以"印太战略"孤立中国;在安全方面,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和强化日美同盟;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冷淡态度。在2017年以后,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对华实施"战术避险"。在外交方面,加强印太战略的开放性、领导人互访和对华自制;在安全方面,继续强化国防上的内部制衡;在经济方面,有条件地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并对华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展望未来,令和时代的日本将是一个拥有部分战略自主的中等强国,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维持与中国有距离的交往,力图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角力中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苏格院长率外交部专家小组访问澳新

<正>7月16日至23日,苏格院长率外交部专家学者小组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代表团拜访了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澳国际事务研究院、澳国立大学、澳中工商业委员会维州分会及新西兰外交贸易部、新中关系促进委员会等机构,就中澳、中新关系及"一带一路"等议题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