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论析

拒止性威慑的思想源远流长,作为一种军事战略的拒止性威慑具有广泛性、实时性和受挑战性三个主要特点。拒止性威慑的思路相比惩罚性威慑更具操作性,在信息化战争时代也更具优势。美国战略学界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中美实力日渐接近的情况下,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是较优选项。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兴于特朗普政府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加强军事系统弹性能力建设与发展新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拜登政府则在“一体化威慑”框架下应用对华拒止性威慑,发展深度防御能力。美国对拒止性威慑战略的理解与应用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偏重防御的拒止性威慑模式。该战略的目标是联合盟友阻止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快速军事行动,维持和巩固在该地区的军事主导权。虽然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的实践受到了诸多内外因素制约,但其给中美带来的负面影响仍在不断加深,并对地区安全构成巨大挑战。中国需要主动培塑有利于军力发展的良好环境,发展新技术装备,应对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实践造成的军事胁迫,降低各类战略风险。     

美国对华常规威慑战略的调整

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军事现代化极大地侵蚀了美国在全球军事上的绝对主导地位,并导致美国对华常规威慑的可信度受到挑战。随着中国常规威慑能力上升,美国战略界鼓吹调整对华常规威慑的理念和战略,提出了“一体化威慑”概念,重视对中国施加拒止性威慑,使中国相信不会在军事行动中实现目标,以达到威慑中国的意图。在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试图从加强国防科技建设、提升拒止性威慑能力和巩固亚太盟友关系三个方面着手,强化对中国的威慑效用。中美常规威慑能力的此消彼长和常规威慑战略的攻守态势转换,深刻影响着两国战略竞争的形态,也对世界和地区的安全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中美常规威慑能力的变化,不仅推动美国统筹考虑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也推动着中国重新思考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关系,并迫使美国调整军控政策,对全球军控体系产生了长远影响。     

中美不对称核稳定与美国战略机会主义论析

中美两国安全关系在两国总体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对于维护两国安全关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核威慑实力弱于美国,中美之间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战略稳定关系的不对称核稳定态势。中国对美国存在一定的核威慑能力,但有效性仍有差距和不足。这一差距容易使美国产生压制和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机会主义思想。实施限制损伤战略、发展导弹防御能力、进行战略反潜是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机会主义的主要行动。美国谋求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打破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企图,与中国努力维持核威慑能力、维持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行为形成了两股力量相持的态势。中国应重点提升核武器的质量,提高威慑信号的传递效能,以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打消美国战略机会主义心态,维持两国间的战略稳定,特别是危机稳定性,筑牢遏制战争爆发的基础。     

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军事外交评析

军事外交和军事合作在美国的东南亚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围堵中国的战略选项。美国军事重返东南亚的战略部署完成于反恐战争时期。在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的背景下,美国对东南亚的军事外交强调与盟友和战略伙伴的双边军事关系,也注重在多边场合的战略阐释,通过军事教育与合作项目向东南亚内陆国家实施军事渗透。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军事外交打破了中美地缘战略平衡,中美战略博弈日趋复杂。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基础与障碍——基于对外战略核心理念的分析

探讨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关注中美外交战略的核心理念。中美两国外交战略的分歧源于核心理念的不同。美国的外交战略核心理念体现为"领导地位"和"伙伴关系",其目的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中国的外交战略核心理念则围绕"独立自主"和"相互依存"展开,其目的是成功实现和平崛起。以不同外交战略核心理念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必然存在结构性矛盾与障碍。如何化解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克服障碍,避免走中苏分裂的老路,是关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成功构建的关键。     

新世纪以来中国和美国对拉美地区公共外交的比较

21世纪以来,随着拉美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中美两国出于国家利益需要而加强了对拉美国家的公共外交,但中美两国在公共外交目的、资源基础、技术运用、实施机构和城市交往等方面都存在差别。在公共外交目的方面,中国希望借助公共外交来传播中华文化,加强拉美民众对中国真实情况的了解,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发展营造有利环境;美国则是为了传播自己的价值观,遏制该地区恐怖主义的蔓延,加强与拉美的经济合作以巩固和提高美国的国际地位。在公共外交资源方面,中美两国运用的物质性资源大致相问,但由于中美两国文化和国情迥异,美国运用的非物质性资源与中国有所不同。在公共外交技术运用方面,中美两国都注重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但美国在技术运用方面明显优于中国。在公共外交实施机构方面,中国主要通过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来开展公共外交活动,而美国的公共外交机构类型更丰富、数量较多且功能较为齐全。在城市外交方面,与中国相比,美国与拉美国家缔结友好城市的历史更悠久,覆盖的国家及城市数量远远超过中国,且美拉友好城市之间的活动类型更丰富。本文认为,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虽然有所下降,但仍不可小觑;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公共外交虽路途艰难,但前景光明。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论冷战后美国的强制外交

强制外交与威慑一样,主要依靠武力的潜在运用或者说主要通过威胁使用武力,以达成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强制外交是冷战结束后一个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现象,该术语也是当前西方国际关系和战略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的重要术语之一.本文在剖析西方强制外交理论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冷战后美国所实施的两个典型的强制外交案例,着力阐释当代美国强制外交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并扼要进行一些评析.     

美国“一体化威慑”的战略逻辑：以AUKUS的演进为范例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拜登政府正式提出并实践“一体化威慑”战略概念。“一体化威慑”意味着通过跨越领域、区域、冲突域、部门、盟国和伙伴等五个维度的“一体化”调度，统筹“拒止性威慑”“韧性威慑”“直接和集体施加成本进行威慑”三种威慑逻辑，针对特定的竞争对手和安全问题施加威慑。在战略逻辑上，美国以“不对称多极”格局为基础，以海洋特别是西太平洋为主要场域，以中国为主要威慑对象并以“印太”为建构区域，通过“网络化”的作用方式，灵活统筹并“量身定制”地施加威慑。在“印太战略”推进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成为美国实施“一体化威慑”的范例。AUKUS由美国联合最亲密盟友发起，针对美国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以西太平洋特别是南海、台海、东海为战略前沿，通过将“欧洲—大西洋”引入“印度—太平洋”来加强跨区域威慑，并以“全政府”方式运作，囊括核潜艇、高超声速等先进能力、网络和太空等重要领域，考虑不同冲突形态，不断取得进展。然而，AUKUS的进一步推进将面临诸多“一体化威慑”固有的内在和外在困难，未来仍存在不确定性。     

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中的推手作用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战略制定与实施团队”（简称“战略团队”）在其亚太政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这个战略团队所推动的政策转型对中美日三边关系以及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者通过案例研究梳理了美国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和实施《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从而实现其外交安全格局“华丽转身”的政策制定过程。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中的战略团队对这次转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核心力量就是当时的美国亚太政策“三驾马车”——约瑟夫?奈、傅高义和库尔特?坎贝尔。这一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转型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包括：它成功地阻止了日本漂离美国的趋势；加强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双边战略关系；重新确立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这次战略转型既为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也为中美日三边关系增加了良性互动的可能性。美国战略团队举足轻重的推手作用是值得所有关注美国外交政策和亚太国际关系的学者专家和相关人士高度重视的。     

近年美国网络威慑理论研究述评

网络威慑理论研究是美国新一轮威慑理论研究的重点。美国网络威慑理论研究是顺应美国军方扩大威慑领域的要求而出现的，其目的就是为美国实施网络威慑战略张本，并为完善该战略出谋划策。美国网络威慑理论研究近年主要围绕“归因问题”、如何传递威慑意志与决心、如何进行拒止威慑和惩罚威慑等问题展开。下一步，美国网络威慑理论研究的重点将是：如何对潜在对手进行惩罚报复？如何界定网络攻击在哪些情况下等同于武装攻击？如何解决报复过程中的相称问题？如何对不同行为体做到“量体裁衣式威慑”等。     

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逐步展开与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诸多挑战，而且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从战略意愿与战略能力两个关键变量来分析，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战略对抗的可能性不大。中国需积极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外交方略。     

美国对缅甸公共外交评析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大背景下,缅甸的地缘政治地位日益突出.随着缅甸民主化进程的顺利推进,中缅关系的迅速发展,美国对缅甸的外交政策发生了转向,突出地表现为美国加强了对缅甸的公共外交,具体表现为:加大对缅甸公共外交的投入和预算;重视与缅甸的人文、教育交流;强调对缅甸输出美国政治价值观.美国加强对缅甸的公共外交,对中国影响较为深远,尤其体现在对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未来发展,对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实施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三个方面.对此,中国政府在对缅政策中应做到与时俱进,建立两国间的互信机制,加强对缅甸的公共外交投入,促进两国关系的和谐发展.     

拜登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及其对中国的生物安全“竞赢”战略

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了《新冠应对和大流行防范的国家战略》《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和实施计划》等聚焦生物安全的系列文件和倡议，标志着生物安全战略已经上升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议程。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生物安全危机，拜登政府通过调整国内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加大生物安全领域的投资和开展卫生外交三种路径来推行其生物安全战略。该战略呈现出“全社会”“伪多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化”等特点，其目标在于：以促进美国生物安全强化美国整体国家安全、以生物安全为议题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以发展生物产业巩固美国生物技术霸权。在美国已确立对中国实施全面“竞赢”战略的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竞争的场域。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制度和生物技术经济两个方面。拜登政府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和以“竞赢”为基调的生物安全战略使得中美生物安全合作前景黯淡。     

胁迫式外交: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转型

以特朗普政府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为标志,世界进入美国启动的战略竞争新时期,地缘政治争夺和大国竞争再度成为世界政治的突出主题。美国重振和维护世界主导地位的目标未变,但"胁迫式外交"成为特朗普政府推行对外战略的常态,美国对外行为出现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显著的变化,表现为重新激活战略军事威慑以压制战略军事竞争对手、以贸易热战和科技冷战方式打压战略经济竞争对手、以政治勒索方式逼盟友承担义务、以极限施压方式压制地区敌对国家、以退群和搅局方式阻挠多边外交。美国推行胁迫式外交与特朗普个人的执政风格相关,但根本性的原因是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和战略竞争时代的来临,推动美国对外权力输出发生了转型性变化。这也意味着美国对外权力输出方式正在发生从软实力向硬实力、从依赖制度优势向依赖实力优势的巨大偏转。美国所谓国际"领导力"正加速蜕变为维护美国特权的"胁迫力",美国权力输出的这种变化可能代表着未来美国外交发展的一种长期趋势。     

中国崛起:美国的认知与反应

随着中国加速崛起,中美的利益合作和竞争愈益具有世界影响和全球意义。美国对中国的心态是复杂的:它一方面在外交、经贸、安全等领域需要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发展对其至上地位和利益形成挑战。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和战略判断,华盛顿的决策圈和舆论界几经辩论,终于在“中国威胁论”和“和平崛起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两面下注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不仅将决定中美双边关系的性质,而且将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发展走向。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历史演进

自20世纪50年代人类开发利用太空以来,太空威慑作为美国与苏联战略博弈的手段之一就已经出现.冷战时期,太空能力的进步先是作为美国政治和技术实力的标志成为国家整体威慑战略的一部分,其后又与核威慑紧密结合,在美苏“相互确保摧毁”和“相互确保生存”的威慑态势中发挥作用.冷战结束后,太空威慑逐渐与核威慑战略分离,成为独立的威慑手段.1996年,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太空政策》明确提出太空威慑的概念.     

对冲的迷思：结构压力、战略认知与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研究

2010年是二战后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节点，中日在国际政治中的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关键转换，这种变化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冲击，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特征和形态及其战略抉择背后的国际政治逻辑逐渐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搭建新的分析模型，提取出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两大核心变量，结合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历程，从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分析层次阐释了日本对华外交战略产生及演变的机理。通过前景—威胁理论的分析可以得知，自2010年以来，日本并没有在中美两国之间对冲，结构压力的增强和战略认知的变化促使其采取了明确且坚定地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国家战略，获得美国安全保障超过了日本对中日经贸合作收益的期待。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和中国的迅速发展刺激了日本所谓的地缘恐惧感，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协调日本“对冲”空间存在的条件并不充分。在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进程下，中日需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求同存异，努力构建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中美两国太空安全领域的互动

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是国际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广泛利益,涉及其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声望。中美两国之间的太空关系,事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尽管两国都主张太空安全,但是中美太空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太空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考虑和实施太空政策,谋求太空安全;美国则是推进太空武器化,保证美国治下的太空安全。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不仅研发更先进的(反)太空技术,而且也禁止中美太空合作,同时拼凑同盟,封堵中国(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应对美国太空封堵手段相对较少,只有潜心发展自己的(反)太空能力,才能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场合下,在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与自愿性质的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准则两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互不妥协的对抗。为降低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对抗烈度,中美两国开启了民用太空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未来会启用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处理太空安全问题。     

“多边施压”：美国对华外交策略新动向

近年来，美国在一些中美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议题上开始较多采用对华“多边施压”策略，即试图通过推动国际社会对一些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国家进行孤立和制裁，或建立某种针对中国的“多边联盟”，以达到迫使中国与美合作或对美让步的目的。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美国在诸多议题上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以及中国希望通过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来维护本国利益等，是美国调整对华外交策略、对华更多采用“多边施压”外交的驱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