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全球契约：十年回顾与展望

联合国全球契约的第一个十年可谓成就斐然。就规模及影响力而言,联合国全球契约已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冲击,推动了国际规范的形成及传播,有力地塑造了关键问题领域的全球议程。这既得益于它对外部情势的运用,所谓“借势”;也得益于其自身的某些特性,所谓“造势”。如今,联合国全球契约刚刚步入第二个十年,内部、外部两个层面的因素制约着它的发展前景。     

联合国面临的新挑战与全球治理*

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入变化，联合国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提高应对各种新问题的能 力，如何应对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多边对话机制的竞争。联合国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需要以全球 治理为价值取向，改革内部结构，加强与相关国际行为体的合作，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论析

中俄两国在太平洋、北冰洋等海域存在诸多共同的海洋安全目标和利益，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不仅可以在理论层面丰富发展国家间海洋安全合作的内涵，也可在现实层面改善两国的海洋安全环境，维护两国海洋安全权益，同时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做出贡献。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俄关系的相向而行给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外交环境。中俄两国多层级、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为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交流沟通平台。北极地区作为新疆域为中俄海洋安全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向东看”发展政策也在不断拓展双方共同的海洋安全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互信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海上防卫方向不完全重合、世界海洋安全环境的复杂与敏感”等问题。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强中俄海洋经济的合作、积极构建海洋安全利益共同体以及合理规划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拓展空间，可有效应对双方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同时，推动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为新时代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深化保驾护航，也有利于促进全球海洋安全的制度化建设。     

联合国应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为关切的重大课题。联合国可通过以下途径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拥有一套服务于全球治理的完整机构;制定规范、规则和行动计划;提出新的思想理念和预警;负责进行组织、推动和监督实施。但美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成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最大障碍。中美等两种对立的全球治理观开展了激烈的博弈。     

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南海“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

"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倡议的提出与实施,在理论上推动了新一轮国际发展合作、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在实践上则为全球海洋治理注入强劲的新动力并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新的向度与范式。然而,在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南海"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面临着治理主体乏力、客体局限以及机制薄弱等问题。为此,必须从鼓励多领域共同推动的"蓝色"合作、培育多元化紧密互动的"伙伴"主体、保障多层级合作联动的"关系"结构等3个方面入手进行优化。     

全球发展治理视域下的“一带一路”建设

作为全球发展治理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将国内贫困治理的有效经验融入全球发展治理的制度化进程,以广泛多元的国际合作助推经济增长新理念与包容发展新模式在全球的共享,体现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中国式发展观。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正经历转型,处在这一进程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样面临来自权力结构、运行规制、能力建设与项目合作等方面的深刻挑战。全面建设"一带一路"、推动民生改善与全球发展,需要始终将人类发展共识作为核心建设理念,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贫困治理的有益经验,积极搭建与联合国主导下的各类发展机制的合作平台,重视发挥基层治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支撑作用。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卫生治理

为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威胁和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的功能失调、维持组织活力,二十国集团积极介入全球卫生治理,并成为推动全球卫生治理的新生力量。利用自身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机制优势,二十国集团在议程设置、多边融资机制建设以及影响相关多边机制等方面促进了全球卫生治理,但也面临着成员国间卫生优先事项存在差异、缺乏有约束力的监督机制等挑战。营造有利于全球疫情防控的政治环境、推动自身卫生治理机制化以及强化世界卫生组织作用,将是二十国集团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方向。     

核安全峰会、全球核秩序建设与中国角色

长期以来,在全球核安全领域已经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管理制度,其中,美国扮演了主要角色。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核安全峰会倡议是美国试图延续其对全球核秩序的领导做出的又一轮努力。但是,由于奥巴马政府的动员能力有限,更重要的是美国已经越来越难以将其利益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奥巴马政府的核安全议程面临进展缓慢、甚至是停滞不前的局面。奥巴马政府在全球核治理议程设置方面面临的窘境提示人们,全球核治理应该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国际社会的真正利益需求。全球核治理需要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已经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凭借经济和科技能力、政治影响力以及更具代表性的身份特征,应该在全球核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的重要成员、作为发展中大国、作为在世界事务中拥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应该为全球和地区的核秩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并就如何构建更加贴近民生需求、更加符合各国国情、更加持久的核安全治理提出了基本设想。     

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利弊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面临三大机遇同时也是三大挑战.其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提供公共品的能力下降;联合国体系难以适应新的全球问题;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开始共同设定全球治理的议程.其二,全球气候变暖和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发展的首要议题.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全球海洋治理区域主义路径的发展与中国因应

在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大背景下,区域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地位快速提升。由此,区域主义路径的蓬勃壮大成为当前全球海洋治理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它与另一种主要的治理路径,即全球主义路径既有矛盾和竞争的一面,更有兼容和互补的一面,共同致力于全球海洋的善治。区域主义路径的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实践中表现为各种区域性国际组织、治理机制、谈判阵营、立法活动和合作项目的方兴未艾。然而,区域主义路径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施效果受到政治互信水平、利益整合程度、区域组织力量、域外介入性质等因素的制约。区域主义路径的继续加强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应在“周边—域外—全球”三个递进的层面共同发力,以更好地回应并促进区域主义路径的发展。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治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海洋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而海洋法治建设则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通过海洋立法、修订已有涉海法律、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法律与规则的制定、坚决捍卫国际海洋法治等举措,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海洋法治体系,切实提高海洋治理能力,从而为全球海洋秩序变革做出自身贡献。     

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理念是:印度应推动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保持在全球治理中的战略自主性;全球治理必须尊重国家主权;南亚应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地区。秉持这些理念,印度参与了许多领域的全球治理,并做出一定贡献。但印度在全球治理中仍面临目标与能力之间存在落差、话语权较弱、全球治理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周边国家疑惧等挑战,这些挑战限制了印度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北极治理困境与协同治理路径探析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引发北极争夺加剧,从而凸显北极治理的重要性。但是,受到北极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国际法在北极适用的模糊性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北极治理不但存在制度"碎片化"导致的有效性不足问题,也面临北极争端加剧的现实挑战。在此形势下,新的北极治理模式应当走协同治理的路径,即通过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促进制度间有效互动、发挥北极理事会的协同平台作用和培育共同体价值共识,来实现北极事务中的合作共赢。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策略优化研究

海洋污染合作治理作为公共政策本质上是要解决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东亚海域污染情况复杂,合作治理难度大,尽管目前已有东亚海洋协作体、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等合作机制,但成效甚微。"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回应了多极化时代背景下全球海洋污染治理格局变化,聚合了海洋污染治理的全球共识,为解析和指导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深描东亚海域污染各治理主体在合作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揭示其行动逻辑及作用机制,深刻分析存在的问题,阐释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博弈产生的动因,通过经典博弈模型描述中日、日韩、不同发展程度国家间及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博弈过程,能够解释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效果欠佳的症结所在,进而需要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全面优化各治理主体行动策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完善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机制提供中国方案。     

全球公共卫生难题及其治理路径北大核心

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促使公共卫生问题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当前全球公共卫生面临多元治理主体权责不明、卫生公共品供需失衡、医疗技术与疾病信息的获取存在能力鸿沟和共享壁垒等难题。导致全球公共卫生难题产生的原因有,全球卫生治理与国家卫生治理的优先议程不同、"安全型"与"发展型"卫生治理模式有差异、单边和多边的治理途径有别以及逐利与公益之间难找契合点。可从多层级卫生治理主体的协调与整合、多个治理环节紧密衔接、加强卫生领域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总结地区治理经验等方面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作为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为此不断提高本国的卫生治理能力,注重综合运用资源和技术等多种支持途径、提供体现地方差异和高融合度的卫生公共品,并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新规则和新标准的制定。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与中国角色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凸显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此次疫情防控一方面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诸多困境,另一方面也预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改革和重构,包括全球治理理念转变、全球治理主体调整、全球治理客体重心转移、全球治理规则创新以及全球治理动力再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在G20等多边机制下积极发挥抗击疫情的重要作用;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扩大中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影响力;建立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为全球治理树立信心和标杆;发展"一带一路"国际治理合作平台,着力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加强东亚区域合作抗疫,提升亚洲国家全球治理地位。总之,中国将与各国协作共同塑造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     

三大全球倡议的普惠性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属于全球公共产品，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理论、历史、实践和价值上的统一性。三大全球倡议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与联合国承担的全球使命相契合，有助于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也为中国加强与联合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抓手。中国携手联合国积极推进三大倡议的落实，有利于全球合作，而且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更大贡献。     

城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随着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以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正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城市气候变化主场外交、气候城市联盟和碳市场治理这三个层次出发,研究全球气候治理多边层次的突破性进展。在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多元化这一大背景下,城市在这一治理体系中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城市在气候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承办历次全球气候大会;构建跨国城市气候治理网络对话和共同行动平台,以及培育城市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碳市场。城市是试验性全球气候治理的先锋,其政策实践虽然基于地方,却又通过国内和跨国网络传播到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其他部分,从而推动着体系的发展和转型。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逻辑特征与时代价值

近些年，全球治理遇到诸多困境，严重影响了全球治理效能的发挥。针对全球治理赤字和西方理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及融入世界的基础上，提升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在当前的大变革时代，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从整体主义世界观出发，系统地回应了全球治理在主体、客体、规则、价值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了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解决全球性问题、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全球主义价值和人类共同价值等全球治理主张，反映了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系统性以及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