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摩擦的国际规则之争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美之争是全球治理陷入当前困境的外在表现。全球化发展至今,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全球治理最大的困扰,如何在全球权力结构变化之下调整治理思路、模式以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具有跨界特征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现有的全球治理具备了奥兰·扬所提出的国际制度变迁的内部矛盾、权力结构变化、外部压力等要素,已处于明显变革之中。与全球治理并行推进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议程"),以新型伙伴关系合作、多元化等核心理念获得了全球最大范围的支持,并由于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而承载着全球治理的责任。"2030议程"在理念普适性和目标务实性方面的优势,为全球治理以可持续治理为新内涵实现理念的转换和相关实践提供了机会。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主导力量不足以及公共产品匮乏的现状,将严重制约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落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进相关国家、地区的有效发展和治理。~①中国在主动提供治理公共产品的同时,不断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多方参与分享的创新理念提高相关国家的参与能力,为国际可持续治理培育和储备支持力量,并推动解决治理变革的关键制约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得到全球认可和支持,全球可持续治理将不断从中获得现实和潜在的改革动力。因此中国可以更多的担当,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角度,通过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充实,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基于公共性的回归

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公共危机,全球治理彰显了一种新的公共性的特征。在政治权威方面,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危机治理之中,带有公共特点的私有权威正在公共治理中崛起;在公共领域方面,公共性不再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全球社会和全球公共领域之间的疆界变得复杂;在公共产品方面,公共性超越了普通公共产品所带有的工具性和经济意味,更多地体现为公共实践。由此可见,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重要性正在增强,但这种公共性已不再需要对其设置特定的边界,它正逐步演变为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系列实践,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归。其中,中国也努力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负责任地提出了"中国方案"以及参与或主导建立若干全球性机制等实践,推动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扩大。     

“全球公地”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公海、国际空域、太空等全球公共区域——"全球公地"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日渐凸显。为真正实现"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民主化和公平性,中国不仅要主动参与"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讨论,还应积极参与维护"全球公地"安全的实际行动,以及"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改制与建制工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全球公地"的开放和稳定。     

“健康丝路”视角下的中国与全球卫生治理北大核心

在多次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不断提升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并加快融入全球卫生治理体系。随着"健康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和推进,其效应不断外溢并对国际双边和多边卫生治理合作产生深刻影响,有力促进了区域和全球卫生治理理念的创新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当前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既凸显了共建"健康丝路"的重大战略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对"健康丝路"的行稳致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为推动"健康丝路"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未来中国应以构建生物安全体系、完善国际多边治理架构和提升"健康丝路"机制化水平为建设路径,不断夯实"健康丝路"的基础和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

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为维护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各国的开放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自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多边贸易体制缺乏公正性,区域贸易协定不断涌现,导致全球贸易治理出现"碎片化"趋势,非正式制度安排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全球贸易治理机制的缺陷导致了诸多治理低效率问题,逆全球化浪潮就是贸易治理机制低效率的突出表现。此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地位日益上升,现行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所界定的利益分配格局越发不合时宜。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并付诸实施,将会引领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促进全球贸易治理向公正导向、发展导向转型,将整合"碎片化"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引领新的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全球贸易治理提供新的多边合作平台。"丝路新秩序"为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设定新范本。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全国首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综述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成为时代需要,全球学成为新兴交叉学科,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研究的时代任务。在此大背景下,2013年6月20日,全国首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治理变革与国际法治创新"。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     

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印度制造业优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受政治、经济、机制和自然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全球链变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得益于人口红利丰厚、投资环境改善、支持政策加码、中美博弈升级、中国经济转型等一系列利好因素，印度吸引了大量产业转移，推动了该国制造业发展。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尽管印度制造业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程度还较低，但其中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竞争优势在增强。这对中国造成了增加供应链风险、阻碍经济增长、制约科技创新、加剧贸易摩擦、激化政治风险等威胁与隐忧。中国应采取制造业升级转型、打造内需市场、深化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数字化等举措以维持中国在全球链变中的竞争优势。     

中国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路径分析——以中国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为例

2013-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爆发和流行凸现了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面对西非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突发的紧急需求,中国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从多个方面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中国医药专家全力参加埃博拉病毒诊断试剂和治疗药物等的研制,中国政府向多个西非国家提供紧急物资和资金援助,同时支持和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多边体系。然而,从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角度看,中国国内防控传染病的能力尚有待提升,中国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参与国际传染病防控行动的意愿亟需引导和鼓励,中国对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多边体系的参与度和贡献还应进一步提高。由此,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领导力和国际声誉才会得以提高和彰显。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以行为体结构和权力结构为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治理框架内,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国际体系行为体结构的转型方面,国家面临着全球治理的压力和挑战,但它依然是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建设性、破坏性以及积极与消极作用兼具的非国家行为体,其作用十分复杂。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问题是,一方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治理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削弱了霸权的权力与权威,促进了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对全球治理主导权的排他性垄断,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霸权国家防范和阻止新兴国家进入全球治理核心领导层,都使全球治理的霸权特征得到凸显,并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公共产品问题探究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但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等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愿望和能力却呈不断下降趋势。于是区域联合提供公共产品就成为当前的重要渠道。与世界其他区域相比较,东亚有自己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多元化及外部干预多,导致区域公共产品供应不足。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区域大国,中国应该承担起符合自我身份的区域公共产品供应的责任。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的责任定位:基于全球问题属性的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中两极对抗的体系特征消失,一方面国际社会因缺乏主导性力量而进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另一方面各国之间又因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从而产生了种种新的威胁。尽管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收效甚微。全球治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面临重大困境和挑战,亟须变革。全球治理转型研究应当从全球问题本身的特性出发,基于不同类别的全球问题,选择不同的治理主体和治理路径,合理引导全球事务及其治理。中国应主动引领这一转型,一方面实现全球问题的善治,另一方面在新的国际治理体系中谋求有利的地位。     

战争、和平与全球治理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战争的爆发与和平的实现既受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是国内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裁军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重要因素,然而,当今国际社会在裁军方面的进展十分缓慢。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安全形势令人担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有增无减以及恐怖主义的蔓延继续威胁着国际社会,原先的国际治理逻辑已不再适用。为消除战争、增进和平,重塑全球治理机制的呼声愈加高涨。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引入新的治理机制,对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加以管理。世界各国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以议题关联为核心的治理手段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为提升和改进全球治理的效果,国际社会必须引入具有动机的激励机制,建立起可信和可核查的制度,对违反协议的国家实施惩罚和制裁,这不仅是国际协议和国际行动成功的关键,也是确保全球治理有效性的不二选择。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数字全球化、数字风险与全球数字治理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全球数字风险和危机日益凸显，全球数字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紧迫议题。厘清数字全球化的概念和特征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当今全球化转型与发展的大势。数字全球化既为世界发展带来机遇，也容易诱发数字鸿沟、数字博弈、数字霸权、数字冷战、数字安全、数字垄断、数字极化、数字政治化、数字自由、数字隐私权等诸多数字风险。为有效应对这些风险，全球数字治理应高度关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伦理、数字舆论、跨境数据流动、数字规则等重要议题，筹谋制定好全球数字治理战略和政策，努力实现数字世界的公平性、非歧视性、非霸权性、开放性、高效性，加强全球数字治理的问题意识，树立全球意识、时间意识、总体意识、创新意识、前瞻意识，在维护国家数字利益的同时促进全球数字福祉。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

近年来"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与讨论。目前,中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俱增。与此同时,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程度大大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加深。因此,在当前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探索全球治理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安全等机构的治理改革,增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际关系失序化与中国的战略思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关系的失序化日趋明显,其原因主要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日益下降;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不作为与胡作为;基于权力的扩散,非国家行为体不断介入国际政治;世界各国在全球治理方面规则的缺失;世界主流经济理论过度强调市场的作用.国际关系的失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对中国国家利益日益全球化的现实将构成潜在的威胁,但对中国有效塑造国际经贸秩序却是一种机遇.     

跨国城市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自主治理”的视角

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种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在其治理过程中很难阻止搭便车现象的发生。同国际层面气候谈判的滞缓进展相比,跨国城市网络以一种更为灵活的自主组织性行动来克服全球气候政治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本文通过引入公共经济学中的"自主治理"理论,以城市气候保护网络(CCP)为例,分析跨国城市网络在气候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即跨国城市网络主要通过多中心治理模式(低授权性、高包容性、公共产品易私有化性、网络杠杆性)和社会资本网络化(高社会资本性、网络知识共同体、内部基准治理),实现了在外部强制力缺失的情况下网络内部的有效激励、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同时促进了网络合作联盟的不断扩大,为气候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提供了新的动力。     

浅谈全球治理理论及其制度治理实践

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日益发展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现 ,使得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全球治理的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它不仅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问题 ,更是目前国际政治中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本文首先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论述了全球治理兴起的原因 ,并引入国际制度的概念对这一全球治理途径进行了阐述 ,最后对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做一个整体评价     

编者的话

时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本期刊出的三篇文章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公共产品属性。袁正清和赵洋指出,该倡议虽然源自中国,但同时也是中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因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中国积极在国际组织中设置议程,嵌入理念话语,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扩散新观念,并提高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与效率,使这一倡议成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