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随着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以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正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城市气候变化主场外交、气候城市联盟和碳市场治理这三个层次出发,研究全球气候治理多边层次的突破性进展。在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多元化这一大背景下,城市在这一治理体系中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城市在气候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承办历次全球气候大会;构建跨国城市气候治理网络对话和共同行动平台,以及培育城市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碳市场。城市是试验性全球气候治理的先锋,其政策实践虽然基于地方,却又通过国内和跨国网络传播到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其他部分,从而推动着体系的发展和转型。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跨国主义范式——多元网络化发展的特点、动因及挑战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综合性解决路径,清洁能源利用在各国的迅速崛起推进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能源秩序变革以及全球清洁能源善治提出新的诉求。在发展实践中,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日益呈现出一种基于多元主体参与且呈网络性拓展互动模式的跨国主义范式。本文基于对三种全球治理范式的理论探讨,深入分析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路径及其特点。全球气候能源战略格局转型、国家间互动中清洁能源的"去地缘化"属性以及私营部门的兴起从不同层面推动了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进程。但这一进程也受到多元治理格局碎片化、体系中的"南北分割"以及"治理的再地缘化"等现实挑战的阻碍。在此研究基础上,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气候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能动性。     

全球治理中跨国倡议网络有效性的条件分析

本文旨在分析跨国倡议网络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有效性的条件。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层次,跨国倡议网络在提出新议程、影响国家政策、建立和传播国际规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借鉴社会运动的理论,提出政治机遇结构、动员结构和框定是跨国倡议网络有效性得以发挥的三个重要条件,并以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的案例对此进行了验证。     

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基于公共性的回归

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公共危机,全球治理彰显了一种新的公共性的特征。在政治权威方面,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危机治理之中,带有公共特点的私有权威正在公共治理中崛起;在公共领域方面,公共性不再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全球社会和全球公共领域之间的疆界变得复杂;在公共产品方面,公共性超越了普通公共产品所带有的工具性和经济意味,更多地体现为公共实践。由此可见,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重要性正在增强,但这种公共性已不再需要对其设置特定的边界,它正逐步演变为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系列实践,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归。其中,中国也努力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负责任地提出了"中国方案"以及参与或主导建立若干全球性机制等实践,推动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扩大。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会议和2019年马德里气候会议大体上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迎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行动转向",转向全面执行法律制度的行动阶段。这是全球气候治理30多年"法制化"演进的历史性成果。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不断普及和深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紧迫性的不断增强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驱动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这种"行动转向"。这种"行动转向"在全球层面上意味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等机构的职责、功能与角色将随之变化,主要是要发挥好贯彻、监督、政治动员、搜集处理和公布各种信息等功能,同时还要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转变成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发动机和总动员处;在国家层面上意味着各国的核心任务和行动也要随之改变,主要是要切实履行好《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下的各项职责与义务,同心协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低碳发展)的"转型点"早日到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中国要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落实,在立足国内的前提下,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宗旨,通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统筹协调好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气候治理行动,积极构建全球气候命运共同体、地区气候命运共同体和国家气候命运共同体,并努力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全球治理中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与中国参与——基于WTO、CPTPP和RCEP的比较分析

世界各国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制定的不同规制造成了数据流动壁垒,但数据流动的全球性、数据要素市场的依赖性以及数字经济的整体性均呼唤国际社会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全球治理。鉴于充分的国际法治供给是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的基础,我们应当构建以"善治"为宗旨、以"规则导向"为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归宿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三维框架,借此阐释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的应然状态。当前,国际法治供给不足与需求旺盛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是造成跨境数据流动国际法治贫困的主要原因,虽然WTO、CPTPP和RCEP等多边和区域机制对规制跨境数据流动均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制度回应,但仍存在多边规制发展滞后、区域规制碎片化以及共识性合作缺乏的治理困境。本文认为,在三维框架的指引下,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应坚持从区域规制向多边规制的形式转型、从"软法"向"硬法"的性质转变,并且一定要明确宽泛灵活性规则的明晰适用机制。中国在参与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时,应将国内规则外化的接轨性法治建设与国际规则内化的对接性法治发展相结合,以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数据治理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主张能力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中国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路径分析——以中国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为例

2013-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爆发和流行凸现了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面对西非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突发的紧急需求,中国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从多个方面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中国医药专家全力参加埃博拉病毒诊断试剂和治疗药物等的研制,中国政府向多个西非国家提供紧急物资和资金援助,同时支持和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多边体系。然而,从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角度看,中国国内防控传染病的能力尚有待提升,中国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参与国际传染病防控行动的意愿亟需引导和鼓励,中国对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多边体系的参与度和贡献还应进一步提高。由此,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领导力和国际声誉才会得以提高和彰显。     

共生安全：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新理念

传统公共产品理论通常认为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中,特别是在安全领域的供给中,霸权国和全球性国际组织承担着主要的供给责任,其研究也主要是以"霸权稳定论"为逻辑基础,认为霸权国在国际体系的构建与维护中会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美国作为霸权国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主导者,可以为国际安全及地区安全保驾护航。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种霸权供给思维体现的是一种"寄生"逻辑,结果是美国在国际及地区层面上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更类似于一种"俱乐部产品"或是一种私人产品的正外部效应,这种依霸权而生的主体性行为非但维护不了霸权式供给模式的有效性,还极易受到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调整的影响而出现供给缺失,或干扰其他供给模式有效性作用的发挥。当前这种霸权思维已经不能满足世界多极化实践活动的思维需求,在多极化快速发展的当下,急需处理好"主体性与共生性矛盾统一的问题"。而"共生"思维则既看到了关系间的互斥性也看到了其互利性,"共生安全"可以突破传统安全困境的束缚,以共生发展的逻辑思维来改善安全关系、变革安全秩序、优化安全结构。共生安全意味着安全的目标由"生存"走向"发展",由"和平"走向"公平""正义"。在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需要在规范和实践上改革和创新供给产品和供给体系,在建制、改制、创制上与时俱进,填补供给缺位问题,最终实现全球安全治理的新局面。     

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治理机制研究

迄今为止,卫生治理的历史经历了国内卫生治理和国际卫生治理两种形式,但都无法应对全球化冲击下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因此需要创造一个新的全球卫生治理结构来促进政府间行动的协调。全球卫生治理有两个要素:第一需要通过国际人权机制中的健康权给全球不同层次的各类行为体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奠定具有共识性的价值基础;第二需要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国际法规则来促进多主体参与的合作协调机制。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分析

全球治理是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而出现的一种世界秩序观.所谓全球治理,是指国际社会的多元行为体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增进共同利益,在全球层面的各个领域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过程.它强调世界的整体性特征,力图建立一个全球多行为体、多层面和多维度的治理网络.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形成了新的多主体的互动过程.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兴行为体,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广泛参与了全球治理过程,体现了全球治理的价值和发展趋势.研究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网络中的角色、地位与作用,将有助于推动非政府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开展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广泛联系与合作.     

中美摩擦的国际规则之争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美之争是全球治理陷入当前困境的外在表现。全球化发展至今,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全球治理最大的困扰,如何在全球权力结构变化之下调整治理思路、模式以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具有跨界特征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现有的全球治理具备了奥兰·扬所提出的国际制度变迁的内部矛盾、权力结构变化、外部压力等要素,已处于明显变革之中。与全球治理并行推进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议程"),以新型伙伴关系合作、多元化等核心理念获得了全球最大范围的支持,并由于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而承载着全球治理的责任。"2030议程"在理念普适性和目标务实性方面的优势,为全球治理以可持续治理为新内涵实现理念的转换和相关实践提供了机会。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主导力量不足以及公共产品匮乏的现状,将严重制约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落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进相关国家、地区的有效发展和治理。~①中国在主动提供治理公共产品的同时,不断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多方参与分享的创新理念提高相关国家的参与能力,为国际可持续治理培育和储备支持力量,并推动解决治理变革的关键制约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得到全球认可和支持,全球可持续治理将不断从中获得现实和潜在的改革动力。因此中国可以更多的担当,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角度,通过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充实,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拉合作——基于南南合作的视角

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和拉美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加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合作是双方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选择,也是中拉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内在要求。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是中拉的重要共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为中拉合作拓展了空间,中拉论坛机制的启动为中拉合作提供了契机。未来中拉双方应该以中拉论坛为合作平台,以加勒比共同体为重点合作区域,以清洁能源为重点合作领域,构筑双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合作路径。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与前景展望

当前,由于各国利益博弈、现实技术水平与成本约束、治理资金短缺与技术转移困难及治理机制的激励约束力不足等原因,使得全球气候治理困难重重。本研究认为,应对当前治理困境,需加快低碳技术的研发推广、完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推进碳汇交易,并构建与现有国际机制的关联机制;同时,随着国际社会对治理必要性、紧迫性的逐步认同与联合一致行动,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新机遇,《巴黎协定》的执行依然值得期待。     

印度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及其治理背景

文章根据笔者调研描述了印度村庄在饮用水、生活用电、村庄道路等六项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以及供给渠道、行政体制、资金和管理维护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从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分析了印度的治理背景和基层治理结构,并指出完善治理是提高供给效率的根本。     

《巴黎协定》后的全球低碳“马拉松”进程

历经四年谈判,2015年底的气候大会最终通过了决定未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格局的《巴黎协定》。然而,气候变化科学本身具有的特殊性、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异步性、能源结构转型的长期性,以及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差异性,都决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不是百米赛跑,而是场马拉松。《巴黎协定》提出的"自主贡献+盘点"的模式已为"马拉松"的基本原则定调,未来对协定的落实和细化也应充分尊重各国国情和能力,通过国际社会的合作让各国尽快步入低碳化进程,而不仅是限制大国排放。对中国而言,以较低的累积排放量尽早达峰,既是完成本国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的客观要求,也是为更好地参与和引领全球低碳"马拉松"进程打下基础。     

试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

本文着重对近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诸途径加以梳理,提出组织跨国活动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直接途径,与国际政府间组织相协调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影响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而影响国家政策、参与地方治理则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完善全球治理的有效方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途径有效参与全球治理所产生的影响也作了一定的分析,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因此而加强了自身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时对当代国际体系的发展和演变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推动自主发展：全球文明倡议下中国对非洲治理援助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核心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模式，以平等的方式推动文明间互鉴，尊重现代化发展的人民性。中国对非援助的核心与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核相契合。长期以来，中国把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作为对非援助的核心主题，在技术和治国理政方面为非洲提供援助，助推非洲实现自主发展。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的冲击，中国对非治理援助也面临新的挑战。全球文明倡议为新时代中国开展对非治理援助提供了新思路，未来应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基础上，积极支持非洲走自主发展之路；在倡导平等互鉴基础上，优化治理援助项目评估；在坚持人民至上的前提下，重视培育非洲治理根基，提升非洲治理效能，助其实现自主发展。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立论基础、内在逻辑与实践原则

进入新时代，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与命运的“高度关联性”是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和立论之基；多极化格局下国际秩序和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构性”是其得以践行的必要条件；安全以及发展利益的“非零和性”是其在国际交往中实践的根本性保障；国际合作的“扩散互惠性”是其实践动力；国际交往的“道德性”从观念层面为其提供了道义支撑。共商、共建、共享三者在逻辑上互嵌、内容上互构、体系上互济，是一个体系严密、层次清晰的科学理论体系。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蕴含明确的实践原则，即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公正合理为方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增加全球公共产品投入为路径发挥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率作用，以开放包容为特征打造全球治理多元叙事体系。     

国外关于失效国家治理的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失效国家"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中的突出问题,针对"失效国家"问题的国际行动已经刻不容缓。本文通过对国际学界现有文献的分析,梳理了解决失效国家问题的三种代表性主张,即"国家重建论"、"主权限制论"和"自然演化论"。文章分析了每一种主张的主要观点,讨论了其理论优势和内在不足,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理论脉络与文献基础。     

大国领导力塑造与中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路径分析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并非简单的经济学问题,而是涉及合法性竞争的政治学问题。在全球治理格局转换的历史阶段,服务全球公益是潜在领导国主动展示良性意图、获得国际支持、赢取战略机会、增强全球影响力的根本性手段。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互惠交换、关系契约与利益贡献程度塑造着领导力的合法性基础。二战结束后,美国依靠多边国际机制、全球军事联盟与自由贸易网络支撑起美式领导力。但冷战后新兴大国逐渐承担治理责任,而美国则在所谓“单极时刻”开始放松自我克制,基于蛮力强制追求全球利益,导致其国际领导力合法性基础受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中国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平台供给新型国际公共产品,从互惠交换、关系契约与利益贡献方面夯实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