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及“国际贡献”

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日本对外战略的既定目标。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自诩“国际贡献大”，主张安理会改革应按“贡献”大小重新排座次。日本的“国际贡献”究竟有多大，其目的何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日本的援非方略及其涉非外援机构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大国”战略目标更加明确。1992年，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明确提出，日本“争取在五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这一目标实现，“等于日本被承认为政治大国”。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深度调整了对非洲的战略，明显加大援助力度，并藉此争取非洲国家对其“政治大国”战略诉求的支持。目前，援助已经成为日本拉近同非洲战略关系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     

森喜朗上台后的日本外交

森喜朗内阁承办的冲绳八国首脑会议，是其首要外交课题，虽有所获，但成果平平。其大国外交，重点是谋求日俄关系取得进展。亚洲外交，将着力打开日朝关系，同时推动与东盟的经济金融合作。多边外交，重点是为它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争取支持，并开展体现“森喜朗色彩”的裁军外交。     

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理念是:印度应推动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保持在全球治理中的战略自主性;全球治理必须尊重国家主权;南亚应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地区。秉持这些理念,印度参与了许多领域的全球治理,并做出一定贡献。但印度在全球治理中仍面临目标与能力之间存在落差、话语权较弱、全球治理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周边国家疑惧等挑战,这些挑战限制了印度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浅析中印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动因

在中印多边外交的发展和实践过程中,两国逐渐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内找到了利益交汇点。因此,中印两国都在积极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国希望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提升与其他金砖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印度希望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为印度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创造新的条件,并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     

印度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大国关系

冷战后 ,印度把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其大国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印度的“常任”诉求难以回避与德、日、巴 (西 )等候选国的竞争和博弈 ,更要取决于印度与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关系互动。作为“五常”之一的中国就此应采取什么态度 ,关乎中国的战略利益。     

海权视域下印度参与印度洋安全治理：理念、路径与成效

自独立以来，印度就以掌握印度洋海权为其海洋政策的根本目标。为实现其海权抱负，近年来印度积极参与印度洋安全治理，力图借此扩大其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和军事存在，并排挤域外大国。为提升其海权，印度在与域内国家的合作中试图树立“友好警察”形象，强化其在印度洋安全治理机制中的主导地位，重点加大对印度洋地缘政治热点地带的安全治理投入，并利用区域安全治理限制特定大国的影响力，巩固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通过上述措施，印度有效提升了其在印度洋地区的海权，但其在安全治理中“夹带私货”的行为也对印度与部分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造成了负面影响。     

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新趋势与中国的应对方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政治经济与生产格局深度调整，触发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与重构。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五大领域：大型区域协定规则制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外资安全审查、数字领域投资治理以及可持续发展。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有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动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组、国际投资格局变化、西方技术民族主义盛行、数字经济治理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都影响着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变革。参与国际投资规则构建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中国需要加强国内规制建设、扩大内外投资市场空间、构筑投资协定伙伴网络、提高议题设置能力以争取规则制定话语权，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外资安全审查协调、数字经济领域投资治理、可持续发展导向方面积极作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投资治理提出具有“全球价值”的“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

一、全球治理成为可能的几种治理因素“全球治理”这一命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关系学界逐步受到重视(罗西瑙在其著名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中最早提出了“治理”的学术意义,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赫尔德主编的《全球治理》更深入地发展了全球治理的     

从联大决议看安理会改革中的否决权问题——以联大第76/262号决议为例

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否决权机制自确立至今，已持续运转70余年，它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国际社会要求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的呼声长期存在，其中否决权机制常被列为改革的首要问题。近期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具有的“一票否决权”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2022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76/262号决议，规定一旦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将自动触发联大召开会议的机制。尽管决议并未从实质上阻止五常对否决权的行使，但新增的联大辩论程序将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时所面临的外部约束和国际道义压力。在中美竞争加剧和俄美欧关系紧张的当下，联大第76/262号决议会对五常分别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21世纪的核印度

冷战后时期，防止核扩散已成为国际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1996年9月全球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使“我们的世界朝着更为安全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然而，印度不仅逆世界潮流而动，拒签《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核试条约》，而且在世纪末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进行核试，从而成为“完全的核国家”。因此。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探讨一下核印度的成因并分析印度的核战略和核政策，就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印度力争成为军事工业大国

印度力争成为军事工业大国刘晓飞潘小珠印度通过执行长期经济计划，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已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现正努力争取实现在本世纪末成为“世界中等强国”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总目标，它在重点发展经济，加强科研的前提下，侧重发展军事力量，力争在２１世纪称霸...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立论基础、内在逻辑与实践原则

进入新时代，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与命运的“高度关联性”是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和立论之基；多极化格局下国际秩序和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构性”是其得以践行的必要条件；安全以及发展利益的“非零和性”是其在国际交往中实践的根本性保障；国际合作的“扩散互惠性”是其实践动力；国际交往的“道德性”从观念层面为其提供了道义支撑。共商、共建、共享三者在逻辑上互嵌、内容上互构、体系上互济，是一个体系严密、层次清晰的科学理论体系。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蕴含明确的实践原则，即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公正合理为方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增加全球公共产品投入为路径发挥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率作用，以开放包容为特征打造全球治理多元叙事体系。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程序与决策——以对日本的影响为中心

随着60届联大的闭幕,围绕着扩大安理会进行的一系列论战也告一段落。但是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如联合国的发展方向、安理会的作用以及联合国改革的未来影响等都值得去重新思考。在这些问题中,安理会的扩大、加入的程序、成员国的资格等也都需要再继续认真研究。对于所有国家来说,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涉及程序性的问题,也涉及策略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实现“常任梦”。从这种意义上说,日本“争常”的思想与行为对于深入研究联合国改革及其影响具有典型意义。     

编者的话

时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本期刊出的三篇文章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公共产品属性。袁正清和赵洋指出,该倡议虽然源自中国,但同时也是中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因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中国积极在国际组织中设置议程,嵌入理念话语,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扩散新观念,并提高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与效率,使这一倡议成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坐标。     

印度的科技能力及其发展

５０年来印度历届政府重视发展科学技术，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政策，现已取得很大成就。在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印度科技兴国的思想进一步加强，把发展高科技作为提高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立志要在下世纪初叶成为信息、生物技术大国和核大国，争取２０２０年成为世界...     

印度的科技发展与面向21世纪的宏图

印度的科技发展与面向２１世纪的宏图华碧云印度一贯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在科技飞速发展、经济增长与科技息息相关的今天，印度又有很多新的思考，进一步加强了科技兴国的意识。现在的联合政府把发展高科技作为提高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争取２０２０年印度成为世界第...     

略论印度外交成熟与不成熟的两重性

印度外交具有成熟与不成熟的双重特点,这是印度外交的重要特点。其成熟性体现在其外交的连贯性、实用性、自主性,其不成熟性表现为战略摇摆,僵硬性与冒险性。把握印度外交的两重性特征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印度外交,在中印关系中争取主动。     

智利新总统皮涅拉

2010年3月11日，米盖尔·胡安·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埃切尼克（Miguel Juan Sebastian Pinere Echenique）正式宣誓就职，成为智利共和国新任总统。皮涅拉于1月17日作为反对派联盟“争取变革联盟”的候选人，以51．7％的得票率在大选中获胜，成为智利52年来首位通过选举当选的右翼党派总统。这位在智利“2·27”大地震后就任的总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经济全球化、人的安全 与治理

人的安全是人的发展之重要条件，它包括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人的不安全性，具体表现在全球性生产、人口迁徙、生产的新模式、传统领土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资源竞争、相互依赖与领土主权原则之间的冲突，对人的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难以单独有效地应对人的安全的难题，在人的安全治理上不仅需要国家的治理结构，还需要一个以人的发展为原则的全球治理结构。面对人的安全，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以合作姿态来帮助相关国家解决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作为超国家主体干预发展中国家；它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全面治理结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安全结构；治理的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但是，目前由于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效果不彰。要改善人的安全的治理结构必须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民主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