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区域合作安全的尝试——兼论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新问题

早在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就在安全合作的冲突管理和干预方面有所尝试.冷战结束后,非军事性的冲突因素影响上升,预防冲突成为国际社会探索多边安全合作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领域.上海合作组织覆盖的广大地区包含了丰富的潜在冲突因素,解决区域内国家、社会、民族和宗教层面的矛盾已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主要方面.在通过预防性外交解决了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斗争取得明显效果后,上海合作组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合作机制正在形成,并有望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新型的预防地区冲突体系.     

走进第二个十年: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上海合作组织已走过了十个年头.在这十年中,上合组织在解决成员国边界争端、打击"三股势力"、发展地区经济和构建中亚"和谐"地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即将迈入第二个十年时,上合组织还须面对加强地区稳定、夯实经济合作基础以及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等问题.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下,上合组织将把握发展机遇,化挑战为合作契机,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战略机遇期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龙象并肩”:中印非传统安全合作

非传统安全合作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新焦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跨国有组织犯罪、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移民难民、复合性自然灾害、自然资源枯竭或跨界资源冲突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严重威胁着区域安全,东亚和南亚地区也不例外。审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地缘相连的竞争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印双边非传统安全合作,从传统安全角度看,长期以来存在的领土争议是阻碍中印关系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从非传统安全角度看,中印之间的合作交流却超过以往。中印之间存在的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关联,经济安全、能源安全、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水资源安全、流行性疾病、海洋安全、生态安全等领域是双方能够实现合作的非传统安全优先领域,而"和合主义"理念范式与"多元共赢"合作模式为中印之间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从而展示出中印共同携手发展的可能与前景。     

新形势下的上海合作组织: 挑战、机遇和发展前景

上海合作组织最早呼吁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是中亚反对三股势力的中流砥柱。“9·11”后,反恐战争使美加强在中亚的存在和影响,上海合作组织面临在中亚安全中主导作用下降等挑战,也存在安全环境改善等机遇。各成员国积极采取双边或多边措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加强合作。2002年6月举行的圣彼得堡峰会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为其深入发展和迈向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与前景

基于共同面临安全威胁的考虑,为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阻止冲突范围扩大(阿富汗内战),以及开展经济合作,中国、俄罗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六国元首于2001年6月在上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理念基础与转型

上海合作组织是欧亚地区重要的多边安全组织,在传统安全威胁并未消失的形势下,上合还要面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非传统安全的多重影响。国际社会安全体系出现新的特征,要求上合组织必须在已有的安全合作精神的基础上,实现合作的理念创新和转型。本文总结上合组织互信机制的基础和安全合作理念的基本因素,强调安全合作转型必须以"上海精神"为重要基石,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主要动力,以"新安全观"为核心精神,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思想的指导下,通过经济合作转型带动安全合作的全面综合转型。     

探析中俄地区安全务实合作

中俄在许多安全领域具有共同利益，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也有较为坚实的政治、经济和历史基础。在新的安全环境下，中俄双方需共同努力，在以下方面推进务实安全合作，保证战略稳定和地区稳定：共同推动上合组织有效履行维护地区安全责任；在战略互信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军事合作；加强维护地区安全方面的合作；深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开放 包容 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对外交往回顾与展望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年来,摒弃冷战思维,紧扣时代脉搏,以追求合作的"新安全观"为统领,坚持开放透明的运行原则,对外交往机制不断完善,观察员、对话伙伴和阿富汗联络小组等为周边国家参与组织合作提供了便利.上合组织积极参与同国际组织的对话与合作,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当前,中亚各国政局起伏跌宕,"三股势力"蓄势待发,美国急于从阿富汗抽身而退,"后反恐"时代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走向难以把握.面对这些复杂的地缘形势和安全局面,上海合作组织在完善内部机制建设的同时,应加大制度创新力度,满足外部各层次的合作需要,更加积极地开展与外部世界的合作.着眼长期,上海合作组织应循序渐进地推动组织发展壮大,为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上合组织建立预防地区冲突机制的实践意义

冷战结束后,非军事性的冲突因素影响上升,预防冲突开始成为国际社会探索多边安全合作理论和实践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上海合作组织覆盖的广大地区包含了大量潜在冲突因素,解决区域内国家、社会、民族、宗教层面的矛盾正在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早在“上海五国”时期,各成员国就在互信、协商的前提下,通过预防性外交解决了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在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取得明显效果后,上合组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合作机制正在形成,并有望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新型的预防地区冲突体系。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美中未来合作领域

随着"世界范围内他者的崛起",世界权力逐步向单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分散,美国单边主义做法难以为继,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越来越重要.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美中合作尤为重要,并存在着一系列合作议题.在核不扩散、朝核问题、地区安全机制等传统安全领域,"失败"国家、人道主义援助与灾难救援、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海事、航空、网络等国际公地,都有足够的合作空间,中美双方应加强对话与合作,以推进国际多边合作.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亚丁湾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与机制建设

海盗活动的日益猖獗使海上航行安全问题再次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在20国海军40余艘军舰的巡航下,亚丁湾暂时风平浪静,索马里海盗活动大为收敛,但远未就此罢手,劫船事件仍时有发生.     

试论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东盟国家间关系的推动作用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促使区域层次开始凸显为国家间安全合作的主要平台,安全地区化态势使地区合作成为一种新的安全、发展和战略思维。东盟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进展以金融危机为分界线,随后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爆发促使该领域的合作在地区层面展开。通过对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东盟国家合作的多层面分析,可以推断,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在广泛领域内推动东盟国家间合作,而不仅仅局限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非传统安全视野下中国与东盟警务合作机制研究

一、中国与东盟各国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近年来，中国积极与东盟各国加强对外合作关系建设。通过“10＋1”与“10＋3”会议机制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等形式，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发展。但是，中国与东盟同样也共同面临着非传统安全的严峻挑战。     

东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架构与中国的策略思考

在东南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存在3个层次的合作机制。东盟主导下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深化缓慢,执行乏力,主要扮演着合作的倡导者和规划者的角色;成员国间的双边或多边小范围合作机制是东盟合作计划的实施者,但合作领域单一,能力有限;区外西方大国主导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相结合,发展迅速。这3个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竞争。面对东南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的独特架构,中国需进行策略思考。     

挑战与机遇:东亚一体化视野中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当前,传统安全威胁较冷战时期大为减弱,而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危害国家和地区安全甚至全球稳定的主要因素。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较为成功,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客观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非传统安全合作增强了东亚国家的相互了解与互信,培育了地区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促进了东亚合作机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为一体化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结构支撑。另一方面,东亚特殊的安全格局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矛盾使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蕴涵了重要机遇。     

论中日韩安全合作

中日韩安全合作可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催生了中日韩合作,传统安全合作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扭转地区安全范式上有了初步成果。三国的实质性合作存在结构性机会,即非传统安全合作稳步推进的同时,以危机管理作为传统安全合作的突破口,非传统安全合作能够对其产生溢出效应。目前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相关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但能够通过高层沟通增加互信,向＂协治安全＂前景发展。     

中国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边疆邻国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地缘政治与周边环境复杂。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互镶嵌,安全互依互保。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复杂多元,互为关联,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涵盖地缘、认同、利益与网络等不同安全场域,并融入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之中。在新形势下,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新难题,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促进国际与国内相涉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加强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性治理,才能有利于推进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澜湄地区的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涉及跨境犯罪、社会公共卫生、水与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犯罪等广泛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联动性的结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自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多视角研究,但对于该机制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相对缺乏。长期以来,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属于“碎片化”治理模式,机制拥堵,治理政策、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分散,且缺乏持续性,导致安全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从合作治理内容、结构、参与主体等方面,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步向“平台化”模式演进和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澜湄地区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已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点合作内容,未来澜湄合作需要在治理范式创新、多层平台搭建、早期项目设计和收获等方面完善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持续推动澜湄合作拓展和深化。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评析

在全球化、区域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成为影响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最为主要的障碍之一。本文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及其影响,并探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