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者",强调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宣扬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运用竞争、对抗、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处理对华关系。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注重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以增强美国自身竞争力为基础,以构建复合型阵营为依托,以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威慑为重点,以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围绕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极端竞争"布局谋势。在气候变化等领域,拜登政府也展现出对华竞争意识。美国两党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方面的共识更趋突出,通过推动《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等举措配合拜登政府。随着拜登政府全面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中美良性互动面临新的复杂考验。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自由鹰派与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北大核心

拜登政府执政后,秉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自由鹰派全面重掌外交安全领域权力,将修复美国霸权作为优先工作,并据此维持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对华战略竞争。相比之前,自由鹰派完善了对华竞争的战略逻辑、细化了相关政策布局、调整了竞争的限度空间,使之更加符合民主党的总体议程,但其政策推进面临内外挑战。自由鹰派主导下的对华战略竞争并不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利益,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需要美方更加理性务实的政策。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嬗变(1979-2020)

中美建交40多年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一段非常不平凡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战略协调、非敌非友、利益攸关及战略竞争四个阶段。中美关系不同阶段的性质塑造了不同的美国对华经济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差距开始明显缩小。在此背景下,美国两党就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展开了辩论,基本上一致认为,美国在经济上奉行的对华接触容纳战略并没有将中国嵌入到美国领导下的霸权体系之中,中国反而利用美国提供的战略机遇迅速成长为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宣告了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失败。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不仅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及"修正主义者",而且还开始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迈入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已经将中国的战略角色定位为其霸权秩序的"战略挑战者",其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规制中国的经济竞争,旨在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对华经济战略重心的转变将会对双边关系的性质及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也会对世界秩序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战略变迁、战略逻辑与战略影响

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的趋势已成为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重要特征,其间美国历届政府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定位呈现不断增强的态势,基于亚太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提升,美国不断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意在维持和巩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单极霸权,其所形成的战略构架主要体现在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已常态化,军事威慑力显著增强;不断加大在亚太地区经贸合作中的介入和影响,推进在经贸领域的战略渗透;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加快表现的战略焦虑和为防止“美国衰落”及为巩固其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对华关系从确定“接触”和“建设性关系”演进到“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对华遏制的成分不断凸显,由此中国不断增大的发展成就和国际影响力成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驱动因素中最重要的变量。时至今日,强化联盟体系、实施战略围堵、注重规则制衡、聚焦高新科技竞争与封堵已成为美国对华遏制和防范的新动向。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通过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推进价值观外交成为美国构筑联合制华阵营的重要策略。同时,中美作为世界重要大国,面临人类共同的危机和挑战,基于两国间共同的利益交汇点,在共存环境...     

拜登政府对华态势考察：非战略军事阵线

拜登政府执政八个月,在战略军事领域不断强化和升级对中国的戒备、威胁、围堵和反推。在战略军事阵线之外,拜登政府的对华态势和行为更加凸显竞争和对抗。它在贸易领域持续挑起涉华贸易争端和发动主要针对中国的供应链重组;在高新技术领域全面施行高技术"脱钩"和遏止;在外交领域推进旨在围堵和孤立中国的涉华盟友外交。在中美合作方面,可能的具体合作必然甚为有限,并且与两国间在世界威望、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意识形态影响和经济/技术方面的竞争复杂交织。拜登总统将中美之间愈发激烈的竞斗当成更广泛的全球意识形态竞斗,怀着一项自命的使命("拜登主义"),即面对所谓"专制主义的威胁"和21世纪的其他挑战,要证明民主依然管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总纲正在浮现:中国是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近乎全面的"敌对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的相关目标不仅是对华竞而胜之,而且是对华完胜。中国既要不低估拜登政府的能力和已取得的效果,也要密切注意其客观困难和主观表现的上下波动,因而须对拜登治下的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多方潜能进行经久的开放性观察。量力而行、量利而行、注重成本、提防风险应当是起码的和迫在眉睫的基本方针,以此为前提才可正确谋划长远的未来方向。     

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

为确保对华战略竞争效果，拜登政府从叙事的情境、角色、情节等方面进行对华话语设计，建构了“美国领导世界抵抗中国‘威权威胁’”的主导性叙事，并采取“天使/恶魔转移”及因果故事等叙事策略，加强其说服力。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意在国内外塑造一种对华认同，为其对华竞争战略提供合法性，以削弱中国影响力。这种对华叙事是“东方主义”认知偏见下对中国“他者化”的体现，彰显了美国的霸权和冷战思维。面对拜登政府对华的污名化叙事，中国可对其叙事进行解构，并建构一种竞争性叙事或反叙事，以消解其负面影响。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战略回应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即防止中国崛起为势均力敌的战略对手,但对如何防范中国崛起却充满了争论,这主要源于美国各界对“中国崛起”认知存在分歧.与此相一致,美国对华战略也经常表现出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源于其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但受国际环境、利益需求和国内政治的掣肘,“认知”并不能简单地转化为政策.在中美利益高度融合的背景下,美国实际上缺少应对中国崛起的有效手段,这凸显了美国对华战略困境.     

拜登时期美国对华舆论态势评析

拜登上任后，美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华舆论战。这场旨在与中国进行“系统性竞争”的舆论战呈现出不少新特征：一是全政府性，即美政府各机关、各界政要全面参与；二是全舆论性，即美各类媒体、期刊、智库与NGO报告及公开发表的政府文件、文告等一起发声，成梯次配合态势；三是全西方性，即美与其西方盟友在对华舆论攻击方面协调默契、表现出空前一致性；四是全议题性，即反华议题包罗万象。美国对华舆论战恶化了美涉华舆论、决策氛围以及国际舆论氛围，成为对华决策难以理性化以及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重要根源。     

拜登政府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框架及其内在缺陷北大核心

拜登总统上台后,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逐渐成型,特点日益明晰。该战略聚焦于意识形态和网络安全领域的竞争态势,以国际机制和盟友为抓手打造新兴技术与全球规范层面的美式霸权,以国内网络安全和新兴技术政策助推国际政策实践。然而,拜登政府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有其内在缺陷,有违历史潮流。意识形态攻势在数字时代已成冬箑夏裘,美国江河日下的国际规则制定权与其网络霸权之间的落差一时难以弥合,美国国内政治的掣肘与过度安全化和地缘政治化的理念更使得其网络空间政策进退失据,但是拜登政府的网络空间政策对中国技术、经济和政治发展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必须审慎应对。     

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但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着重要区别,如更加注重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更多利用盟友体系和多边机制,强调"巧竞争",不排除与中国的必要合作等。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将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将更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一个竞争性越来越突出的双边关系善加引导和塑造。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存在竞争加合作型、竞争主导型和竞争-冲突型三种互动模式,两国应着力避免竞争-冲突型关系模式,争取竞争加合作型关系模式,确保良性竞争主导型关系模式。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思路

"9·11"事件后,美国战略精英在对华战略上取得了共识,这一共识是对华战略中的自由主义思路、现实主义思路和新保守主义思路的"三合一"。布什第二任期将延续这一对华战略,其中更多地体现现实主义思路和自由主义的思路,而具有"反华亲台"特点的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将会受到一定的抑制。"9·11"事件后美国对华战略共识的达成冷战后,由于前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美国对华战略就像美国的大战略一样失去了"定位仪"。美国两个政党之间、主流精英     

美国文化渗透战略及其影响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一直奉行文化渗透战略,积极构建对外文化渗透的制度框架,同时不断强化对外文化渗透的手段和渠道。当前,美国对华文化渗透不但直接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华构成了严重挑战。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50年

自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之内的中美关系经历了1972—1989年、1989—2017年以及2017年之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制衡、塑造与争胜先后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逻辑核心。在第一阶段,美国对华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借重以制衡”,即借助中国来平衡苏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被美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在持续时间最长的第二阶段,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通过“接触以塑造”,希望塑造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以及对外行为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一度被美国视为潜在的战略伙伴。在2017年以来的第三阶段,美国试图通过“竞争以制胜”,防止中国的发展超越美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全面转向消极。50年来,中美关系经历过两次转向和重构,目前第二次转向和重构仍在进行中。过去50年,中美关系总是关系到美国全局性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涉华部分超越党派之争,有着较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很多议题和提法都长期存在,或者早有伏笔。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和竞争面都有明显增长,但竞争面的比重大幅上升。     

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及其困境

顶层大国实力占比面临“关键门槛”时，霸权国为维护霸权地位有可能对崛起国施加“战略阻断”行为，动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对其崛起进程予以阻断。崛起国对霸权国GDP占比存在60%到80%两个“关键门槛”，二战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一般选择在60%门槛前后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自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始，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先后以极限施压和“高强度竞争”对中国实行了两轮全面遏制打压，造成中美关系深度恶化。这是霸权国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的最新案例。由于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逆转和对美实力占比已经越过3/4线，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在充分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并推行成功外交，能够有效反制霸权国的“战略阻断”行为，从而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大局。     

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本质、特点与内在紧张

拜登政府继续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者”并扩展了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其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拜登政府一方面通过国内投资和联盟战略来增强自身实力,并由此确保制度胜出;另一方面又以制度和价值观话语来推进国内议程,重振联盟和伙伴关系,实施地缘、经济和科技打压以遏制竞争对手。中国的“体系内崛起”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相互依存的加强决定了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必然存在内在紧张,并突出地表现在单极维持与多极趋势、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等的矛盾与冲突。同时,这种内生的张力也丰富了我们理解中美关系内涵、观察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视角。     

从前景理论视角看美国的对华战略*

前景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微观的角度理解美国对华战略的心理渊源,从该理论中 “风险预警”、“框定效应”、“沉没预警”、“确定迷思”四个维度进行解读,可以发现,美国无视中国在 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试图从冷战思维、地缘政治、霸权更迭等维度解读中国的权利 诉求。显然,这种思维有悖于两国所倡导的“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 就美国而言,它需要换一种 角度或视角思考中国的实力发展及其在全球治理、地区一体化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就中国而 言,国家在发展的战略上要善于运用国际规范或干预机制化解误解与错误知觉,在国家责任、国际 关系、全球利益几个层面做到有效的均衡。     

美国对华战略演变与中国和平发展

美国的对华战略目标是美国经济利益、战略利益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产物，中美关系的发展正是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目标中的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台湾问题的实质是中美关系问题，也是未来可能导致中美对抗和冲突的问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努力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但决不允许事关中国根本利益的台湾问题走向反面。     

试论美国对华的对冲战略

美国对华实施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一方面深化融合政策,承认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正式成员,进而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与美国一起维护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则采取新的大国结盟战略,强化亚洲安全合作,进行一系列军事调整,对中国进行现实型的军事威慑与围堵.美国力图以此对华促变,化解中国崛起对美国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美国对华“新冷战”的演进逻辑

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的严重冲击需要超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新阐释。基于权力具有超物质性的新认知,"复合冲突论"认为国际冲突是权力、制度、观念三者竞争效应叠加的产物,冷战亦不例外。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既是中美关于经济议题的权力竞争,也是关于"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的制度竞争,因而实际上成为了美国对华"新冷战"的前奏曲。不仅如此,中美关于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分歧,也呈现出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共同围堵"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从而凸显出中西方之间制度竞争的底色,因而成为了美国对华"新冷战"国际总动员的一个重要抓手。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危机,不仅骤然加剧了中美业已存在的权力竞争,而且还因不同抗疫模式的制度竞争而剧烈地冲击了中美关系,因而成为美国加速对华发动"新冷战"攻势的突破口。"自由/专制"和"先进/落后"的这种西方认知世界的"二元对立"框架,不仅塑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审视新冠疫情和中国角色的叙事模式,而且还因这种叙事模式受到冲击而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因而成为了美国决意对华发动"新冷战"的文化根源所在。